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三国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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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三国群英与群英三国(1)

引言

综观《三国演义》这部突出描写军阀逐鹿的小说,给人最深刻的启示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比什么都重要,西蜀政权的创建、发展与衰亡的过程,尤为突出地反映了历史逻辑。

现在,关于三国题材的书籍、影视作品和电脑游戏很多,看上去都是大同小异——里边的主角,无非都是曹操、孙权、周瑜、吕布、貂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孔明、司马懿等人。这些人物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在很多游戏里边,用统率力、武力、智力、政治力和魅力来界定这些人,统率力当然曹操最高,武力吕布最高,智力政治力孔明第一,魅力刘备和貂蝉并列冠军……其实,人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吕布到老了,武力还是那么高吗?曹操刚出道,败仗、恶政也有,所以游戏终归是游戏,关羽的赤兔马骑了一辈子,真是老马了,可还是宝物,要传给关兴继续骑下去。

但上述这些作品给人们一个新的启示:三国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到三国后期,三国人物凋零,统一之路也就不远了。所以重视人才,重视“人”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我们涉猎三国书籍、影视、游戏的时候应该从中得到的启示。

此外,这一讲中,还要点评一下三国时代的很多人物。毕竟,英才是三国风云的灵魂和精髓所在。

)1.为何要有排行榜

以曹操的才智、魄力,也需要经过点评、炒作才能为世所晓,可见点评对于人物的重要。出身并不高的刘备,要拿一个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皇叔”的虚衔。袁氏势力很大,但袁谭的孝廉身份,也正是品评自刘备。

汉末,二十岁的公子哥曹操,虽然平时品行多受非议,仍被举孝廉,成为郎,当了洛阳北部尉(公安局长),迁顿丘令(县长)。但曹操不满足,又从太尉桥玄那里得到赞许:“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由是,曹操声名益重。

曹操还曾经名宿许子将点评:“我是什么样的人?”子将不答。曹操非让后者点评他,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于是未来的“奸雄”大笑而回。以曹操的才智、魄力,也需要经过点评、炒作才能为世所晓,可见当时点评对于人物的重要。出身并不高的刘备,也要拿一个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皇叔”的虚衔。袁氏势力很大,但袁谭的孝廉身份,也正是品评自刘备。后来,曹丕颁布实施“九品官人法”,进一步规范了品评的行为。像水镜先生司马徽那样的民间品评家,虽然他是“好好先生”,但也不能随意评点包装卧龙凤雏这样的“高士”了。

所以一定要有严格的排行榜。

下面拿一个小例子,给大家讲解一下“排行”英才的普遍思路,如既有家学优势,又属于贵族的“马氏五常”。

三国中,经常被提到的“马家军”是指凉州的马氏军团——马腾和他的子侄马超、马休、马铁和马岱以及韩遂所领的军队。这马家军在诸侯中雄霸西北威震一方,而游戏中他们的骑兵可说是横扫千军攻无不克。到了马家军入川时,却只剩下马超和马岱。巧的是刘备有两个不错的幕僚也姓马,乃马良、马谡两兄弟。如果那两马武将和这两马文官能一同带兵,也可组成新的马家军,可能攻击力没有原来那么强,但现在既有将军也有参谋,这更像一支正规军队。不过总觉得有那么点怪怪的。

说到马良(字季常),记得最清楚的是“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这句褒奖他的话。他在刘备领荆州时跟随刘备并为其效力。刘备进取西蜀,马良被任为左将军掾,辅助关羽驻守荆州。后出使吴国,为孙权所敬重。刘备东伐时,以侍中身份招纳了武陵五溪少数民族。先主兵败彝陵,“良亦遇害”,和张南、傅彤等一样死于战场上,死时三十六岁。而且马良和诸葛亮交往甚厚,两人关系亲密,裴松之还推测他俩可能是结拜兄弟。

马谡字幼常,和其兄一起跟随刘备,虽得诸葛亮赏识,刘备却不怎么欣赏他,谓之“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孔明南征时,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以心服人,几番放了孟获以服南蛮。但是在第一次北伐中,马谡初上战场推测失误,导致街亭兵败,回蜀后被处死,年三十九。

先不论马谡街亭之败,他起码是“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对于马良,陈寿评曰“马良贞实,称为令士”。两兄弟皆有过人之才,更何况有言“兄弟五人,并有才名”,说的就是马家五兄弟。

每次读到《三国演义》中的“马氏五常”时,都希望马氏五人能出场,毕竟非常想看到更多的能人展露锋芒。可是,大家都知道只有两人跟了刘备,其他三人为什么不出仕呢?是要养老,或者是像徐庶那三位整天吃喝玩乐的酸“名士”一样没有抱负,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个无从知道。不过可以肯定五人皆非凡才。

说着排行榜,但榜之存在的意义,就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奇迹是要靠人去创造,光辉的业绩要靠人去建立,灿烂的未来要靠人去书写……大凡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必然是个人才涌现的时代,一个国家是否兴旺发达,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聚集的程度。

综观《三国演义》这部突出描写军阀逐鹿的小说,给人最深刻的启示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比什么都重要,西蜀政权的创建、发展与衰亡的过程,尤为突出地反映了历史逻辑。

邓艾一支轻兵阴平渡险,使西蜀政权毁于一旦,对此,历史学家们固然可以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找出不少经验教训,但应当看到,人才的凋零,是西蜀覆亡的关键所在,暗弱的刘禅文不能选才,武不能用将,孔明一死,西蜀便出现了人才危机,加上宦官当道,迫害忠良,弄得姜维避祸屯田,使防守出现漏洞,终于为魏所灭。

当初,刘皇叔在驻扎新野,三顾茅庐之前,虽然胸有大志,但因得不到真正的辅佐之才,关键时刻常做不出正确的对策,更确定不了夺取天下的奋斗目标,以至半生漂泊,无处立足,从他投奔公孙瓒起,到接陶谦,归曹操,顺袁绍,依刘表……处境十分狼狈。

“三顾茅庐”,孔明一番隆中对策,好似拨云见日,使刘备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接着,“孔明始入吴游说,破操于赤壁,遂有荆州,得荆州,始图益州,图益州,始定汉中,汉中定,而帝王矣”。刘备在这一征战过程中,又先后得到了庞统,法正等有才之士,到西蜀政权建立时,刘备麾下已是人才济济,文有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谋臣,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等虎将,这时西蜀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无论军事,外交斗争,处处占有主动地位。然而,随着荆州之失,关羽之死,彝陵之败,刘备托孤,蜀国逐渐走了下坡路。以后虽然还有诸葛亮开发西南的发展阶段,但与魏,吴相比,蜀国这时已经暗藏着一种不断扩大的危机,特别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星坠五丈原,西蜀倒了“顶天柱”,其败亡的趋势也就确定了。

南宋著名学者陈亮曾经说过:“吾尝论孔明不死,则仲达败,关中平,魏可举,吴可并,礼乐可兴。”同时,他还根据孔明兵出祁山时三足鼎立的客观局势,按照隆中对策,作过一番平魏灭吴,统一天下的具体推想,无奈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此,陈亮曾把西蜀覆灭的原因,遗憾地归结为“天不相蜀,孔明早丧”。实际上,西蜀的灭亡,非天意,而在人谋不足;非“天不相蜀”,而在蜀无贤德之主,辅佐之臣。诸葛亮一死,西蜀再没有了第二个孔明,人才凋谢,成为西蜀败亡的先兆。

有比较才有鉴别,曹操当权时“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所以在他身边聚集着荀彧,郭嘉,荀攸,賈诩,程昱等,形成了一个人才群体,曹操死后,又出现了司马懿,邓艾,钟会等一群深藏韬略的“智囊”人物,为此,王夫之曾评价说:“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孙吴的孙权,先是有周瑜辅佐,继而有鲁肃,然后又有吕蒙,陆逊等,也算是人才辈出,一茬接着一茬,所以能鼎立江东很长时间。刘备在夺取西蜀政权时,身边有“五虎大将”效力,又得“卧龙凤雏”相佐,可谓盛极一时,然而盛世一过,随着这些将领谋臣的相继亡故,西蜀也就人才无几了,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但蒋,费二人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能力,根本无法和诸葛亮相比,诸葛亮在兵出祁山时虽然收服了姜维,但姜维作为一员武将,不可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大任。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谨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

西蜀后继乏人,造成这一历史局面与诸葛亮不无关系。应该说,诸葛亮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在《十六策》、《将苑》等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人才方面的论述,比如他在《将苑》中就提出了考察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智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这说明,诸葛亮当时除了治国征战,还经常考虑选拔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他很强调要知人善任,要根据个人不同特点,选拔使用人才,力图使蜀汉出现一个“众贤云集”的政治局面。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成就,例如,他曾把庞统,蒋琬,杨洪等人破格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对于蜀国的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也有不少失误之处,譬如“昭烈入蜀,以荆州委孔明,孔明入蜀,以荆州委羽”,却带走了智勇双全,行事稳重的大将赵云,这与后来荆州之失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另外,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特别是诸葛亮在他有生之年,虽然经常讲选才,用才,却没有培养出一名能继承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实在是一桩憾事。也可以说,西蜀的覆灭与诸葛亮生前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误有着直接联系。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最大不足,首先表现在识别、选拔人才上存在着偏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诸葛亮“端严精密”,但却由此产生出他的一个重要缺点——求全责备,正如后人评价他时说“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读通鉴论》说他用人总是“查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而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失大,见其瑕而不用其玉,结果使他们有的“无以自全而或见弃”,有的虽被“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例如,对魏延这样一个长于奇谋的人才,诸葛亮总是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将其雄才大略看做是“急躁冒进”,始终用而不信,甚至在政治上一直怀疑他有反心。同时,诸葛亮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但有较大缺点者,往往驾驭不得其法,处之极端,例如,刘封本来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孔明却认为他“刚猛难治”,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又有所短的人才,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先是对他用之不当,丢失街亭后又挥泪将他斩首。正因为诸葛亮这种“求全责备”的偏颇,处之极端的做法,使得当时蜀国的许多大小官员谨小慎微,喜欢做表面文章。

其次,由于诸葛亮生前出将入相,内政军戎“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必亲理”,不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繁”,忙得吐血,而且这种包办替代的做法,也影响了接班人的锻炼成长,不利于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尽管诸葛亮对西蜀事业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但他的这种性格却影响了自己选拔人才的眼界,使他过多地重德而轻才,再加上不重视培养益州本地“干部”,因此政权难以巩固,他的后继者蒋琬、费祎和姜维,相继无所作为,最后反而为黄皓、谯周之流的小人所制。

在用人这一点上,诸葛亮与刘备、孙权、曹操等人相比,确实不及。孙权敢于放手使用年轻的军事指挥官,当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时他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曹操深知“大勇者不务细行”的道理,例如官渡之战后,他将曹军内部一些人在战前写给袁绍的投降信付之一炬,既往不咎,表现出了用才之大量,因此深得人心,“士长于略者,相踵而至”;刘备虽然在其他方面有些不足,但在建立西蜀政权时,谋臣武将,人才济济,这也就体现出了他用才的高明之处。而武侯治蜀时,西蜀的人才已经寥若晨星,后来,曹魏向西蜀发起全面进攻时,蜀国只剩下姜维一人东遮西挡,这时,后方不仅兵力空虚,更重要的是人才空虚,以至邓艾阴平渡险后,西蜀朝中没有一人能够想出对策来,最后只好俯首就擒。其实,邓艾渡险之后,只有区区之兵,又精疲力竭,加之孤军深入,心理恐慌,假如这时西蜀朝中还有一个像法正那样水平的谋略家,也不至于如此收场。

总之,当人们评说蜀国灭亡的原因时,不可丢掉人才这个重要因素,当我们分析西蜀后继乏人的原因时,应当从孔明身上找出对于我们今天都有借鉴意义的教训。

)2.惟才是举与政治花瓶

连声名不好的人,都可以凭借一技之长进入曹操的阵营,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而刘备阵营内的许靖,却是惟德是任政策下的一个政治花瓶。

东汉时期,以经术、封建“德行”和门第作为选官标准,选拔的官员大多是有虚名而无实能的士族地主。

为了“巩固政权”这个中心的需要,从汉末混战到三国鼎立,出现了两种培育人才的倾向:德行、才能。为了政治这个中心,刘备求德,曹操求才,其《求贤令》体现了这个明显的片面倾向,虽然很多能人因此加入曹操阵营,但此风气的形成,对当时的英雄豪杰们的忠君坚贞的政治操守,都有非常严重的侵蚀作用,最终造成了司马懿篡夺曹魏政权,后来更出现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危局。

曹操一生常常于烽火征尘间横槊赋诗,“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为一统江山,他外练武功,内修文学,躬身竭力,不舍昼夜。然而他又深知抱负的实现仅凭一己之才毕竟是独木不成林,单柱难擎天,尤其是在赤壁大战失利之后,他更确信人才、智力的举足轻重,因而他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重用人才,并将求贤用贤作为自己一贯的治国之道,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砝码,以政令、法度、公告等行政公文的形式广而告之。

自建安八年至二十三年15年间,他先后四次以各种方式颁布“求贤令”,告知世人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声称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有经天纬地之才,他可以不论资历、不问门阀、不计前嫌、不顾尊卑,甚至不讲德行,一概兼收并蓄,委以重任。《短歌行·对酒当歌》以文雅的诗章、文学的语言将《求贤令》形象化、艺术化,诗中一个为人才求贤若渴迫不及待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实现了以诗的形式直播自己的治国之道——求贤用贤的一贯思想。这种为人才不惜一切的思想贯穿于曹操的整个政治生涯。

曹操著名的一篇《求贤令》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