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曾国藩家训之所以不同于古代的很多家训作品，是因为他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很独特，除了自己的孩子之外，他很多家书与家训内容都是针对自己那几个也想建功立业的亲弟弟的，所以他在教育弟弟上特别用心。但既然想教育弟弟，也就是想让他们成才，可是曾国藩在面临如何识弟之才、用弟之才上，却和一般人大相径庭。
我们知道，虽然隔行如隔山，虽然曾国藩对容闳、李善兰、华蘅芳这些科学家研究的东西一窍不通，可他还是能凭着自己识人的眼光和用人的智慧把这些科学家们聚拢在自己的周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也是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去研究、去深思的现象。
但人们在人际上通常还有个习惯，那就是舍近求远易，舍远求近难。曾国藩也是凡人，他在这一点上一开始的时候，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叫“舍近求远易、舍远求近难”呢？
说白了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跟我们越亲、越近的人，我们就总是很难发现他的优点，却很容易看到他的缺点。反过来，跟我们越远、越没关系的人，我们就越容易发现他的优点，而看不到他的缺点。
这个心理习惯也可以用来解释婚姻生活，很多人在外对待别人、外人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可到家里面对自己老婆、或者自己老公的时候，就总是挑三拣四，怎么看怎么别扭。尤其是婚姻生活里，夫妻俩闹别扭，总能说出对方一大堆的不是来，让他说同事，也就一两条，让他说再远的人，让他说华罗庚、爱因斯坦，他就一条也说不出来了。其实在华罗庚和爱因斯坦的老婆眼里看来，他们的缺点也有一大堆，只是我们不是他们身边的人，不是跟他关系亲密的人，也就看不到他们的缺点了。
因为越近越容易看到缺点，越近也看得越挑剔，所以用人的时候，人们在心理上就会有个习惯——即慎用身边的人。
曾国藩开始在识人、用人上也有这个问题，比如他那个几个弟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基本上都有领兵、打仗的才能，可问题是曾国藩开始还就是不肯用他们，不论几个弟弟怎么要求，他也不让他们出山。可再后来，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对于用自己的弟弟的态度上，又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让他们都出山带湘军，而且把湘军的核心力量也几乎是全部交给自己的弟弟来统领。这就有点让人看不透了。
可更让人看不透的是，他在带领湘军打败太平军之后，居然又苦口婆心，劝弟弟放弃兵权，又等于让自己的弟弟在自己的政治生命里靠边站了，因此，他的弟弟虽然最终听了大哥的话，但心里也还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这也成为晚清湘军发展史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了，曾国藩在识人、用人上为什么对自己的弟弟会有这么反复的表现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曾国藩和他几个弟弟的关系。
曾国藩总共兄弟姐妹九人，其中女四男五，曾国藩还有个姐姐，但在五兄弟中，他排行老大，所以他们曾家都叫他大爷。他那几个弟弟从大到小分别名叫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这其中最有名的，后来功绩最大的也就是老四曾国荃。因为曾国荃在曾家家族这一辈里排行第九，所以大家都叫他老九，后来带兵打仗，军中则称之为“九帅”。
曾国藩对这个老九很早就青眼有加，他考中进士到北京当翰林的时候，就带了父亲和九弟曾国荃去了北京。后来老父亲回老家了，但曾国藩把曾国荃还是留了下来，带在身边，自己亲自教育他。
可过了没多久，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个老九曾国荃不知犯了哪根筋，坚决要离京回老家，而且去意坚决，甚至非常着急。曾国藩就奇怪了，问曾国荃理由，曾国荃也不说，也就是没理由了。这个当弟弟的没什么理由就不愿在哥哥家住了，这个当哥哥的可着急了。曾国藩先是找弟弟谈心，说做哥哥的我有什么不是，你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只要是我错了，我一定改，如果我不改，你甚至可以写信告诉咱爹，让咱爹来骂我，但不要赌气，不要走。
然后，曾国藩又主动写家书给老爹汇报，说：“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食难安，辗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望父母俯赐惩责。” （《全集·家书》）就是说，我们兄弟俩感情一直很好，九弟向来表现很好，当哥哥的我也没打骂过他。现在他没什么理由就不愿在我这儿住了，我实不明白是为什么，但肯定是我这当哥哥的哪里没做好，所以父亲大人，你要责怪就责怪我吧。
可即使当哥哥的这样表态，当弟弟的还是不领情，还是坚决要走。后来曾国藩实在没办法了，只能让曾国荃回老家，然后他又写了封家书给老父亲，说我终于知道九弟为什么一定要走了。一是可能年轻人都有些喜新厌旧，在老家想到京城来，在京城住时间长了又想回家了。另外，可能是我家的奴仆下人，对我很尊敬，但对九弟不够尊敬，所以他年轻人心火旺、气头盛，所以抹不开面子，不愿在这儿待了。这样的话，我当哥哥的强留也不好，还耽误他的学业，那就让他回老家继续学业吧。
于是，最终曾国荃还是闷头从哥哥那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至于曾国藩所说的这两个原因，他自己言之凿凿，包括他爹也没多说什么，但关键是，当事人曾国荃自己并没承认。
后来，就是曾国荃回老家之后，有一次，居然隔着千山万水跟自己远在北京的哥哥叫上板儿了。
这个事我们在曾国藩修身的系列里已经说过，曾国藩有一次当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意外地发了笔横财，寄了一千两银子回老家，但他画蛇添足地提出了这一千两银子的分配办法，主张自家留六百，然后分给贫困的族人四百。这一下当即惹恼了两个人，正是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两个弟弟都很年轻，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也不跟老爹商量，两个人就写信把当大哥的损了一顿，说他一不知道家里有多艰难，这一千两银子只够曾家还债之用；二是想沽名钓誉，想为自己挣点儿好名声。
曾国藩开始接到两个弟弟来信的时候，也很恼火，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是老大，而且比几个弟弟在岁数上都大很多，最大的弟弟也比他小九岁，像曾国荃更是比他小十三岁，平常几个弟弟对他从来不敢说半个不字，现在居然因为他寄钱回家就公然写信来嘲讽他！
但曾国藩确实有大智慧，修身养性的工夫不一般，他这次一点都没怪两个弟弟对自己不敬，而是反复摆事实，讲道理，好好劝慰解说，终于以一种高姿态，以一种春风和熙的姿态化解了弟弟们心中的怨气。
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问，两个弟弟为什么敢于跟寄了一千两银子回家来的哥哥如此叫板呢？尤其是这其中还有那个上次一定要从哥哥那回家来的曾国荃呢？
事实上，道理很简单，包括曾国荃一定要离开哥哥家，包括他们为一千两银子与大哥发难，都不过是因为一条在曾国藩看来是最简单、最质朴的道理，即中国人传统中非常强调的——长兄为父。
事实上，曾国藩以理学传人自命，向来把管教兄弟当成自己不二的使命，这一点不管他父亲是否健在，健在的时候是这样，后来他父亲不在了，他就更是这样了，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教育弟弟的家训文章传世。
曾国藩在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反复在给父亲的家书里说过：“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全集·家书》）就是说我作为老大，管教、培养几个弟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认为要管教，就要严格，不能溺爱，要是姑息溺爱他们，其实就是害了他们，就是我这个当大哥的不负责，这种不负责对我这个当大哥的来说，其实就是对曾家家庭的不孝！
你看话说得这么重，所以可以想象曾国藩平常管教起几个弟弟来有多严，再加上他本来就比几个弟弟大很多，又有长兄为父的威严，所以几个弟弟小的时候怕他，后来年轻的时候反抗他，再后来，一直到年长之后，才知道、才理解、也才体谅大哥的一片苦心，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曾国荃不愿受大哥的管教，所以闹着要回家，曾国华、曾国荃有时要反抗大哥的权威，所以写信置疑，这都是年轻人逆反心理的正常表现。但这些也都说明曾国藩的教弟之严。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对几个弟弟这么上心呢？这就缘于曾国藩自己的认识了，他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这话很容易理解，要想家族振兴，必须兄弟之间，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所谓“兄弟合心，其力断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曾国藩终其一生，在教育弟弟上非常下功夫，这就可以理解他家训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内容是针对几个弟弟的了。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大凡做官之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全集·家书》）就是说我这一生，对我那几个弟弟，真是叫无愧于心了！
以曾国藩讲究“血诚”的人生信仰来看，他敢拍着胸脯这么说，也算是实至名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