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不同评判
没有什么比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要谦逊，因为没有任何事件能比它更伟大，持续时间更长，酝酿更成熟却更出乎预料。
即使是天才的弗雷德里克大帝也未能预感即将发生的一切。他接触到了大革命，却并没意识到。事实上，他先前的行为与大革命精神保持了一致。他是大革命的先驱，甚至可以说是代理。然而，当大革命逼近时，他并没有察觉到。大革命最终爆发时，因其特征与众不同，人们开始也未发觉。
在法国之外，大革命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它让人们相信新的时代就要到来，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改革变化的微妙希望，但没有人猜想到大革命会是什么样子。王公大臣们连模糊的预感都没有，而这恰恰引了起民众的骚动。起初他们把革命当成阶段性的弊病，认为所有国家的体制都不可避免，其结果只是给他们邻国的政治开辟机遇。如果他们恰巧道出了革命的真谛，也是无意的。一七九一年，德意志的各君主在皮尔尼茨集会，宣告法国君主制面临威胁，所有欧洲旧势力亦是如此。然而他们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然。这一时期的秘密文件暴露出他们把这一宣言当作掩饰自己真实意图或是在大众面前粉饰自己的借口而已。
王公大臣们深信法国大革命只是转瞬即逝的地方事件，它所带来的挑战只是如何坐收渔利。最后他们制订了计划，做好了行动准备，结成了秘密联盟。为瓜分战利品他们相互竞争，也求同存异。他们做好了周全的准备，唯独对要发生的大革命毫无预期。
英国历史悠久，并长期实行政治自由，这使英国人对发生的一切有更深入的理解。透过厚重的面纱，他们意识到一场伟大的革命即将爆发。但是，他们不知道革命的形式会是什么样，它将对自己乃至世界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亚瑟·扬那时正在法国游历，他意识到大革命迫在眉睫但却对其意义模糊不清，他甚至怀疑大革命会不会增加部分人的特权。他说：“如果大革命能让贵族和教士的地位升高，那一定是弊大于利的。”
大革命爆发伊始，伯克便心生怒火，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未来发生的一切。他最初的预言是大革命会使法国力量削弱，并最终灭亡。他说：“我们可以假设未来一段时间法国的军事力量会黯然失色，后代人会重复前辈说过的话：‘我们听说高卢人曾经骁勇善战。’”
要评判一个历史事件，远观胜于近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没有人清楚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在大量的陈情书中，只有两份体现出了人们的害怕心理。让人们害怕的是那时王室仍然保留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三级会议力量薄弱，寿命短暂。他们担心受到暴力的伤害。暴力让贵族们尤为警觉害怕。许多陈情书中提到：“即使在暴动叛乱的情况下，御前卫队也要保证不得把武器对准人民大众。”让三级会议自由运作，所有的弊病都会自动解决。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但并不困难。
然而，随着大革命按它自己的轨迹往前发展。魔鬼开始抬头，暴露出自己异常恐怖的特征。它摧毁了政治机构和民事机构；改变了法律、道德观念、习俗甚至是语言。摧毁了政府机构之后，它又动摇了社会根基，最终要与上帝清算。然后，革命跨越了国界，开始使用新的手段、新的策略、残忍的准则，也就是皮特所说的“武装观”。这股史无前例的力量横扫各帝国、颠覆各王权、蹂躏各民族，然而奇怪的是——革命把他们都争取到了自己身边。欧洲各国国王和政治家们曾认为的平常历史事件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新现象，且与以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同。它是如此怪异，令人费解，以至于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一些人认为这股未知的力量仿佛平地而起又势如破竹，无人能挡且无限膨胀。它会让人类社会最终彻底瓦解。一些人因此把它看作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一七九七年，德·梅斯特尔就说：“法国大革命具有邪恶特征。”相反，其他人却把它看作是上帝的福音，是上帝要改造法国乃至全世界，创造出新兴人类。从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家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对宗教的惊恐，正如萨尔维见到野蛮人时的恐惧一般。伯克说道：“法国丧失的不仅是旧政府，而且是一切政府。与其说君主制坍塌的法国是对人民大众的蹂躏和恐吓，不如说它更像是需要怜悯和饱受屈辱的对象。然而从夭折的法国君主制的坟墓中走出来的是一个出乎人类预料的、巨大的、发育不全的怪物。它径直走向目的地，不惧危险，不带懊悔，无视所有准则条款，击倒一切不承认它存在的力量。”
这场革命真的像当时人们感觉的那样不同寻常吗？它真的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史无前例又让人惴惴不安吗?它真正的意义和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一新奇又恐怖的革命其长久影响力是什么？它毁灭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
是时候质问和解答这一切了。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此时来感知评判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再好不过了。我们离大革命如此遥远，远到蒙蔽参与者视线的激情早已退去；我们又离它如此近，近到足以理解他们参与大革命的精神。不久后，要做这些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大革命的成功会淹没导致革命的原因。因为革命本身的成功使得理解它反而愈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