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期文人变成国家政治领袖的原因及其影响
我暂且不探讨为大革命奠定道路的那些一般意义上的事实，我现在的目标是讨论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因为后者决定了这场革命的地位、起源和性质。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法国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文化气息的。然而，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之前，文人既没有显示出他们的精神，也没有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在法国前所未有的情况。我相信，在其他国家也没有过。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法国的文人们并不定期参与政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没有如此的远离俗事的纷扰。他们没有被授予任何形式的权威，也不会在充斥着官员的社会中展现自己的公众影响力。
然而，和德国的同行比，他们还是不同的。他们并不完全避谈政治或者把自己限定在纯哲学或美术领域。他们对和政府相关的主题抱有持续的热情。事实上，这就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希望，就会听到，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详细阐述。他们经常谈论社会起源和原始社会的形态、公民最基本的权力和特权、人们之间的真诚和虚伪的关系、习俗的合理和非合理性以及法律基本原则。
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仔细研究了它的结构并对其总体规划做出批判。诚然，他们中也只有一部分是仔细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大多数人还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甚至有的人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娱乐。但所有人还是都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在这个时期，描述关于这类政治的无论是抽象的还是文学的作品还是很多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从最有名的著作到日常的无聊的歌曲，这些内容都会被涉及。
这些作家眼里的政治体系大相径庭，因此想把他们的思想结合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忽略细节只从他们最近的思想来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思想体系不一样，但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见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似乎他们每个人心中都事先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然后映射出各自不同的具体的看法。虽然他们那个时期大多数作者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坚信根据合理的自然法规，他们日常生活中那些统治整个社会的复杂繁琐的社会传统应该尽量简化，但到最后还是众说纷纭。
详细的调查表明，不管十八世纪的政治哲学叫什么名称，严格来讲，都包含上面所说的这一观念。
这种理论并不是新的。三千年来它在一定时期总是控制着人们的想象力，然而每个时期都不会持续很久。那现在它怎么又成为如此多作者的主流思想呢？这些思想没有像以前一样，只是有限地存在于少数的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渗透到群众的思想中并且掀起一场政治上的思想热潮。一些抽象的关于社会本质的理论变成那些思想上基本无寄托无激情的人每天日常生活中乐于谈论的话题，甚至妇女和农民也不例外。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些没有地位、荣誉、财富、责任和权力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那个时期领头的政客的？甚至可以说除了在政府工作的官员们，只有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会简单地对此作出解释，并且告诉大家是一种如何强大的力量影响了这些。这种力量似乎是我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盛行在大革命时期，甚至至今仍影响深远。
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构想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绝非偶然。目睹了那个特殊的社会时期后，这种新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看到如此多暴力荒谬的特权，一种强烈的被压迫感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引导和迫使许多思想家开始追求自由和平等。面对着如此多的奇怪偶然的，从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虽然已经失去了意义、却似乎还是有着一定约束力的思想体系，没有人想去权衡或者是让它们适应新的需要。哲学家们很快对这种旧的思想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想根据他们自己在对理性主义详细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划重新构建这个社会。
此时的境遇使得这些作者们倾向于抽象概念，即是关于政府的一般理论，一些他们盲目信服的理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他们现有的经历已不足以历练出他们本该有的激情。因此他们从现实中也就得不到任何可能阻碍改革大趋势的艰难险阻的警告。无一例外，势在必行的改革总会伴随种种危险。然而，这些作家们对此全然不知。由于缺乏政治自由，他们不但无法成功地掌控政局中的众多事务，而且也无法注意到该事务。因此，对于改革中存在的艰难险阻，他们无能为力也毫无预测可言。他们与那个政局毫无关系，并且也不能觉察到在这个世界其他人所做的成就。因此，只要听过一个有关自由社会以及自由人士所说的话，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熏陶，然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因此，在他们自己的改革中他们就变得格外大胆，他们更加倾向于整体思想和制度，更加蔑视传统的至理名言，更加自信于个人推理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去相信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作家。
大众也同样具备这种无知，这使得他们愿意相信这些作家并且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们。像往常一样，如果法国人仍旧通过三级会议参与政府事务，或者他们仍旧通过省议会方式参与日常国家事务管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就不会被那些作家的思想煽动，就如同他们现在这样。他们将依旧精通于政府管理，从而这也使得他们警觉到纯理论所暗藏的危险。
如果他们能够像英国人那样，不废除旧的体制，并且慢慢地革新他们的精神，他们或许不会如此快地做好准备去构想一个全新的制度。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们的财产、人身、福利和自尊心方面每天都会受到一些老式法规、一些古老的政治习俗、一些古老权力残余的妨碍，并且他们感觉到没有触手可及的补救方法以宽慰他们特有的悲伤。由此看来，国家的政体要不就全部被接纳，要不就全部被摧毁。
然而，我们已经保护好一种自由使其不会像其他自由一样受到摧毁。我们能够无所忌惮地去进行哲学探讨，探讨这个社会的本源，探讨政府的本质，探讨人类最根本的权利。
所有因进行日常立法而受阻的人们很快会迷恋于文人政治。这种倾向甚至会延伸到本性和处境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因军役税的不平等分摊而受损的纳税人不喜欢人人平等的这个观念。一个财产被贵族邻居家的兔子糟蹋了的地产主，他们对于一切谴责贵族特权的行为都备感满意。因此，每一个公众的愤怒都隐藏了起来，如同沉着的哲人一般。从此，政治生活被有力推入文学之中，并推向作家。这些作家们将政治揽于他们手中去指挥民意，并一时间取代那些在自由国家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
这次，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机会挑战这些作家们所扮演的角色。
全盛时期的贵族统治不仅领导公众事务，同时也要有能力去型塑观念框架，为作家定下写作基调，并且给思想以权威。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贵族才完全失去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它的信誉和它的权力遭遇同样的命运。因此，那个曾控制人们思想的地方已不复存在。
另外，作家们可以自由担任起这个角色去驱逐其他阻碍。作家在贵族统治的地方所取得的地位让他们的进取心大受鼓舞。贵族阶级已经完全忘记一旦这些理论被普遍接受，不可避免地转化成政治激情与行动。这些激情与行动仅仅被看作独创的智力游戏。在其中，所有的学说理论大都敌视它自有的特权，并且甚至敌对贵族阶级的存在。为了消磨时光，贵族阶级自己参与这个游戏，当沉着地探讨着约定俗成如何荒谬之时，也静静地享受着它的豁免权和其他特权。
许多人表示惊讶的是，上层社会对于古老政权特殊的盲从使他们走向了灭亡。但谁又会教给他们其他的呢？那些自由的法规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主要公民来说，可以引导他们如何面对危险，正如对于地位比较低的人来说，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力， 都是必要的。在公众生活最后一丝痕迹已消失了一个世纪后的法国，对那些保持古老的体制有直接兴趣的人对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毫无理会，从未听见过任何撞击和噪音。在外部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们继续站在祖先的视角上看问题，设想着每项事物原貌。一七八九年贵族在陈情书里对王权的僭越行为表示担心如同十五世纪一样。同时，正如伯克指出的，不幸的路易十六即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然认为贵族才是王权的最大对手。他不信任贵族，好像他仍是生活在投石党的时代一样。相反，正如他的先辈一样，他发现了资产阶级和人民是君主制度的坚决拥护者。
但是，对面前满是革命残骸的我们来说，更奇怪的是，在我们祖辈的脑海里根本没有暴力革命的概念。这个问题尚未被谈及和设想过。关于政治自由问题上不断的小变动表明最稳定的社会形态应该作为社会动荡的一种警示，从而推进公众的谨慎感。十八世纪的法国，正处于动荡濒临危机的时代，却没有任何关于危险状态的警示。
我仔细阅读了那些陈情书，这些陈情书是一七八九年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所编制的。我所提及的三等级是指：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阶级。我发现有些人想改变法律，有些人想改变习俗，于是我都做了标记。当大量的调查被采集起来，具体的要求被总结起来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们要求在全国上下同时系统地强制废除所有的法律和习俗。我立刻发现这会导致史上最广泛的最危险的大革命的爆发。然而那些革命的受害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信在这样一个古老复杂的国家中，快速彻底的社会转型可以在纯粹的理性主义的帮助下毫无损失地实现。这些可怜而又愚蠢的人们啊！他们甚至忘记了先人们四百年前那精简而又有力的座右铭：要求自由越多，奴役就越多。
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被长时间地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因而表现得严重缺乏社会经验，这不足为奇。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掌管国家重要事务的人，譬如大臣、地方行政法官和总督都毫无远见。但是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很务实的。他们对于公共管理的细节有很深入的了解。一旦涉及政府的科学管理问题，比如让他人了解社会发展的大体趋势或弄清公众们的想法和期待，他们就像那些未被教育过的人民一样手足无措了。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领全部教给政治家。
在一七七五年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尔戈已经向国王提议让全国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团，每年让它在国王的监督下活动六个星期，但是不给它任何实权。它只能关心行政，但不能干涉政府，而且它只能提出看法不能表达意愿。事实上，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讨论法律但无权制定法律。“这样，王室的权力不但不会被束缚，还会被发扬光大。”杜尔戈说，“因为这个组织的人没有权力干涉重要事务，所以大家的意愿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被满足。退一万步说，即使它不听从您的领导，您也永远是国家有力的主宰。” 谁也不会低估一项措施的意义和杜尔戈所在时代的精神。确实，在革命接近尾声时，人们才能不受指责地实行杜尔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奥古斯都就尝试了这个办法，而且成功了。国民们厌倦了讨论，只要能获得平静，他们甘心被哄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从国内找几个平庸又听话的人，在国人面前充当一下政治团体的角色就行了。可以印证的例子有很多。但在革命初期，这些方法并不起作用，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意愿。自由国家的小市民都知道这一点，但杜尔戈这个行政高官却不懂。
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什么经验，他们完全被政府控制了，但他们又无法改变政府，但是在当时，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也非常聪明。所以你一定能理解作家们是怎样成为法国的一股政治力量的，又是怎样最终成为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的。
在英国，那些研究治国之道的人与执政的人常常厮混在一起，当官员们想出台新政策时，作家们就会为他们修正和归纳理论。但在法国，政界和文人是分开的独立团体，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执政者治国安邦，文人研究抽象准则，政府本该以此为基础的。他们一方按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一方却制定普遍法律，根本不考虑怎么实行。一方管公共事务，一方管国民思想。
在现实社会里，政府守旧、迷糊而且没规矩，法律杂乱又相互矛盾，等级森严，地位一成不变，税收不平等。但在一点点建造的理想社会中，任何事都那么简单、和谐、一致、公平且有理有据。
渐渐地，大量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为了幻想抛弃了现实，在人们心中，他们只生活在文人为他们建造的理想社会。
很多人认为，法国革命是受了美国革命的影响。的确，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有很大影响，但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却没有大于法国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然而，欧洲的其他国家，却觉得美国革命是个新颖独立的事件，在法国它只是让人民对已知的东西更清晰。在别处，它是件奇事，但在法国，它使人信服。美国革命似乎仅仅是彻底地完成了革命作家们对它的预期。而这些作家曾经给出的有关现实的结论正是我们曾经的梦想。这就好像是费内隆突然现身萨朗特一样。
法国革命享有非凡的历史地位——整个国家的政治教育系统都由文人及作家制定执行——而他们除了研究辨别法国大革命的各个特点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
作家给读者展现的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的思想，更展现了作家个人的观点及风格。在革命作家冗长的训导之下及缺少领导人组织的情况下，他们使国民对实践的无知以及忽略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
国民研习他们的著作之后，本能地反映到他们所想到的、所尝试去做的，甚至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也能体现出对实践认知不足的特点。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最终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的时候尽显文学的气质。当我们研习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会发现指导革命的精神实质与很多评论政府的抽象著作恰好一致：同样偏好的概论，立法系统的一致，法律的对称性；同样的对既有事实的藐视；同样的对理论的信仰；对原创的、新颖事物的共同偏好；同样的推动重修宪法，使其中的一些逻辑规则与革命相统一，而不是修改其中错误的部分。多么令人惊讶的情况！现在作家所具有的一些功绩，可能会成为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种瑕疵，而他作为作家时所出版的一些巨著，则会成为他在革命中自诩的资本。
政治语言本身就采用了很多原作者使用的语言，摘录条款，言过其辞的话，文学上的巧言令色。这种模式，是由一些政治狂热分子煽动的，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在最底层也得到了渗透。在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就颁布法令并频繁宣称“自然法则”和“人权”，我发现农民在请愿的过程中，称他们的邻居为同胞，将总督视为值得尊敬的行政官，将教区的教父视为神坛使者，将上帝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些农民只是不懂拼写法，否则他们很可能成为杰出的作家。
这些新的特质融入了法国古老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源于他们所接受的特殊教育体现出来的天性。据说他们的偏好，甚至他们对过去六十年所展现的一些中心思想、系统理论及在政治事件中说空话的狂热，源自于我们种族的某一种属性，就是被夸大了的法国精神，好比是所谓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在过去的历史中一直隐藏，却突然在十八世纪迸发而出。
最为明显的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一些文学习惯却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最初对文学的热爱。在生活中，我惊讶地发现，人们竟然很少去读十八世纪以及其他时代的著作。基于此，人们甚至藐视那些作家，而这些人身上却具有那些文学习惯所遗留的一些重要特质，这些特质是在他们出生并接受教育之前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