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下的管理风尚
如果读过旧制度时总督们与上下级的往来信件，肯定会感到很惊讶，那个时候与现在制度上的相似竟然使两个时代的管理者也很相似。他们就像跨过大革命的深渊走到了一起。我觉得被统治者也是今昔如出一辙，法律权威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就是最好的例证。
官员们已经产生一种愿望，希望来亲自对政府行为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核查，还要监测巴黎的一切。随着时间流逝，行政管理日趋完善，他们的野心也更加强烈。十八世纪末，如果没有总监的参与，想在偏远省份的某个地方建个慈善机构是不可能的。总监会亲自监管这个项目的所有开销，亲自制定管理制度，亲自选址。如果建了个贫民救济所，必须向总监报告所有去过那儿的乞丐的名字，以及他们进入和离开的准确时间。十八世纪中期（1733年），达让森曾写道：“官员们要处理的繁杂事务数量非常庞大。离开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只有他们才能使事情顺利进行。如果他们的知识没有他们的权力涉猎范围广，他们就会被迫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秘书们，于是秘书们便成了真正掌权的人。”
总监要求不仅要向他们报告政府的事务，还要让他们知道每个市民的琐事。总督会要求总督代理报告，就好像他自己亲自了解到的情况一样，把报告中的情况原原本本的陈述一遍。
为了能够在巴黎可以掌控全国各地发生的所有事情，政府推出了数以千计的新的管理办法。书面材料堆积如山，行政程序却非常缓慢。一个教区想重修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一年之内是不可能获批的。申请常常需要两三年才能得到批准。
议会也在一条法令中承认：“那样的行政审批程序使事情没完没了的推迟，理所当然会遭到很多抱怨。”但它又追加道，“但是所有的手续都是必要的。”
我曾认为对数据统计的酷爱是现在的官员们所特有的，但我错了。在旧制度末期，总督们经常收到简短的打印版材料，他们这样做就是想得到总督代表和教区理事的报告。总监要求上报土地自然状况、庄稼生长情况、收成的种类和产量、家畜数量、本地工业情况和风俗。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信息很详尽，但却与现在的区长和市长们提供的信息一样不可信。在这种情况下，总督代理们通常会对他的那些属民们给出不好的评价。他们经常这样回复：这些农民十分懒惰，如果不是迫于生计，他们就不会干活。这种省事的说法在官员们中间广为流传。
在行政语言方面，现在和过去惊人的相似。它们的风格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含糊不清，而又废话连篇。作者们的个性也被淹没在平庸中了。现在的省长和旧制度时期的总督写的东西一个样。
十八世纪末，狄德罗和卢梭的鲜明写作风格传播开来，甚至运用到了日常用语中，他们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多愁善感也影响了那些行政官员和财政家。行政语言的风格大多枯燥乏味，但那时却变得有些委婉甚至温柔了。一位总督代理向巴黎的总督抱怨说：“在工作时，他常遭受一种剧痛，仿佛要把他脆弱的心撕裂。”
那时的政府和今天一样，会对一些教区进行慈善救助，但条件是村民们自己必须做出贡献。当他们贡献足够大时，财政部主管就会在分派清单的空白处写上：“好，表示满意。”要是贡献超过预期，他就会写上：“很好，发自内心表示满意。”
行政官员们几乎都是资产者，那是个有自己的精神、传统、美德、荣誉和骄傲的阶级。他们是新社会中的贵族，那时已经成形并不断成长，只是在等待利用大革命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对所有阶级的仇视已经成为法国行政机关的一个特点，它憎恨所有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想在它控制之外的领域抢占地位。任何独立团体，无论大小，只要是想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组建，政府都会对其进行打击。任何自由组织，无论大小和目的怎样，都会成为惹恼政府的根源。只有那些经政府选拔成员的组织可以在它的控制之下存活。即使是大的工厂企业也很难讨它欢心。总之，它不允许它的人民以任何方式参与监督自己的事情。他想杜绝一切竞争，但是作为对他们受奴役的安慰，法国在某些方面开了特例，政府允许他们自由讨论宗教、哲学、民族和政治上的各种普遍又抽象的理论。它宁愿忍受对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制度的攻击和对上帝的讨论，也不愿让哪怕职位最低的官员遭到批判。因为政府认为被讨论的这些事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
尽管十八世纪的报纸，或那时政府所称的公报，刊载的四行诗（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一种诗体）比辩论更多，但是，行政机关还是会介意这股微小势力的存在。虽然它对书籍很宽容，但它却无法容忍报纸的存在。既然不能把这些报纸彻底消灭，就尝试着要把它们占为己用。我找到了一份一七六一年的公告，是写给全国的总督的，公告宣布国王（路易十五）决定《法兰西报》从此以后就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出版了，里面提到：“陛下希望丰富这份报纸的内容，以保证它成为最优秀的报纸。所以你们要发给我一份关于你们辖区的报告，报告内容应是任何大家都可能感兴趣的事，最好是与自然科学和历史有关的奇闻趣事。”公告还附加了一份简要说明，上面说这份报纸出版要增加，内容要更丰富，而且读者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
有了这些文件撑腰，总督们就写信给那些总督代理，命令他们去落实。但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他们没有素材。不久大臣的另一封信就下来了，他严厉批评了这些官员的麻木态度：“陛下命我转告你们认真对待这件事，要向你们的下属下达最明确的指令。”这次总督代表们按他们说的做了：其中一个报告说他们那儿的一个盐贩子被吊死了，人们倍受鼓舞；另一个说他们那儿的一个妇女生了三胞胎女儿；第三个说他们区发生了暴风雨，但是没有什么伤亡。还有一个说尽管他尽最大努力寻找还是没找到值得报告的事，但他会亲自订阅一份如此有用的报纸，而且还会推荐他们那有头有脸的人都去订阅。但所有这些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却不好，因为我们从大臣的另一封信中读到：“陛下不辞辛劳，亲自查阅了各项措施的细节，想把报纸办得更好，还要授予这份报纸最高荣誉和它应得的名气。但你们写的东西令他大失所望，他表示很不满。”
显然，历史就像挂在画廊里的画，只有少数几幅是原著，其余都是仿品。
必须承认的是，法国中央政府并没有效仿南欧政府，后者掌控一切，但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陷入荒芜。法国政府在治理政务上显示出了更大的智慧，而且也非常地积极。但它的积极却常常是徒劳，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所做的事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或者说超出了任何人能掌控的范围。
在最重要的改革出现问题时，法国政府很少去想法解决，或者很轻易地就放弃了。这些改革想要成功是需要不懈地坚持的，但政府却在不断地胡乱修改法律法规。在法国政府的统治之下，所有事都在不断变化。政府制定的新法规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变更，对于那些习惯顺从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知道哪一条才是最正确的。市政官员就这种附属立法的异常不稳定向总监抱怨说：“法规更新得太频繁，光财政法一项就会使即使终身任职的镇长在任期间，也不得不把他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新的法规了，因而懈怠本职工作。”
即使法律内容不变，但执行方式却不断变化。如果你没看过旧制度时期的政府执政期间留下的秘密公文，你就无法想象到，法律最后被人们甚至执法者如此蔑视。那时，既无政治集会，又没有报纸去限制朝令夕改的现象和大臣们任意武断的做法。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御前会议的裁决中，都援引以前那些只颁布却没执行的法律。的确，每一条法令、王室公告或被严肃记录在册的诏书在执行之中都会经历上千次的修改。从总监和总督发表的公告可见，政府机关允许人们在自己出台的法令中制造例外。尽管它很少违背法律，但为了照顾那些特例，减轻政府的负担，它每天都用这种方式来放宽法律的要求。
一个政府项目承包商想减免通行费，于是总督就写信给大臣说：“毫无疑问，我刚刚谈到的这条关于通行费的法律应当被严格执行，任何我国公民都不能减免此税。但是精通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些强制措施和所有法律惩罚一样，几乎在所有的关于征税的法令、布告和条令中都能找到，它并不妨碍给予人们特权。”
这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旧制度时代的特点：立法严明、执法宽松。
如果你企图通过研究法律体系来对当时的政府进行评断，那你就犯了最愚蠢的错误。我找到了一份一七五七年的公告，上面规定凡编写、印刷违反宗教和既定制度书刊者都将被强制执行死刑。销售和贩卖相关违禁书刊者都将被处以同样的刑罚。难道我们是回到了圣多米内克尔时代吗？不，事实上，我们恰恰是在伏尔泰时代。
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法国人不尊重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呢？公正地说，在旧制度时期，人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法律的概念。每个请愿者都想让法律为自己开绿灯，那种感觉就像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一样理直气壮，只有当掌权者想拒绝这种要求时，才会真正都用这些法规。人们仍然会对掌权者完全服从，但这种驯服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而是因为习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们被唤醒了，那么即使最小的刺激也会导致迅速的反抗，那时，镇压他们的就是暴力和强权，而不是法律了。
在十八世纪，法国中央政府的政权结构尚不完备，也没有后来那么有威望。然而，它把所有的中间势力都消灭了，在它和人民之前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所以人们都很尊重它，把它当成社会机器的主要动力，公共生活唯一的管理者。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反政府者的文章中找到证据。革命之火已悄然出现，各种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新理论也涌现出来。革命者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所用的方法却完全一致。他们想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扫清一切障碍，再按照他们的计划重新建立政府。他们都知道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他们觉得政府的力量应该跟它所享有的特权一样无限大。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说服政府合理运用权力。老米拉布是个贵族，他非常喜欢贵族享有的特权，他曾直白地把总督形容成干涉他人事务的人，他说如果地方法官的任命由政府独立掌管，那么公正的法庭就变成特派员的天下了。老米拉布坚信只有中央政府能实现他的愿望。
这些思想并不局限于书本。它们进入到了人们的思想，与他们的道德观念相融合，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都觉得没有政府的介入，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做不好。即使是平常最讨厌被控制的农民也认为如果农业得不到改善，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没提供足够的建议和帮助。其中一个农民写信给总督，语气很愤怒，像要发动革命似的：“为什么政府不派个督察员每年来各省巡查一次，检查一下庄稼的生长状况，教一教农民怎样改善种植，怎样育肥牲畜，怎样喂养和出售家禽，哪儿的市场最好？这些督察员应该得到高报酬，庄稼种得最好的农民也应该得到嘉奖。”
督察员和奖章！萨福克郡的农民想都不敢想。
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有政府才能维持公共秩序。人们什么都不怕，就怕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地产主们也只信赖警察。对他们来说警察不只是法规的守护者，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法律。吉耶纳省的布告上说：“人们都知道，只要警察一瞪眼，那些最叛逆的人也会乖乖听话。”所以，每个人都想在自己家门前安插一中队警察。在总督的档案里这种诉求随处可见。似乎没人怀疑藏在警察后面的就是主人。
法国的逃亡贵族到英国后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发现这里没有警察。他们不但觉得惊奇甚至对英国人产生了鄙视心理，其中有个有钱人，但他的见闻却超出了他文化程度的理解范围，他写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一个英国人被抢了，那他一定会吹牛说他很庆幸至少他们国家没有警察。他会因为被扰了清静而非常愤怒，可他却会接受刑满释放的叛乱分子，因为法律胜过一切。”他又写道：“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错误的想法。有些明智的人就持相反观点，从长远看来，智慧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英国人想法的独特与他们生活的自由环境有关，但那个法国人没想到这一点。他更愿意把他的见闻用更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一个气候潮湿、周围空气缺少活力的国家，人们的性情都会变得很忧郁，他们更喜欢严肃的话题。所以英国人自然会对政府事务感兴趣，而法国人却不太关心这些事。”
政府已经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如果人们想满足自己的愿望，他们就会向政府祈求帮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请愿书表面上是为公众争取利益，而实际是要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在旧制度时期，能看到各阶级都聚在一起的地方就只有那些储存请愿书的纸盒。读这些请愿书会使人感觉很忧郁：农民们要求政府要对他们牲畜和家庭的损失给与赔偿；富有的地主们请求政府帮助他们开发土地，以获取更多利润；企业家们向政府申请特权以避免令人讨厌的竞争。手工业者们也经常向管理者抱怨生意不好，请求他们提供帮助，并向财政部申请贷款。就好像为了解决这些事专门设立一个账户。
贵族们有时就是请愿者的主力军。他们的贵族身份通过他们请愿时霸道的口吻得以体现。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二十分之一税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御前会议根据总督们的报告来决定贵族们每年交税的份额。所以贵族们都会写信给总督请求减免税额。我读过很多这种请愿书，写这些信的贵族们几乎都有头衔，甚至有几个还是王室成员，但在信中他们却要么说收入不足，要么说生意不景气。平常他们都简单的称总督为“先生”，但我注意到在请愿书中，他们跟资产者一样称他为“阁下”。
在请愿书中，有时会把贫穷和傲慢以一种可笑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一个贵族写信给总督说：“您那么善良，一定不会忍心让我这一大家子人像普通人家一样严格地交纳二十分之一税。”
在十八世纪经常发生饥荒，那时，所有地方的人都会向总督请求帮助，就好像是总督一个人在养活他们所有人。的确，所有人有困难时都会责怪政府。即使是像天气恶劣这样的不可抗因素，也是政府的责任。
十九世纪初，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很快就复兴了，但我们并不会惊讶。一七八九年人们推翻了政府，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政府的根基却毫发无伤，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很可能被迅速重建，而且建得比以前更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