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到了“工字房”前下了车，走进屋去。林立果等人都已等候在此。刚坐下，林立果就说：“主任来电话抽鞭子，决定还是要搞。现在不搞是不行了。
昨天讲的不算数，等于没有说。现在要抓紧研究怎么搞。江政委、王副参谋长都来了，你们讲讲，有什么想法。”
王飞不吭声，江腾蛟也不吭声。经过这几天的折腾，他们心里没底。
林立果看了看两个人的表情，知道他们既害怕，又挨了叶群的鞭子，心里不痛快。林立果说：“这次是首长下的决心。首长的决心不会有错。现在决心已定。”
这些人在林立果的启发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可仍拿不出一个最佳方案，实现一举消灭毛泽东，攻下钓鱼台。除了已经提到的办法外，连借用“首长”名义开会，在会上搞；在接待外宾时搞；用飞航导弹袭击中南海；用“喀秋莎”攻击钓鱼台；用坦克冲；用轰炸机炸……哪一条都想到了，但哪一条也不能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是部队不一定听调动，就是这些地方带武器根本无法接近。
林立果知道，再这样漫无头绪地议论下去，不但没有结果，还会消磨大家的“意志”，只得把他早已想到的一计摆了出来。他突然宣布：“咱们先别谈了。把老关请过来，同大家认识认识。”这时候，在于新野的陪同下，一个穿陆军服装的中年人从门口走了进来。大家站了起来，林立果拉着这个人的手，介绍说：
“这位是关光烈，在首长办公室工作过，现在是陆军××师政委。”
关光烈在客厅里落座，林立果急忙问他：“你们师有几个团，有什么炮？”
关光烈回答：“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有榴炮，加农炮，迫击炮。”
林立果又问：“有火箭筒吗？有火焰喷射器吗？”
“有，每个步兵连有两个。师里有一个喷火连。”
“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
关光烈作了回答。江腾蛟在一旁插言道：“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
林立果以命令的口吻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器调到上海去，听他（指江腾蛟）的指挥。”
“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关光烈有点担心。
“用飞机运，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林立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苏州附近的）硕放炸火车。”江腾蛟还提出，这个任务交给空军某师执行，由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亲自督战。
当晚8时，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鲁珉继续在西郊机场策划，林立果已是满眼充血：“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江腾蛟在一旁打气：“我是歼七，老鲁是歼八。”
周宇驰补充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语音未落，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密报毛泽东“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
几个祸首顿时一阵慌乱。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李伟信在狱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开着，走到门口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边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为神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已北上返京，企图谋害主席的阴谋破产了。林（立果）流泪说：
“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歇斯底里地说：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
毛泽东的“出人意料”打乱了谋杀者的计划
在这个生死存亡时刻，高度警觉的毛泽东突然下令，把他的专列，立即趁夜撤离杭州，转移到便于调动的地方——宁波方向的绍兴柯桥。
毛泽东摆了一个迷魂阵，使人对其行踪产生一种错觉——他暂时不会离开杭州。
出人意料的是，9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又突然下令：“把火车调回来，马上走！”他还交代，不要通知陈励耘等人送行。几小时后，专列从绍兴调回杭州，毛泽东上车后即下令：“往北，马上开车。”
此时的毛泽东真是老当益壮，料事如神。其实，他在8月31日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关于周宇驰等人在江西一些反常活动的报告后，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9月3日到杭州，他又从年轻的服务员中了解到林立果活动的一些情况，更是提高了警惕。从他向陈励耘的问答中，他又证实了某些推测。
三个多小时后，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了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这时在北京的林立果已从同党那里知道了毛泽东的行踪。
他们估计毛泽东总得在上海停几天。但是，他们又错了。
9月10日晚，毛泽东到上海后，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往南京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有人就领他乘汽车直驶毛泽东的专列。
担负着谋杀毛泽东罪恶重任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他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王维国也被一同拉走了。等吃完饭，许世友才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
毛泽东的专列在江南原野上奔驰。
时间到了9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早已驶过苏州车站，安然跨过了险象环生的硕放铁桥。
“主席，前面是蚌埠，停不停？”汪东兴问。
“不停。”
“济南快到了，停不停？”
“不停。”
“快到天津了，停不停？”
“不停。”
专列昼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快到丰台站了，毛泽东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毛泽东在车上召见了李德生、吴德、吴忠，询问了北京情况，并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周恩来起床，他是按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工作到上午11时才睡的。他起床后即进卫生间洗漱，早已等候的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主管总理警卫工作的杨德中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召见了李德生等人。
周恩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他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杨德中说不太清楚，汪东兴说了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喝了一杯豆浆冲鸡蛋，然后带上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小楼，这就是当时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林彪、叶群在这里正忙着调兵遣将。因为下午林立果已经哭着打来了电话，叶群赶紧报告了林彪：“一○一，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林彪不动声色：“慌什么，快，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政变不成逃往广州。
为了掩盖阴谋，他们特地对外宣称，今晚要给女儿林立衡与她的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政变不成即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但是，毛泽东找广州军区的丁盛、刘兴元谈话后，二人回到广州召开了师以上2000多人的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精神。林彪不敢再往广州，改为向北逃往苏联。林立衡平时就与叶群不和，此时在林彪房间外听到他们三人在嘀咕，隐约听说他们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报告。
早在五天前，叶群用专机把林立衡接到了北戴河。林立果在57号楼对姐姐摊了牌。下午，林立果又用电话通知姐姐前来继续谈话，更加露骨地将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告诉了她。
林立衡一听吓了一跳：“主席威信那么高，你千万不能干这种事，会遭到全世界反对的。”
林立果说：“暗杀后就借主席的名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我们的敢死队埋伏在里面，将中央领导一个个骗来，不听话的就干掉，反正那时是我们掌权，专案组都是我们的人，案子永远也翻不了。”
“这个方案失败了呢？”
“逃！”
“逃到外国干什么呢？”
“吃洋面包，当寓公。”
“这两条路都不能走，你即便是夺了权也掌不住，你还是个孩子，跟你的那些人都有野心，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搞掉你。”
“行了行了，不用你来教训我。”
“首长知道这件事吗？”
“他同意，这些都是他的主意。”
林立衡没再说什么，自己在心里拿着主意。
作为“九一三事件”的特殊见证人，林立衡在后来一篇《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作了描述，尽管若干年后她又推翻了这一切，我们还是应该了解这种比较原始的东西。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向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于副大队长报告了情况。张副团长说：“你先回去吧。”
我先到五十六楼，找到杨处长（空军政治部保卫部保卫处第二处长），叫他到部队找辆汽车，然后一起上九十六号楼。
这时还不到11点。我又去看电影，并叫杨处长掌握一辆汽车，在外面等着，随时好用。
到了放电影的地方，我把情况告诉了张清林。张说，我走后，叶群和林立果几次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以送礼物为名，几次到张清林这里，打听我到哪里去了。张按照我们预先约定的说法，说：“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
我们正说着，叶群的卫生员小王来叫我：“主任要你马上去。”我对张清林说：“你还是不要动，稳住他们。要是我出不来了，你就和杨处长跑到部队去报告。”
走进叶群的房间，我看到叶群在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叶群旁边，两眼通红，直瞪着我。我叫了叶群几声，她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在飞机上还要看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拾一下。”
我问：“明天早上几点走？”
叶群凶狠地说：“你还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几点走！你们早点睡觉明天我派人来叫你们。你走吧！”
我出来，把叶群交代的话通知了张宁，张宁问我：“林立果送给我的大蛋糕带不带？”我说：“随你自己吧！”
没多久，林彪的内勤小张匆匆跑来，对我说：“他们现在就要走！”
突然的变化，使我大吃一惊。我赶快去找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
这时，警卫秘书正在打电话，在场的还有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刘副科长。见到我进来，警卫秘书主动对我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要刘副科长去大连打前站了。我想给大连打个电话，没打通。”
我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赶快拖住他们，就说今天太晚了，不能走。还可以让张副团长劝一下。”
警卫秘书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
我就问：“你们带枪没有？”刘副科长说带了，警卫秘书说没有带。我说：“这个时候，你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
警卫秘书就去拿枪。我说：“你们拖住，我去叫部队阻拦！”
我从那里出来，碰上林立果。我就问他：“现在怎么样？”
林立果说：“现在就走！”他边说边往林彪那里跑。
我回到放电影的地方。这时，电影《假少爷》快要演完了。我看到林办李秘书正在看电影，便告诉他，林彪、叶群今晚要跑，叫他注意点。随后又告诉了张清林和杨处长，并要杨处长在门口控制住汽车。
这时，叶群突然跑来，叫喊道：“快停演，今天晚上就到大连去。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杨×不去大连了。留下来看东西。”她一边叫喊，一边慌张地在走廊里来回乱穿。
我故意上去问她：“张宁问，她的蛋糕还没吃，要不要带走？”
叶群发火说：“现在这时候还带什么蛋糕！你们快走吧！”说完，推了我一把，她就走了。
我赶忙跑出来，看到八三四一部队的姜大队长守在门口，我和他握手示意。随即和张清林、张宁一起，坐上杨处长控制的那辆汽车，到了五十六楼。我叫张清林留在五十六楼，防备林立果来找我，好应付。我和杨处长跑到五十八楼。
杨处长马上把八三四一部队张副团长找来，我对他说：“他们现在就要跑！”
张副团长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报告。我把电话抢过来，直接向他报告情况。
正说着，一名战士跑来报告：“有一辆卧车从九十六号出来走了！”
我立即把这情况报告了张耀祠。张耀祠叫查一下是什么车。
这时，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小张从九十六号楼打来电话说：“首长、主任、林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坐着杨振刚开的车走了！”
差不多同时，我听到外面传来了几声枪声，张副团长赶紧跑出去。我又立即把听到枪声的情况报告了张耀祠。
张副团长很快跑回来，也给北京报告了情况：“林彪坐汽车跑了，没有拦住，警卫秘书被打伤了！”然后对我说：“现在不知跑到哪里了！我马上去追！”
说着，他气喘吁吁地带上枪走了。
周恩来不敢相信北戴河的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事关重大，张耀祠一面要姜作寿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一面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
汪东兴立即打电话找周恩来。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周恩来一听汪东兴的报告，也很吃惊，他一再追问：“报告可靠吗？”
汪东兴说：“可靠。”
周恩来马上布置：“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汪东兴和张耀祠守在办公室里，眼睛紧紧盯着电话机，盼着它马上响起来。
果然，电话响了，是张宏：“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汪东兴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已经无法再主持开会了，他向开会的同志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留下，其他人员请回。他来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全力处理北戴河问题。他让汪东兴不要离开电话机。他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
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
周恩来命令吴法宪：“飞机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
许多人称吴法宪是“草包司令”，其实他自有聪明处，他向周恩来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
“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周恩来补充说，“秦皇岛这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秦皇岛机场负责人。”因为这个机场归海军管，李作鹏是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
但是李作鹏通知时，又说成“四个人中有一个人的命令，飞机就可起飞”。
晚上11点多钟，张宏打来电话：“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汪东兴及时将情况报告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