法国怎样成为欧洲各国中一个首都权威高于所有地方，但又与地方融合的国家的
首都相对于其他城市更有政治优势，既不是因为它的位置、规模，也不是因为它的财富，原因在于政府的性质。
伦敦拥有与某些国家相同的人口，但它却并没有给大不列颠带来最大的影响。
美国人不会认为纽约人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事实上，纽约人自己也不会去想只靠他们的意愿可以作出什么决策。尽管现在纽约的人口和革命时期的巴黎人口相当。
在宗教战争时期，巴黎的人口与一七八九年时巴黎的人口总数一样多。但巴黎只靠自己，还不能决定任何事。投石党运动时期，巴黎仍然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直到一七八九年，巴黎就能控制整个法国了。
一七四○年，孟德斯鸠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在法国只有巴黎和其他偏远城市之分，因为巴黎还没空去吞并它们。”一七五○年，有个性格怪异但很有学问的侯爵叫米拉波，他谈到巴黎但并没用这个名字，“首都是很重要，但如果头长得太大，身体就会被压垮，那时就会全完蛋了。如果外省对巴黎过度依赖，外省人民被当作二等国民，如果这些地方没有办法得到认可，又不能为人们提供追求事业的机会，优秀人才都涌向首都。那时会发生什么呢？”他说这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革命，它把那些地方上的领袖、商人和通常被称为人才的人都抽走。
仔细阅读过前几章的读者就已经知道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所以这里再重复就会使读者不耐烦了。
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这种革命的发生，但它很现实，主要关心的只是城市的壮大。政府发现巴黎的人口每天都在增多，它害怕管理一个如此之大的城市。我们会发现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王室颁布了很多法令来阻止城市扩张。那个时期的国王们渐渐将所有的公共生活资源集中在巴黎及其郊区，但他们不想让巴黎变得太大。他们与建筑商们提前协商好，如果他们想盖新建筑必须执行最昂贵的标准，而且只限建在最偏远的地方。可以确信的是，尽管有这么多法令如此规定，巴黎仍然没有停止扩大。路易十四先后六次尝试阻止巴黎扩大，但都失败了。尽管他颁布了法令，但巴黎仍然在持续扩大。巴黎的优势地位比它的城墙增长得还快，而确保它优势地位的并不是发生在城内的事反而是那些城外的事。
同时，地方的政治自由权不断消失。它们独立处事的能力也都不见了。各地方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开始模糊了。以前的公共生活留下的印迹也不见了，但是，国家并未变得衰弱。恰恰相反，各种运动随处可见，只不过背后的动力来源都在巴黎。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在部长们写的关于图书贸易的报告中可见，本来城市里有很多重要的印刷厂，但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开始这些印刷厂不是没有印刷工，就是没生意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十八世纪末的印刷品数量远大于十六世纪的。但是现在所有的思想都来源于中央政府。巴黎已经完全吞并了其他省市。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第一场革命就已完成得很彻底。
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狱前夕，一位著名的旅行家亚瑟·扬暂时离开了巴黎。他在巴黎的见闻与在外省的见闻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他很吃惊。巴黎一直都那么忙碌和喧闹。每件事情发生都会出一本政治小册子，每周甚至要出版九十二本小册子。亚瑟·扬说：“即使在伦敦，也永远不会有类似的出版发行活动。”在巴黎之外，他见到只有悠闲和寂静，很少有小册子，也没有报纸。但是地方上的人们已经被唤醒并准备好反抗，尽管那时看起来依然风平浪静。如果人们聚在一起，他们一定是在听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亚瑟·扬问了很多城镇的人，想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的反应全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只是个地方上的小镇，我们必须得等巴黎方面的决定。”他补充说：“在知道巴黎方面的想法之前，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有。”
让人惊讶的是，制宪会议竟然能一举废除法国所有的旧省份，这些城镇之中有几个比君主制的历史还长，也是它们有条理地把整个国家分成了八十三个区。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让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感到害怕和惊讶，他们还没有为这种现象做好心理准备。“我想现在的法国政府就是人民的第一主体，它得到了它想要的管理国家的所有权力，但也是它把国家用这种最残酷的方法给粉碎了。”伯克说，“这是人们第一次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把自己的国家分裂了。”表面看来身体在被活剥，但其实正在肢解的只是具死尸罢了。
巴黎最终得到了控制其他城市的所有权力，同时巴黎正经历着另一次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变。巴黎不再只是一个集贸易、商业、消费和娱乐为一体的城市，它还变成了一个工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的城市。这第二个转变赋予第一个事实新的、更重要的意义。
二次转变起源于很久以前。大概是从中世纪时开始，巴黎就已经是全国最大并且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当巴黎成为政治中心时，工业也发展得很快。当巴黎渐渐成为时尚的引领、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国内活动的主要策源地时，国家的工业也更加收缩集中在巴黎。
尽管旧制度时期的数据记录并不可信，但我觉得我仍能确定，在孕育法国大革命的那六十年中，巴黎工人的数量增长到了原来的两倍多，然而同一时期巴黎的总人口却只增加了三分之一。
除了这里说到的普遍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促使工人们从法国各地来到巴黎，然后聚集到周边的某些城镇，这些城镇最后几乎成了他们的专属地盘。在巴黎，财政法规对工业的压制要比法国其他地方轻缓。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巴黎一样可以轻易逃脱法规的束缚。像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一样的郊区也会享有这种特权。路易十六逐渐增多了圣安托万区的特权，还尽他最大努力把工人们都安置在那里，正如可怜的路易十六在他的一条法规中说到的那样，“我想给圣安托万区的工人们更多的保护，把他们从限制他们兴趣和商业自由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革命之前的那段时间，巴黎的工厂、作坊和高炉数量激增，这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和虚幻的恐惧。例如，一条一七八四年的法令中说：“国王害怕工厂数量的激增会导致树木过度消费，从而影响巴黎的木材供给，所以国王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十五里之内建造这类工厂。”但是却没有人关注这种集中增长带来的真正威胁。
所以，巴黎成为了法国的主人，而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就成了巴黎的主人。
我想现在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央集权和巴黎权力膨胀是政府不断更替、不断垮台的重要原因。不难理解，旧君主制的突然垮台也是这个原因，这也一定是其他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