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不安的周建平挨着沙发刚一落座，肖永银便问道：“老周呀，我问你一个事，我听说，上海的巨鹿路开过一个小型会议，你参加了没有？”
周建平手心出汗。巨鹿路有个空四军招待所。那年3月31日，周建平借口到上海处理一件公务，一头钻进这个招待所的地下室，参加了林立果主持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肖永银这一问，周建平没有回答，竟呜呜地哭了起来，泪流满面。不知他是觉得后悔还是委屈，反正是哭了半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见周建平不回答，肖永银就对他说：“这样吧，你下去好好想想，究竟参加没参加？怎么回事？想好了，都写出来，好不好？”
周建平点了点头，沮丧地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刚刚走到楼梯口，已经有几个士兵站在那里，等他过来，便把手铐铐在他的双腕上。
“四大金刚”的最后登场
除了林彪摔死的一家，留在北京等地的林彪集团成员，日子自然不好过。9月的天气本是干燥的北方和潮湿的南方都适宜的节令。然而，叛逆者们已没有了天高气爽的感觉，身处南方的依旧闷热，蜗居北方的还是叫喊着心烦。
9月，这个政治性的季节令人捉摸不定。
9月24日凌晨，人民大会堂门口早已加岗布哨。到了8点30分，华灯初熄，晨风拂动之时，林彪集团除林彪之外的职务最高者黄永胜，被红旗轿车接到了大会堂门口。一大早，黄永胜的秘书接到电话，要黄来参加政治局一个重要会议，要求准时出席。黄永胜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会对他有利，但也只有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以观时态。魁梧的黄永胜钻出车门时有些吃力，但脚一沾地便挺直了腰，打起军人应有的精神。但他心情的沉重是不言而喻的，连跟在后面的秘书都感觉出来。他习惯地向门卫行了个举手礼，便大步朝里走。
与此同时，另几辆红旗车也滑进环形车道，在人民大会堂侧门前轻盈地停下。
相继走出车门的是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这三个人从外表看真是各有特征。当他们在台上时，人们对他们的外表只敢悄悄议论：吴法宪又矮又胖，敢命令他的人都叫他吴胖子；李作鹏走到哪都是戴副黑眼镜，以便遮住他那只受过伤的眼睛，人称李瞎子；剩下的是又高又瘦的邱会作，让人觉得这个总后勤部长真够“廉洁”的，守着全军的财产愣没吃肥自己，明底细的人说，你别上他的当，他把油水都贡献给林家，自己又是个色迷，才把自己作践得如此干瘪。
他们四人拐进大厅时，秘书和自己的警卫已被人拦走了。他们只是感觉到身后空空的，但没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四人落座后，互相间仍无话语，现在能说什么？
这可是“四大金刚”互相认识以来第一次四个人默默无语地坐在一起。
这气氛也的确让他们一语难言。
除了四周的肃穆的警卫外，没有一个他们认识的人。
每一个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每一张嘴都紧闭着。
这几分钟让他们等得像过了几年。
终于一扇侧门拉开了，几名严肃的军人鱼贯而入，分列两旁。周恩来从另一扇侧门急匆匆地进来，抬头看了一下各位，又低下头读起一份文件：
“我以毛主席的名义宣布：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不宜继续现任工作，限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军委日常工作，中共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
周恩来念完文件之后，刚才进来的军人就将“四大金刚”各自看押。从外表看，四个人脸上都紧张甚至抽搐了一下，但很快平静下来。这样的结果可能早在预料之中。但黄永胜还是大声大气地申辩了一句：我与逃跑的林彪毫无干系……
没有人理他。
这一天，这四个人被押解到北京顺义县卫戍区某师师部。
让我们回头重温一下黄、吴、李、邱的简历，这是一批历经沙场的红色档案，可惜在后几十年里染黑了：
黄永胜，湖北省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在1968年3月22日任总参谋长以前，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法宪，江西省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江西省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长、抗大参训队长、师侦察科科长、师作战科科长、纵队参谋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科长、粮秣处处长、军委供给部部长、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四人中情况很相似，上将一人，中将三人。上将是湖北人，三个中将都是江西人，三个中将比上将黄永胜小四五岁。黄永胜一生以军事生涯为主，其余二人以政治为主，李作鹏虽是搞军事的，最后成了海军政委。他们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红军。无疑，他们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这四人能与林彪结成集团，除了历史原因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如果把林彪比喻成头脑的话，他需要四条腿的支柱，而“四大金刚”则需要靠山，这个集团就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逐渐形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邱会作则多次被批斗。这些冲击、揪斗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和支持。林彪保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反过来，黄、吴、李、邱则效忠于林彪，唯林彪之命是从。加上林彪的老婆叶群及儿子林立果，形成了一个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一人为准则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为标志。于是问题变得复杂了：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员”在天下大乱、局势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林彪一伙的力量，另一方面，林彪一伙又乘机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甚至诬陷、迫害他人。
这倒使我们想起曾经十分流行的那句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在本书中涉及了林立果的“联合舰队”。这个“小舰队”与“四大金刚”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他们的反革命行径更直接更凶险。林立果为首的这支“舰队”以年轻人为多，也有少数听命于林的老干部。这些人员都是空军的。年轻人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计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等。中年人有：王飞，空军司令员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这其中职务最高的就是江腾蛟，他在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为少将军衔。
在这一天前后，参与林彪集团的各犯相继被隔离审查。
9月18日以前，参与“571工程”的江腾蛟、王飞、胡萍、贺德全、朱铁铮、鲁珉、刘世英、郑兴和、程洪珍等均被隔离审查。
9月20日，南京军区羁押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25日，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被羁押。
10月3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专案组，由周恩来等十人组成。
1976年12月，“四大金刚”由顺义转入秦城监狱关押。
1980年12月，“四大金刚”及江腾蛟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时被共和国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