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反而有时比十三世纪的还糟糕
十八世纪时，法国农民也许不再是封建权贵的猎物，政府的暴行也很少波及他们。农民享有公民自由，拥有一定土地。但是其他阶层疏远他们，他们被孤立的程度也许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农民遭受的这种新型的、绝无仅有的压迫值得专门给予密切关注。
按照佩雷费克斯的说法，亨利四世在十七世纪初期就曾抱怨贵族对农村地区置之不理。到十八世纪中叶这种现象已相当普遍。当时的所有文献——经济学家的著作、总督们的信件和农业协会的报告——都提到了这一事实，并对此表现出了不满。当时人头税的记录里可以找到确凿证据，人头税按实际居住地征收，当时大贵族和部分中层贵族的人头税都在巴黎征收。
多数贵族都离开了农村，只有一些由于财富贫乏留在了农村。我想，与农民阶级相比，他们的处境是任何富有的贵族都不曾有过的。既然贵族不再是农民的领袖，也就没有兴趣像以前那样与农民相处、帮助和引导农民了。因为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承担同样的捐税，也就不会对农民有同情心，更体会不到农民的苦衷，当然也不会去分担农民的疾苦。农民已不再是这些贵族的子民，而这些贵族也不是农民的兄弟，这种情况史无前例。
这导致了这样一种很普遍、很具破坏性的现象。这些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贵族及其管家都瞧不起农民，对农民没有好感，只是管家们当着贵族面儿不敢说出来而已。他们都认为农民只是债务人，因此凡是按照律法和惯例应该从农民那里得到的，他们都毫不留情地敛取。这样一来，这些封建残余的敛财给农民造成的苦难甚至超过了封建时期。
这些贵族往往债台高筑、穷困潦倒，一心想着聚敛钱财，以备冬天进城消费。老百姓往往说话很直接，把这些残留贵族贬称为土豪劣绅或掠夺成性的老鹰。
毫无疑问，这种描述不适用于每个贵族，不过我这里说的是阶级，这也应该是只有历史学家才感兴趣的话题。谁也不否认，那时确有许多富足的贵族无私地关心农民的福祉，但是令人高兴的是，他们这样做等于是没有以他们新的地位和身份自居，因为他们新的地位和身份要求对农民冷漠，这也使他们之前的附庸怀有憎恨。
贵族离开农村往往受某些王公大臣的影响，特别是路易十四的大臣黎氏留。的确，在君主制的最后三百年间，君主们青睐将贵族与人民分离，诱引他们入朝、从政。这种情况在十七世纪时尤为明显。当时，王权害怕贵族。在中央给地方官员的信件中，我们仍可发现这样的问题：你们省的贵族愿意留在当地还是想离开？
我们找到了一份当时一个地方总督的回信，他在信中抱怨道，本省的贵族们更愿意留下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不愿入朝尽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这个省是当时法国西部的一个州，叫安茹，后来一般称作旺代。正是这些拒绝对国王尽责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去保卫君主制，有的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能让那些农民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战斗，当然也有人指责他们喜欢在农民中享乐，而不去对王权尽责。
不过，贵族阶层离开农村，其原因不能简单地算在国王头上。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体制弊端的日积月累造成的。这样说的理由是，十八世纪时政府试图扭转体制弊端，但当时连弊端的蔓延趋势也无法控制。当时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而且当地自由力量也已消失，因此贵族的流动自然就增加了。当时已不再需要国王大臣去引诱他们离开家园，他们本身已经不想继续呆在农村，农村生活对他们而言已索然无味。
我这里说的贵族包括全国各地的富足的地产主。中央集权使富足的有识之士纷纷离开农村。我还想说，其实中央集权导致农业生产落后、缺乏革新。这样说下去也许可以解释孟德斯鸠的名言：与其说使土地多产的是土地的肥沃，不如说是经营土地人们的自由。不过，我不想扯得太远。
我们前面已提到各地的资产阶级离开农村到城里享受。有关旧制度的文献在这点上一致显示：在农村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代以上的富足农民。勤劳的农民攒到一点财富，就让孩子放下锄头，进城买个一官半职。今天法国农民仍对使他们富裕的种田行当感到厌恶，其根源就在这里。可谓缘由不再、影响犹存。
实际上，当时只有牧师还与农民和睦共处、密切交往，因此他们是唯一有教养的人，或者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唯一的绅士。伏尔泰说，如果牧师与政治等级没有瓜葛的话，可能就成为农民的领袖了。结果牧师得到了一些政治特权，同时也激起了农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
就这样，农民几乎与整个上层社会不相往来。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乡亲们也疏远他们。他们有了知识或财富后就与农民形同陌路了。农民在整个国家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这种被边缘化的程度在其他欧洲文明中都未曾见过，即使在后来的法国情况也有所不同。十四世纪时的农民受压迫更深重，但得到的救助也更多。有时贵族会对农民横行霸道，但是从没有抛弃他们。
在十八世纪时，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群落，大家都贫穷、无知、粗野。村官们也没什么两样：没文化、不受重视。当官的不识字、收税的不会管账。往日的村领导没有权力管理农民，而且也不愿屈就参与政务。分配税收、征兵、组织劳动都是卑微的活儿，都交给一般职员去做。只有中央政府关注农村，由于远离农村，他们并不害怕农民闹事，只是想从农村榨取利益。
这就是被忽视的农民阶级的境况。没有人对他们施行暴政，可谁也不愿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
毫无疑问，封建体制强加给农民的负担已经减轻或消除，但是我们不太清楚的是，他们承受了新的负担，而且可能更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的苦难，但是忍受了许多其先辈不曾知道的痛苦。
我们的确知道，过去二百多年来租税增加了十倍，这全部来自农民。这里必须说明征税的方式，这样才能表明文明社会中，在多数有识之士的纵容下，可能制定和维持什么样的野蛮法律。
在总监一封一七七二年写给地方总督的密函中，我发现了一段对军役税的简短明确的描述，信中写道：军役税的摊派是随意的，并且纳税人负有连带责任，征税的标准是看人数，而不看土地多少。在法国大多数地区，每年纳税的情况随纳税人的财产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当时的税收做法反映出了贵族敛财的丑陋，以上信中虽寥寥几行，但对此描述得再好不过了。
每个教区的纳税数额每年定一次。正如一位大臣在信中提到，因为数额年年变，所以农民们都无法预测下一年得上交多少。每年在每个教区内部随机选一个农民负责摊派和收取税额。
我之前就许诺过要描述一下收税员的处境。为此，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巴黎南部贝利省一七七九年的议会上来。议会的消息应该可信，因为议会完全是由国王挑选的特权阶层组成，而且他们不用纳税。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收税，所以大家轮着来。因此，收税员每年都换，不管能力如何，诚信与否。于是，每年的税收名册自然就有收税员的影子：恐惧、懦弱和罪恶。产生这些感觉的原因是，这些收税员无法把工作做好。想想，谁能知道其邻居到底有多少财富？谁能知道如何对财产进行比较？因为收税员没有渠道知道这些情况，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判断，而且必须按指定收齐税额，用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担保。一般来讲，收税员在两年之内每天要花一半时间奔走于纳税农户家里。碰上不识字的收税员，他们只能找别人替自己完成任务。
稍早时候，杜尔戈对另外一个省份的情况这样讲道：“农民一旦被选中当收税员就会感到绝望，而且往往会搭上整个家庭的财产。这样，村里日子过得不错的家庭就陆续陷入贫穷苦难之中。”
然而，这些收税员也滥用职权、横征暴敛，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一旦摊上收税的工作，在毁掉自己的同时，手里也握有毁掉他人的权力。再看看那个省议会说的吧：“收税员对亲朋好友与左邻右舍照顾有加，对关系不好的心怀敌意、打击报复。他们需要庇护友邻，害怕得罪给自己派活儿的有钱人。这一切使他们内心饱受正义良心折磨。”恐惧往往使这些收税员变得冷酷无情。在有的教区，收税员出门都得有当地治安官和执行官陪同。一七六四年一位地方官员向部长汇报称：“如果执行官不陪同收税员，农户就不愿意缴税。”吉耶省议会有评论说：“光维勒弗朗什一个区就有一百零六名治安官和助理不停地在路上维持秩序。”
为躲避这种横征暴敛，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有点像中世纪时的犹太人那样。他们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其实有时也不是真的可怜。他们害怕富有，这是有原因的。我在离吉耶省一百里格（相对于三百英里）的一个地方找到一份文献，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曼恩地区的农业协会在其一七六一年的报告中说，本打算以牲畜奖励和激励农民。报告提到：“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受奖励者可能遭到嫉妒，进而被强征更多税收，陷入无尽的烦恼。”
这种征税体制使每个纳税人都注视着邻居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邻居有财富增加便向收税员汇报。相互诽谤、相互仇恨，一个胜过一个。这样人们就不会再说只有印度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吧？
然而，同时期法国也有一些省份征税有章可循，且不用强制。也就是说，人们对税额心中有数。这些省有权自己征税。比如，在郎格多克省，只对不动产征税，税额不会因农民的财富变化而变化。基数是固定的、可视的。为此专门编制了详细的土地清册，每三十年修订一次，按土地肥沃程度把土地分为三个等级。纳税人提前就知道应缴的税额。如果不纳税，只有自己或者说用自己的土地负责。如果他对摊派给自己的税额有异议，有权要求和他指定的同类农户进行比较。这种程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合乎比例的平等原则。
不难看出，我们今天遵循的正是这些规则，没有多少改进，只是扩大了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政府管理模式继承了旧制度政府的做法，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模仿旧制度。管理方法没有继承旧制度政府，而是从省议会那里学来的。我们采用了机器，不接受其产品。
农村人口经常处于穷困状态，这还导致了一些不利于消除贫困的说法。黎氏留在政治遗嘱中写道：“如果农民富有了，就不听话了。”在十八世纪时，虽然不这么明说了，但许多人仍然认为，农民如果没有生活压力，绝对不愿干活。换言之，让他们贫穷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这与我听到的关于对待殖民地黑奴问题上的理论如出一辙。这种论调在政府人员中很盛行，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此进行反驳。
征税的最初目的是国王可以用来购买士兵，这样贵族大臣们就不用服兵役。然而到了十七世纪时，正如我们看到的，恢复了义务兵役制，这一次全部落在人们，主要是农民身上。
翻开总督官邸有关追捕逃跑士兵的大量档案资料便可发现，当时征兵不容易。农民发现没有什么负担比服兵役更难以忍受了。为了逃避，他们一次次地逃往森林，一次次地被追捕。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觉得很惊讶，因为现在征兵进行得很顺利。
旧制度下农民不愿服兵役的极端情况主要由执法方式造成，而非法律本身。可以想见农民长期处于焦虑中，因为四十岁以下的人，只要没成家，随时可能被抓壮丁去服兵役。因为政策随意性大，即使抽着免征签也未必管用。而且，不准找人代替，农民也厌恶那些毫无发展的危险工作。农民，特别是那些最贫穷的农民，肩负着如此繁重的胆子，服兵役命运残酷，加上地位低下，使他们的生活可谓苦不堪言。
我手中有大量一七六九年许多教区抽签的记录，上面有免征者的名字：有贵族的仆人，有修道院的护卫，有资产者的男仆，准确地说是过着贵族生活的资产者的男仆。
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免征。如果一个农民连续几年纳税最多，他的孩子就可以享有特权，豁免服兵役义务。这一特权是以“鼓励农业”的政策名义进行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虽然在其他方面主张平等，但对这种特权不觉得惊讶，只是说这种做法不应仅限农业领域，这等于是他们希望增加最弱势的穷苦农民的负担。其中一位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说：“士兵军饷微薄，衣食住行等都很艰难，只有下层百姓才能吃下这种苦。”
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公路才得以护养，之前道路使用者，即沿路的地产主负责维护公路。大约这个时期开始，公路维护开始完全由农民负责。这种做法使得公路护养得好，政府又不用出钱，政府灵感大发，总监奥里一七三七年下令将这种做法在全法国推广。如果有人拒绝干活儿，总督有权关押或派人到家中搜捕。
打那时起，随着贸易频繁和对道路条件要求的范围不断扩大，强制农民修新的公路，因此农民受压制比以前更大了。在贝里省一七七九年议会的报告中发现，这个贫困省份当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高达七十万里弗。据报告，下诺曼底在一七八七年的劳役工程价值也差不多。这也最能说明农民的悲惨命运了。社会进步使其他阶层富裕了，唯有农民看不到希望，好像文明专门与他们过不去。
在大约同时期总督们的通信中，我发现劳役并不在乡村道路上使用，而是专门用于交通要道，当时老百姓称之为“王家道路”。理所当然地将修路的费用强加到了最穷的、也最不可能出去游玩的农民头上，这种罕见的做法在所有地方绝无仅有，然后在那些既得利益者心中已根深蒂固。很快他们就完全离不开这种做法了。一七七六年人们试图把这种强制劳役变成地方税，因此不平等现象很快就随之而来了，只是新税成了载体。
强制劳役本来是领主的特权，后来扩大到王室，进而逐渐推广到了所有公共事业中。一七一九年强制劳役用来修建军营，因此各教区必须选派最好的工人，其他工程必须为它让路。强制劳力负责把罪犯押往监狱，把乞讨者押到收容场所。他们还负责军队转移时的辎重搬运工作，当时军队装备沉重，所以这是很苦的差事，必须征调大量车辆和牛方可运走这些东西。这项工作最初不是很重要，随着军队规模扩大，变成了最繁重的负担之一。我发现一些承包商强烈要求派遣劳力帮他们把砍伐下来的木材从森林运往海军军械厂。被召集干这种活儿的农民一般会得到点报酬，但雇主随意确定数额，往往很低。这种不合理的负担有时愈演愈烈，连收税员都为此担心。其中一位在一七五一年写道：“要求农民为修路缴纳的费用很快就使他们无法缴纳军役税了。”
如果农民周围有既富足又有知识的人，即使他们无意保护农民，也起码代表农民和控制财富的贵族进行调解，那么这些新型的压迫形式能得以确立吗？
我看到过一个大地产主一七七四年写给他所属省总督的一封信，请求新修一条路。他认为这样的话给某个村庄带来繁荣，因为建立个集市，农产品价格就可以翻番。这位好心的公民还补充说，只要稍微出点钱就可能建所小学，这样可以给国王培养更多刻苦的臣民。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城堡中被国王关押了两年，他在信中坦言道：“在城堡里两年的流放生活使我确信，这些事情非常有必要做。”
然而，那个饥荒年代，维系农村大地产主和农民的纽带以及依存关系已经松散甚或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因孤立和影响力削弱感到不安，很不适应，也想恢复那些不复存在的个人影响力和政治关系。可是发出号召却没人响应，政府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正是政府要了他们的命。
这种情况下，一些最穷的省份的管理者，比如杜尔戈，非法颁布命令，要求富足的地产主必须养活农民，直到次年秋收。我发现了一些一七七○年的信件，反映了一些教区的牧师向总督提议向当地的大地产主征税，包括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理由是他们占有大量资产却不在当地住，他们在当地收入丰厚却到别处挥霍。即使在正常年份，村子里也到处是乞讨者。正如勒特罗纳所言，穷人在城里可以得到救助，但是在农村到了冬天，穷人就只能靠乞讨求生。
这些苦命的乞丐经常遭到暴力对待。一七六七年舒瓦瑟公爵企图一举清除法国的乞讨现象。我们可以从他给总督的信件中看到采取的方式多么残忍。他们下令让警察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乞讨者，据说有五万多人被抓了起来。其中身强力壮者被遣送去做苦役，当时建了四十多个乞丐收容场所专门接收其余被逮捕者。如果有钱人像过去那样发发慈悲该有多好啊！
我之前提到过，旧制度下人们对有地位的人是那么温和、羞怯、有礼貌和恭顺，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却是那么的粗暴，让人猝不及防。我查过的文献中，我没有发现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的记录，但却发现农民经常遭到逮捕。有的是在做强制劳动时，有的是在服兵役时，有的是在乞讨时，有的是在治安问题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些是设立独立法庭，展开长时间的辩论，进行公开审判，有的是法官当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一七八五年内克尔写道：“让人民与其他阶层不相往来，有助于掩饰当权者是如何对付普通百姓的，因为在当时的法国，温和与博爱已成为典型特点。如果不这样，那些人对普通百姓遭受的屈辱会感到忧虑，尽管他们自己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然而，真正的压迫虽然包括那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但是更体现在不给他们改善处境的机会。他们自由且拥有土地，只是像其农奴祖辈们一样没知识，往往比祖辈们更凄惨。面对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显得不够勤劳；面对知识辉煌的世界，他们显得尚未开化。虽然他们拥有其族裔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敏锐，但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品质。他们甚至种地也种不好，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难怪英国一位知名农学家说：“我看到的仿佛是十世纪时的农业状况。”他们只有在当兵打仗方面表现突出，至少那时他们可以和其他阶层有自然接触。
农民就生活在这样孤立和痛苦的深渊。他们蜗居在那里，与外界没有联系。政府有时想摸清一个地方的人口情况，就会采取如下办法：教区的牧师清点来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加上一定的孩子和患病的人，就大抵知道总人口数了。可我惊讶地发现，不到二十年天主教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废除，教堂也遭到亵渎，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让我深感震惊，甚至害怕。这些粗野的家伙从多种渠道已了解到了时代思潮，只是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表面看没发生什么变化，农民的风俗、习惯、信仰似乎依旧，其实他们已被征服，甚至还蒙在鼓里高兴着呢。
不应轻信法国人在面对大悲时表现出的那种不以为然的快乐。这不等于说他们感觉不到悲伤，而说明他们知道不幸不可避免，所以就尽量不去想它。如果给他们指一条路，可以让他们摆脱似乎不太介意的痛苦，他们会飞快地跑去。那种追求摆脱痛苦的冲劲势不可挡，如果你碰巧挡住了他们的路，他们会撞到你都不看你一眼，继续前行。
这些事情我从现在的角度看得很清楚，当时人们无法看清楚。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上层阶级无法清楚地知道人们内心，特别是农民内心想的是什么。农民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人间的事情有着独特的视角，而这是其他人不知道的。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没有共同点时，即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共同的不满，也没有共同的事情时，双方之间的隔阂就变得深不可测，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我们奇怪地发现大革命快要爆发时中上层还觉得很安全，当一七九三年马上到来时，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谈论着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和天真无邪。这让人觉得多么可笑又可怕啊！
我们稍作停顿，通过我已描述的事实，考虑一下上帝治理社会事务的一个伟大法则。
法国贵族固执地坚持与其他社会阶层分开。他们最终免去了大部分公共税捐。他们想象，不用缴税也可以保住自己的显赫地位，最初事实似乎如此。但是很快体制内部一种无表面症状的疾病就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位。尽管谁也不愿意，但是他们的地位逐渐减弱了。随着他们的豁免权范围不断扩大，他们变得更贫穷了。他们害怕的资产阶级发了财，享受到了教育。资产阶级不需要贵族的帮助，同时还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想把资产阶级看作伙伴，也不愿视为同袍，所以只能视资产阶级为对手，然后发展为敌人，最终成为了贵族的主人。外部力量免去了他们的义务，不必再负责领导、保护和帮助臣民，但是因为他们还拥有金钱和荣誉特权，他们感觉并未失去什么实质东西。他们继续走在队伍的前列，认为自己还是领导，的确他们周围还簇拥着他们在官方文件中称之为臣民的人们，还有的被称为附庸、佃农和农民。实际在现实中，没人跟随他们，他们孤芳自赏，当人民起来反抗他们时，他们毫无办法，只能逃跑。
尽管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路子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从根本上二者都与农民割裂。资产阶级不与农民接触，还对农民的疾苦视而不见。他们非但不与农民一起反抗不平等现象，而且为了一己之私想方设法创造新的不平等。贵族想极力保住特权，资产阶级急切地想得到特权。资产阶级本是农民出身，却对农民形同陌路，某种程度上讲似乎素昧平生。只有当农民得到了武器时，资产阶级才意识到已经唤醒了农民的激情。资产阶级既无力反制，也没法引导。因此，资产阶级作为曾经的革命推动者最终成为了革命的牺牲品。
法国曾经似乎要统领整个欧洲，因此人们面对其废墟时永远会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其历史，就不难理解它衰落的原因。我刚描述的法国出现的所有过失、错误和偏见，从产生、维持、发展都离不开国王们把人民割裂开来分而治之的伎俩或做法。
但是当资产阶级与贵族割裂，农民与贵族、与资产阶级割裂，以及每个阶级内部割裂时，阶级内部就形成小集团，彼此孤立。从整体讲，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监督政府，也没有什么能支持政府。这样，当整个社会的基础开始晃动时，整座高贵宏伟的社会大厦便顷刻间倒塌了。
最后，似乎只有农民从其主人的失误和过错中得到了实惠。尽管农民成功地逃脱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但是他们无法彻底摆脱从统治者那里学到的那些错误思想、腐化习惯和不良倾向。有时我们发现人们在行使自由权的时候还未完全摆脱奴隶的好恶，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对自己的老师蛮横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