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所谓的行政管理监督怎么是旧制度中的一种体制
在法国，封建制度消亡后城市自由依然存在。领主不再管理农村时，城市保持了自主管理。直到十七世纪末，城市依然像小型民主共和国，官员由人民自由选举产出，对人民负责。城市生活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市民们为他们的集体权力感到自豪，对他们享有的独立人格倍加珍惜。
直到一六九二年，才普遍废除了选举制。城市因此沦落为贪腐的交易所，这就意味着，国王向城镇的小部分居民收取金钱，后者得到管理其他居民的权力。
城市职能的变化摧毁了城市繁荣和自由。行政机构沦为金钱交易所，这一转变对于法院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完善的司法体系的前提是法院必须完全独立，然而对于政府机构，这一转变简直危害无穷。在政府机构，需要的是责任心、服从、热诚。旧君主立宪制政府对此十分了解，因此很谨慎，没有将强加于城市的制度用于自身，而且抑制总督代理和总督这一级别职务的买官卖官行为。
令历史最嗤之以鼻的是，这一革命性的改变居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由于他畏惧它们的民主性。路易十四并不畏惧，却摧毁了它们。有例可循，路易十四愿意将这些城市自由卖给任何能支付得起的城市。事实上，他不想废除城市自由，只是作为交易，倘若他真想废除它们也会做得很隐晦，路易十四这样做更像是财政政策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游戏规则持续了八十多年。那时，曾七次出售城市官员的选举权，当他们尝尽特权的甜头时，这些权力被收回以便重售。这一政策的目的始终如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已被公认。一七二二年的法令前言中写道：“财政危机迫使我们寻求缓解的办法。”方法很奏效，但是对于承担税收负担的那些人来说极为有害。一七六四年，一位总督曾致函给总监说：“不同时期，为在城市买到一官半职所付的钱其数额之大着实让震惊。若将这些巨资用于有意义的项目，将对城市建设大受裨益。相反，却只能感受到政府的压迫以及城市官员的种种特权。”我看旧制度没有比这更无耻的特征了。
现在想要准确地描述十八世纪是如何统治城市的似乎有难度。且不说城市权力的来源在不断变化，如上所述，所有城市都残存着旧制度以及当时的风俗。或许，在法国没有哪两个城市是绝对相似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没什么不同。
一七六四年，政府试图对城市管理施行一个通法。他向总督征集各个城市处理事务的调查报告。读完部分调查，我发现，各城市处理城市事务大同小异。差异都在表面，实则相同。
城市政府通常被委托给两个会议。所有大城市和多数小城市都是如此。
第一个会议由城市官员组成，其数量因地而异。这是城市的行政机构，称作市议会。国王授权，市议会成员在选举或买城市官职时，将执行临时权力，由选举产生。相反，当国王选择买卖官职而且顺利地将其出售时，他们用金钱能换取永久性的权力。但由于中央统治下的城市政权进一步削弱，商品越变廉价，城市官职也不常被售出。城市官员没有薪水，但是他们通常享有特定的税收豁免和特权。他们之间不分等级，集中管理。所有官员对发生的事情无需掌控、负责。市长是市议会的主席，而非城市行政官。
第二个会议又称为全民大会，在选举尚存的地方选出市议会并参与各地重要事务。
十五世纪，全民大会成员包括城市里的所有居民。之前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这一制度“符合我们祖先的主要精神实质”。全体人民选举城市官员。当时，城市官员向人民咨询其他事务，同时服务于人民。十七世纪末，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于部分地区。
十八世纪，全民大会作为一个实体，不再由全体人民组成，而多为人民代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全民大会不再由民众选举产生，不再听取民众意志。各个地区，全民大会由知名人士组成，一些具有特殊身份，而另一些受行会或团体委托，他们代表并履行委托授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权贵族在全民大会中的数量不断增加。行会代表的数量越来越少，有时干脆没有。只有团体代表。也就是说，全民大会只包括一些城市名流公民，几乎没有手工业者。人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地被徒有其表的自由所愚弄，各地人民对城市事务漠不关心，如同归隐者生活在自家城墙内。城市官员曾多次企图唤醒那些在中世纪表现辉煌的爱国主义精神，结果是徒劳的。人们对此不闻不问。城市官员认为他们应当保持表面的自由选举，他们试图说服民众投票选举。但人们却顽固地放弃了。设法摧毁自由权的几乎所有统治者起初企图存留其形式。从奥古斯都时代至今都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大众固有的道德力量与绝对权力的特别优势相结合。然而，几乎让他们都大失所望，他们很快发现当真实不复存在时，要永久保持虚伪的外表实在不可能。
因此到十八世纪，各地城市政府都演变成了小型寡头政治（一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形式）。一些家族为了一己私利掌控所有公共事务，他们避开公众的注意力，也不对人民负责。这一现象是阻碍法国城市管理的通病。所有地方行政官员都指出这一通病，但他们唯一想到的补救办法是使当地政府隶属于更强的中央政府。
然而，要想比以前做得更好很难。尽管有各种法令时不时地改变着各个城市的管理制度，个别城市的特定法律通常却被御前会议未注册的规章制度推翻，这些规则是根据各总督的建议制定的，而且事先并未调查，有时市民自己也不知道。
遭受这一法令影响的某一城市居民认为，“这一举措震惊了所有公民，没有一个对此有预期。”
城市不能设立关卡，不能征税、抵押或者出售财产、上诉、租赁或管理资源，不得擅自使用盈余收入，除非御前会议依据总督的报告而授权。所有公共工程都以御前会议下批准的计划和预算为准。合同由当地总督或其下属代表授予，通常由国家工程师或建筑师监管。这些事实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他们以为当今法国的一切都是新的。
至此，中央政府的统治早已渗透到城市管理，甚至比此处所提到的更深入。其势力的广泛远大于其权力。
下面的例子是大约十八世纪中叶时总监写给当地总督的备忘录：“你们须密切关注城市会议发生的一切事宜。在采取任何行动前，你们都要准备详细报告，讨论后随你们的建议一并交予我。”
事实上，当地总督与其下属代表间的通信表明政府已干预城市的大小事务。一切事务都要商讨且要有确定的观点，甚至连节日庆祝问题也管。总督有时亲自主持公众的喜庆活动，宣布点火开始，为房屋张灯结彩。有人因唱《赞美诗》时缺席，被罚款20里弗（古时法国货币单位）。城市官员最终意识到了他们的微不足道。
有人给总督写信说：“阁下，我们谦恭地请求您将仁慈和爱护惠及我们。我们将以努力服从您的管理作为回报。”其他自诩为“本城贵族”的人写道，“我们从不违背您的意愿。”
这就是资产阶级如何准备统治和人民如何准备奔向自由的。
要是城镇的绝对服从能挽救他们的财政该多好！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人认为没有中央集权统治，城市将会毁掉自己。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十八世纪，中央集权统治并没防止城市毁掉自身。当时的行政管理史尽是混乱的事务。
如果从城市转向农村，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权力机构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同样依附于中央。
我已经明显地意识到，种种迹象表明，中世纪每个乡村的居民已组成独立于领主的团体。领主利用这些团体来监督和管理人民的活动，但他们拥有共同财产、自选领袖并自行民主管理。
这一古老的教区制度存在于所有封建国家和所有崇尚这一制度的国家。在英国曾经处处可见其踪迹，接着在六十年前繁荣于德国，后来由弗雷德里克大帝在法典中明确。甚至十八世纪的法国，也有它的存在。
记得当我在一个总督辖区的档案中开始研究旧制度中的教区时，我惊讶地发现在这些贫穷、顺从的社区中却有一些令我非常着迷的北美乡镇团体特点，这些特点是我误以为在当时只属于新世界。严格意义上讲，二者都没有一个永久的代表机构，也没有一个市政府。它们都由在整个团体的指导下的官员单独管理。二者都不时举行由全体居民参加的全体会议来选举他们的官员并决定重要事务。总之，它们就如一个活人和他的尸体一样相似。
实际上，尽管这两种团体的命运有很大不同，但它们的起源相同。
由于远离封建主义和保证绝对自主，中世纪的乡村教区演变成了新英格兰小镇。独立于领主但受制于国家，在法国它却变成了我所描绘的样子。
在十八世纪，教区官员的名称和数量因省而别。旧文献表明当地生活最活跃时，当地官员的数量最多，反之最少。在十八世纪时的多数教区，官员可分为两类：收税员和理事。这些城镇官员仍由选举或任命产生，但各地官员都已成为国家的工具而不是各团体的代表。收税员执行当地行政长官的直接命令征税。理事是当地行政长官的下属代表，代表他来执行相关的政府或公共命令。对于自卫队、国家公共事务和一般法律的施行，他是总督下属代表的主要代理。
正如我们所见，领主不参与任何政府事务。他甚至不再监督政府事务，更不会协助政府。而且，随着他势力的大幅度削弱，之前他为竭力维护权力而付出的努力现在看来似乎毫无意义了。倘若硬要他参与当地政务，他终将无地自容。他已不再统治，然而在教区中他的存在以及他的种种特权妨碍建立新教区来取代他。一个如此与众不同、孤注一掷以及备受奉承的人物毁坏了、也削弱了法规的权威。
后文我将提到，由于领主的存在，迫使大部分有钱有文化的人都逃奔到城镇，除了领主，就是一些笨手笨脚、愚昧无知的贫民留在了乡村，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杜尔戈形象地描述: “教区充斥着棚屋，里面居住些与棚屋差不多的消极的人民。”
十八世纪，大大小小的行政公文充满了对教区收税员、理事人员的抱怨，说他们无能、懒散、愚昧。大臣、总督、总督代理乃至贵族一致频频谴责教区事务，但是从未追溯过它的根由。
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教区管理体制中仍然残留着早在中世纪就存在的民主政治。选举市政官员，商议社区事务时，村里的钟声召唤所有村民到教堂门口，不论贫富，皆有权参加选举和商议活动。当然，在集会上，既没有正式的审议，也不存在投票表决。但人人都有权发表言论，同时特意应邀一位公证人以便记录此次露天论坛的内容纪要。
既然徒有其表的自由和实权的匮乏可以并行前行，我们就能从细微之处看出，绝对统治和极端民主的某些方面也能融合在一起，可笑的是，领主压迫民众却又装作若无其事。民主的教区大会有权充分地阐述种种愿望，但无权按其意愿行事，这同市议会一样。只有获准，才可以说话，因为只有当地总督批准同意，就像人们所说的“准了”，才能召开会议。即使意见一致，如果没有御前会议的批准，他们也不能擅自出售、买卖、出租或起诉。修缮被大风摧毁的教堂屋顶，重建坍塌的评议会墙垣种种事务都要获得御前会议的批准。离法国巴黎最远的教区和最近的教区同样必须遵循这一规章。我碰到过教区恳求御前会议准许它们支出二十五里弗。
的确，当地居民一般有权通过普选选举官员，但由总督指任候选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位候选人通常由少数选民组成的选举团体全票选举产生。有好几次，总督公然不顾选举，亲自任命税收员、理事，无限期延期新的选举，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地方官员的命运更悲惨的了。中央政府的最低层代理，都对这些地方官员可以呼来唤去，动不动就罚款，甚至关押。保护居民权益，反对专权的保障制度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但在这里已荡然无存。一七五○年一位总督曾说：“我曾逮捕了一些对社区不满的官员，同时让他们承担派遣骑警的一切费用，这样，我轻易的制服了他们。”因此，教区职务不是一种荣誉，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人们想方设法摆脱它。
然而，法国农民依然对旧教区管理体制的残余依依不舍。甚至现在，他们公认的唯一的公共自由是古老的教区自由。也只有这种公共事务能够吸引他们。有人心甘情愿将整个国家的行政权交于独裁者手中，却为在村级事务管理中不能发表言论而不满：最空洞的政治形式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以上我提到的城镇和教区的相关内容几乎符合所有独立自主、具有公共属性的社团。
旧制度下的法国和现在并无两样：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医院、工厂、修道院和学校可以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按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像现在一样，法国的政府将法国人民置于监督之下，如果说霸权这个字眼当时还没有造出来，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