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无情的揭发批判。1971年4月24日，周恩来就陈伯达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并宣布党中央对北京军区进行改组。免去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的领导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谢富治为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九一三”事件之后一份中共中央通知中说：“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会议决定，从1月下旬起，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始“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以批文件、加按语的方式，关注和领导着这一运动。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百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既没有批判陈伯达，也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毛泽东为此对军委座谈会进行了批评。2月20日，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接着，毛泽东又在他们的检讨上加写了一段批判陈伯达的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反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3月20日，毛泽东在×××3月19日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党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主席的教导，切实改正错误。
197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回顾中共成立50年来的历程，在谈及“文化大革命”和与刘少奇斗争时，引用了《五一六通知》中的话“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文章并以与刘少奇斗争为例子，强调党内斗争仍在进行，“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
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说者有心，听者当然有意。林彪联想到陈伯达被称为“刘少奇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其性质和下场可想而知。事实也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对黄、吴、叶、李、邱的批评都与陈伯达联系在一起，批陈整风汇报会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虽仍公开露面，参加需要他们参加的各种活动，但实际权力正在受到削弱，不由得做贼心虚，深感前途莫测。
毛泽东强调庐山之事没有完
7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特别指出了书中四句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在毛泽东步步紧逼的攻势下，林彪集团的处境日艰，地位日下，实力大减，终日如坐针毡。他们明白，“毛泽东要摊牌。”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持续到晚上10时。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一位颇难描述的人物。
由于这个人物的不经意的出现，使毛主席进一步加深了对林彪集团阴谋的认识。
这位神秘人物即熊向晖。
1970年11月，正在挨批挨斗的熊向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前，熊向晖一直是我国驻英代办（因尚未与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72年林彪反革命事件以后，又重新调回外交部。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熊向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哪些人去，总理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会客室内光线柔和，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谈话。
一阵寒暄以后，毛主席继续提出一些在熊向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
“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反映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熊向晖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悠闲地同他“漫谈”。
毛泽东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借“文革”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总理：“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毛泽东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动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他说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刻，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零5分了。毛泽东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凌晨2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