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腾蛟狂妄地高叫：“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林立果神气十足地掀开衣襟，拍打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
“毛主席在武汉，先后同我们谈了四次。这些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刘丰凑近李作鹏，悄声说着。
政治交易，使江腾蛟死心塌地投靠了林彪
1970年10月，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十分佩服日本宣扬的武士精神，将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自己成了舰队的当然司令，并根据英文Commander（司令官）的谐音，给自己取名“康曼德”，其他重要成员也都一一取了相应的代号，并将代号报告了林彪、叶群。
“联合舰队”中有个重要成员江腾蛟。他是1955年授予的空军少将军衔，原来是南京军区空军政委。这样一个军衔、职权都比较高的人，怎么会与林立果这种小字辈搅在一起，并最终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犯榜呢？
这是因为，江腾蛟在林彪父子指使下，一手策划了“三国四方”会议，密谋杀害毛泽东。
江腾蛟是新四军出身，后来转在第三野战军工作。1950年初，江腾蛟由陆军部门转调到新成立的空军部队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调任空军第九师师长。
该师曾于1951年12月参加掩护空八师轰炸机编队轰炸大和岛的战役。在这次战斗中，江腾蛟显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
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江腾蛟升任空四军政委。空四军是南京军区空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任务是警戒上海以至江苏、安徽两省的领空，保卫这个繁华地带的领空安全。由于空四军作战任务繁重，负责保卫我国工业心脏上海市的领空安全，所以这支军队装备精良，兵员充足，是空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1955年初，爆发了一江山岛、大陈岛战役，这是继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我国军队第一次运用海、陆、空大规模配合的立体战争。这次战斗中，空四军这支精锐部队也调到了浙东前线参战。
1958年秋，江腾蛟率领空四军参加台湾海峡上空的空战。1962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在司令员聂凤智、政委余立金的领导下，具体分管部队的政治工作。
1965年6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接任空军司令的是空军政委吴法宪，中央另调余立金接替吴法宪的职务。这样，江腾蛟就顺理成章地升任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江腾蛟是1964年开始认识叶群的，那时叶群和吴法宪在江苏太仓搞“社教”。江腾蛟是吴法宪的老部下，江腾蛟常去看望吴法宪，认识了叶群以后，又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给叶群送礼。他满脸献媚取宠，两眼露出杀气，言词间又带着江湖义气，一下子被臭味相投的叶群看中了。叶群觉得这是个以后用得着的人物。1965年1月，林彪、叶群住在上海，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上海治病，常让江腾蛟给林彪送材料。叶群和江腾蛟本来是老相识，乘此机会，就把江腾蛟引荐给林彪。有一次，叶群表示愿意把江腾蛟任过政委的7341部队（即空四军）作为她的“挂钩”单位。江腾蛟对此心领神会，看作是林彪对他的栽培，受宠若惊的心态溢于言表。叶群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认定江腾蛟是个可以好好利用的人物。
1966年夏，在“文化大革命”中跃登政治舞台的江青，对她30年代混迹上海滩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总是忐忑不安。为了甩掉这个包袱，她与张春桥勾结一气，企图彻底销毁各种文字证据。于是，决定把30年代与江青有关联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可能保存的材料“一网打尽”。为此，他们与林彪一伙串通一气，由叶群、吴法宪出面，利用江腾蛟演出了一场抄家的丑剧。
1966年10月初，叶群叫吴法宪通知江腾蛟，让他立即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
第二天，江腾蛟赶到北京，当天晚上，一辆小轿车来到江腾蛟下榻的空军招待所，把他接到了钓鱼台的一座小楼里。
江腾蛟在小楼里见到了叶群。叶群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但是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陈鲤庭、童芷苓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又一再交代江腾蛟说：“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
江腾蛟一直在寻找为主子效力表忠心的机会。这一次正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他当然要使出浑身解数来效劳。江腾蛟回到上海，纠集刘世英等人，仔细地侦察了郑君里等几人的住处，反复研究了行动方案。他们制造了一个借口：说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以“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口号，欺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假扮红卫兵，分成5组，于10月9日零时后，分坐5辆汽车同时出发。搜查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陈鲤庭、童芷苓5人的家。为了保密，江腾蛟还让他们把汽车号码牌用纸盖起来。江腾蛟自己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坐镇指挥，并叫一位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代他接电话，以防别人听出他的声音，露出马脚。
当天下午，紧张了一个晚上的江腾蛟，叫刘世英把搜查到的东西送到他住的招待所，立即进行清理。
第二天，江腾蛟迫不及待地带着他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坐飞机直送北京，急于向主子表功。这一次，不仅吴法宪立即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也在当晚来到招待所。她做贼心虚，怕暴露自己，来的时候把路灯都关了。在江腾蛟住的房间里，叶群亲自听他汇报了搜查的情况，然后拿了材料走了。过了一天，她给江腾蛟打电话，说：“已经交给上面了，很满意。”
江腾蛟回到上海不久，叶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
这次行动可看作是叶群对江腾蛟的一次重大考验，江腾蛟表现得十分出色，圆满完成任务，叶群心中也暗自高兴，觉得没有看错人，只要有机会，她还要进一步重用他。
1966年11月，正当“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把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送到上海、杭州，委托江腾蛟照顾。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江腾蛟说：“最近，北京的秩序有些乱，林彪同志只有这两个孩子，像他的一对眼珠子一样，现在把他们送到你那里去请你照顾一下，我们就放心了。”
江腾蛟连忙说：“我一定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林立果到上海后，江腾蛟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还专门派干部左右侍奉，跟随保镖，并对周围人说：“我们把他们的两个孩子照顾好，让他们多考虑大事。他们多考虑一个钟头的问题，比我们做多少年的具体工作的价值还要大。”
江腾蛟的这一番无耻吹捧，使在场的人听了都肉麻。
1967年11月，江腾蛟到北京开会期间，见到了林立果。当时林立果刚到空军不久，还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林立果对江腾蛟说：“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有个考虑：空军司令员想要你当。”江腾蛟一下子便领悟到这是林彪的意思。从此，他追随林彪的意志更坚定了。
然而事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军队全面介入地方上的“文革”活动，执行支左的任务，实际上是支持地方上的造反派向各级党委夺权。当时，由于南京军区空军部队支左时一马当先，非常卖力，因而得到全国支左红旗的称号。江腾蛟伙同南京的同党，与各地乱军夺权的健将遥相呼应，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大动干戈，为林彪反军乱军的阴谋效死力。于是，他们将矛头指向以许世友为首的南京大军区。
江腾蛟这次碰了壁。1968年3月，江腾蛟因在南京地区搞“反军乱军”活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4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部队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政委职务。
当时江腾蛟住在北京，南京空军机关要批判他，叶群听说后，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没有林总的命令，不准江腾蛟离开北京。”
林彪和吴法宪本来打算任命江腾蛟为空军政治部主任。在未写报告、未下命令的情况下，先提名并让江腾蛟任政治部党委书记，负责政治部工作。
吴法宪对江腾蛟说，叶群对你很关心，并问你在上海、南京欠了多少账。不久，林彪的另一个亲信周宇驰给江腾蛟带去了林立果送的一笔钱。还告诉江腾蛟，林立果讲了，我们再困难，也要把你江腾蛟养活。
1969年，仍然没有给江腾蛟分配工作。6月19日，林彪在叶群办公室接见江腾蛟全家时，明知故问地对江腾蛟说：“你现在干什么？”江腾蛟回答说：“没有职务，在空军政治部帮助工作。”林彪马上宽慰道：“有职务没职务一样干革命。”并话中有话地说：“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那是现象，将来还会变化的。”
这年年底，准备将江腾蛟派往西南地区管航空工业，江不愿意去，便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立果。林立果立即返回北京，帮江腾蛟出谋划策。
1970年5月初，江腾蛟按照林立果等人的指点，写信给吴法宪，提出不能去西南地区的理由，并要求将信转呈林彪。
之后不久，叶群亲自出面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身体不好，他不能去就别去了，让他休养治病吧。”
就这样，江腾蛟躲过了他所认为的去西南地区的“变相流放”，过一段时间后，又在林立果的安排下，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到广州休养去了。
江腾蛟对林彪一家对他的关心、照顾、信任、期望，感激涕零，他常对别人说，林副主席的一家就是我们的希望，有了他们也就有了我们的一切。从1968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信中反复说，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忘的大恩，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誓言，为了保卫首长和主任，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并一再表示，为了首长，他将视死如归，在所不惜。他甚至不顾自己年过半百，奴颜婢膝地给林立果写信道：“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指点我们，保护我们，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从1969年以后，江腾蛟为林立果选妃出了不少力，成为“选妃小组”得力干将。
1970年6月30日，江腾蛟、周宇驰、王维国坐着由林立果驾驶的林彪专用的轿车——可以防弹的红旗车，兴致勃勃地游览长城。周宇驰得意忘形地说：
“战友开的车，不但技术上是保险的，在政治上也是绝对保险的，我们坐的是一列永远翻不了的政治列车。”王维国也附和着说：“这是一列光明的车，胜利的车。”江腾蛟连忙说：“对！对！”车里发出一阵阵狂笑。在去烽火台的路上，年龄比林立果大一倍的江腾蛟，像太监一样架着林立果的胳膊，向上攀登。从八达岭去十三陵的途中，江腾蛟谄媚地说：“我们这也可以说是车上‘四结义’！”
从1969年7月到1971年2月，江腾蛟曾三下广州，为林彪纠集反革命力量。他对广州军区空军的顾同舟等人说：“我们都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人，掌舵的是林立果，什么风浪都不怕。我们坐船的人要团结，不要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如果你推我挤，船也可能翻。”他还给上海的王维国打电话，希望他把7341部队建成林彪的“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
自从他被毛泽东罢了官以后，他把全部赌注押在林彪一家，企图借此重新发迹。
肮脏的交易，使江腾蛟成了死心塌地地为林彪服务的一员干将。
林立果酝酿武装政变
1971年1月24日，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宣布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等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决定。
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促使林彪、林立果加紧了政变步骤的进行。
林彪曾说：“根据目前情况，要搞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政治斗争最终要靠枪杆子来解决。”“南唐李后主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搞武装斗争，后来当了亡国之君，后悔莫及。他留下了两句令人深思的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偕林立果到达苏州，具体布置林立果进行秘密串联，建立反革命政治基地的步骤。
3月中旬，林立果、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周宇驰及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等人聚集在上海。叶群指示他们：“在上海要注意隐藏、安全。”所以他们一切都是秘密活动。
3月21日，这伙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
烟雾腾腾的房间里，林立果正在分析形势，他说：“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可能逐渐削减，文人的力量正在发展。”
“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
“B—52（指毛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利用这边力量，一会儿又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重用文人的力量。”
他继续分析说：“现在首长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我看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实行武装起义。”
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人赶下台，因此主张先下手为强，加紧策划武装政变，提前抢班。并传达林彪的旨意，说：“根据目前的趋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鉴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在座者对于林立果的说法着实有点心虚。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
吵吵嚷嚷，最后一致认为尽量争取“和平过渡”，同时也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林立果转向于新野说：“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
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指叶群）说了一下。”把草拟计划的任务交给了于新野。
1971年3月23日，于新野起草好了《“571工程”纪要》。
《“571工程”纪要》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571工程”纪要》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而B—52对我们不放心”。因此，“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以便“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或“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
《“571工程”纪要》还认为：他们“经过几年准备，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在军事上水平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行动时，可以“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导弹），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来达到目的。他们在保密和纪律中强调，“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纪要》中最后说，“对泄密者，失职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