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三国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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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军事问题的政治化(1)

引言

中国的古人,对战争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界定。比如争、伐、攻、战、袭、取,都有很不同的解释,如伐是有檄文和金鼓的,而袭就没有,其背后的区别,就在于战争本身的战略需要与战争背后的政治背景上,而且尤以三国时代最为突出。军事本身就是政治的延续,但在三国时代,军事问题的政治化特别明显,因为在儒学兴旺的两汉之后,三国各自建立的政治理念,就十分鲜明,比如曹魏要一统宇内,蜀汉要光复汉室,孙吴要权衡天下,所以三国期间的每一战,都有其背后的政治诉求。

古时候有“朝三暮四”的故事,说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能和猴子沟通讲话,在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这个老人每天早晚都分别给每只猴子四颗栗子。几年之后,猴多栗少,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颗改为七颗,于是和猴子们商量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栗子,晚上还是照常给你们四颗栗子,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猴子们听了,都认为早上怎么能少了一个?于是一个个就开始吱吱大叫抗议。老人一看到这个情形,就连忙改口说:“那么我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这样该可以了吧?”猴子们听了,以为早上的栗子已经由三个变成四个,跟以前一样,就高兴地在地上翻滚起来。这个故事原来的意义,是揭露智者的权术,告诫人们要注重实际,防止为外表的形式所蒙骗。

明明是侵夺领土,偏偏要说自己是奉辞伐罪;明明是为自己建功,却要说为国家长治久安;明明是危险的战争利器,却也涂上环保的绿色。诸葛亮伐魏、诸葛恪北征、曹操吞并袁氏,都是有着很正大的缘由。

猴子是没有思维能力的,所以主人可以这样骗它们,后世也就有了一个比喻,叫“把人当猴耍”。而通过三国的军事与政治的背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君主们和大头兵们,被掌握的程度丝毫不逊于这些猴子。

)1.不可思议的战争

对于统帅人物而言,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身败名裂,如隋朝的隋炀帝杨广、宋朝的韩佗胄,而即使胜利,也会有功高震主的嫌疑,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如白起、韩信等。

“隆中对”的得失

战争与经济、生产是不可分的,三国时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和关羽的“走麦城”,其实都是战争决策使然,战争不能用经济,甚至军事的眼光简单看待,否则《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就不会简单地评价诸葛亮是“不会带兵”了。如果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出发,关羽从荆州北上袭击曹魏的都城许昌,其实时机并不成熟,而且外交环境并不好(背后还有一个想讨回荆州的孙权),但是,根据诸葛亮的蜀汉建国方略,这却是一次水到渠成的军事行为。

说到诸葛亮有一个著名的“隆中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出炉过程。当时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诸葛亮了:

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孔明笑曰:“愿闻将军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孔明曰:“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

刘备要“伸大义于天下”,其实就是指裂土封疆,甚至当皇帝,诸葛亮已经了然于胸,所以他拿出这样一个“隆中对”来,其中心意图是什么呢?刘邦有汉中、刘秀有南阳为基地,这二人都击败对手当上了皇帝,建立了两汉,而刘备多年来一事无成,主要就是缺少一个富庶的根据地,也缺少一个子弟兵集团、一个文官班底。诸葛亮的策略,就是要为刘备配备这些东西——根据地、子弟兵、文官班底。

所以,诸葛亮占据川荆、讨伐曹魏、关羽北上,都是根据这个方略实施的。关羽北上攻打曹魏,襄樊一线告急,许昌震动,曹操拟议迁都躲避这一兵锋,但是,当时关羽没有处理好(其实是刘备没有处理好)与孙吴的关系,过于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令孙权倒戈投奔了曹操阵营。

据《三国志》中记载,刘备收江南诸郡,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令羽管理荆州事务。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为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这一年,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城。曹操遣于禁助曹仁。秋天,汉水泛溢,于禁所督七军都被水淹没。于禁降于关羽,关羽又斩了将军庞德。

当时,许昌以南的梁、郏、陆浑群盗都接受关羽的印号,为之响应,关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服气。可以命孙权袭击其后方,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城之围自解。曹操同意。当初,孙权曾遣使向关羽求亲,关羽辱骂其媒人,不许,令孙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都与关羽不和。关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力,关羽说“回来算账”,芳、仁都怀惧不安。于是孙权引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同时,曹操派遣徐晃救曹仁,关羽不能取胜,引军退还。但孙权已据江陵,尽虏关羽兵众亲属,关羽军遂被瓦解。孙权遣将追击关羽,斩关羽、关平于临沮。

这样一来,三国中,诸葛亮再出祁山,也只能是在战略上牵制曹魏国力的迅速扩张,因为隆中战略已经缺少了一只翅膀。但诸葛亮、姜维屡次骚扰曹魏,多为无功而返,却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

)2.佚而劳之与劳而攻之:三国将帅的斗争策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决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诸葛亮六出祁山作战,姜维也多次袭扰曹魏西部,但始终不能动摇其关中地区,在曹真、司马懿、陈泰、郭淮、邓艾等魏国名将的阻击下,蜀汉的屡次“光复”战役均告破产。始终没有能够在汉中之外建立外线作战的基地。不过,诸葛亮的策略——蜀汉、孙吴联合袭扰曹魏,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给这个新创立的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司马世家在多次御敌、平叛的战争中越来越有势力,终于功高震主,颠覆了曹魏宗室,从这个角度上分析,诸葛亮的战略,虽然没有“兴汉”,却也实现了“灭曹”的目标。

司马世家的兴旺从司马懿开始。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出身于东汉以来累世为二千石的豪强家庭,其父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司马懿早年为郡小吏,建安十三年被曹操辟为文学掾。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太子,司马懿任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同列为曹丕的“四友”,是曹丕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代汉,司马懿任丞相府长史,又为督军御史中丞。黄初七年(226年)曹睿继位,司马懿以顾命大臣迁抚军大将军,统领禁军。又任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二州军事,坐镇宛城,主持荆州对吴攻战。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睿崩,太子齐王曹芳继位,司马懿、曹爽辅政。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诛杀曹爽及其党羽,夷三族。次年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辅政。公元265年,其孙司马炎以晋代魏,追尊司马懿为“宣帝”。

从司马懿的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出,如果司马懿没有在历次战役中得到军权,他也不可能从王朗、陈群、华歆、钟繇这些高官显贵中脱颖而出,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魏国军队最高统帅。对他来说,更期待的是“西线不可以无战事”。

对于统帅人物而言,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身败名裂,如隋朝的隋炀帝杨广、宋朝的韩佗胄,而即使胜利,也会有功高震主的嫌疑,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如白起、韩信等。所以在战争频繁的三国时代,要完成这一“高难度”的动作,确实需要极大的智慧和魄力。总结起来,三国时代利用战争的节奏,为本国本集团本家族谋利的方略,就在“劳逸”与“进退”的差别上。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孙武指出:“佚而劳之”(《孙子兵法·计篇》),“以佚待劳”(《军争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孙膑指出:“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思想,无疑都构成了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而三国分裂后新边界、新外交形式的形成,也为韬略家们利用山河形势、外交环境实现劳逸节奏的掌握,从而开出新的课题。

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踏步不前,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继续向前延伸,将“以佚待劳”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待”有被动、消极的一面,而“击”则变得主动、积极。这一原则的提炼,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形势有密切关系,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赤壁之战,刘、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如果曹军发动攻势,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但刘、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迫使曹操退兵。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蜀攻吴守,孙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大胆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其次,在“佚而劳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休整的机会,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官渡之战中,曹操被袁绍包围,后来军粮已尽,给荀彧写信,准备撤军,荀彧不同意,指出: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曹操听取荀彧之见,实施敌疲我打,乘劳而攻的战略,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最后取得了胜利。曹操以弱敌强,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

劳而攻之的另一个著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五万兵力,备足一年粮草,在寿春闭城而守,反叛魏国。与此同时,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孙吴求援。孙吴派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叛魏,败逃孙吴,文钦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淮南,兵败后逃到孙吴。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使得魏国朝野震惊。六月,魏车驾东征,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前往讨伐。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司马昭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对叛军围而不打,待惫而歼。最后,诸葛诞单骑逃窜,被魏军杀死。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比较轻易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最后,将己方的不劳、无劳、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上。《孙子兵法》讲行于无人之地,攻人不备,可使己方不致疲劳,储备足够的战斗力,用以对付敌人。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经济措施,可以营造宽松、缓和的环境,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多方作战,腹背受敌,前后夹击,里应外合,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都想方设法积极争取机会,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平和、静养、休整的良好状态。

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赛跑。以此为出发点,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以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从而在决战之前,就稳操胜券。所以曹真、司马懿、陈泰、郭淮、邓艾等魏国将领,即使在诸葛亮、姜维的军队疲敝虚张、呈现败象的状态下,仍然坚守国界,将“以逸待劳”作为了一种长期的国防战略。这样一来,即使西线战事不绝,魏国也没有倾覆危险,反而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练兵备战;相反,在东南战线,魏国始终对孙吴采取强硬的攻势防御策略,令其无暇在江北地区有大的作为。

再说“进退”。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