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和医务人员一起马上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同时也很快通知了周恩来和汪东兴。
又是血尿！每到周恩来会见完外宾或是开完会，他就要承受这种痛苦。有时膀胱肿胀得实在难受，他就倒在会见厅的沙发上翻滚……
毛泽东突然休克
正当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进行各项工作的整顿时，两位巨人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到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难以跨出病房了。而毛泽东说话时，双唇慢吞吞的，不听使唤，说话含混不清，起身时要人搀扶，与人握手时，目光已经不能集中……经过一世的辛劳和磨难，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深受刺激，身体每况愈下。他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很明显，睡眠更加紊乱，常常感到不适。
据张耀祠回忆：1972年1月28日夜里12点，张耀祠和医生走进毛泽东卧室，照例检查一下。毛泽东正躺在沙发上，闭着眼。医生前去摸了摸脉搏，摸着摸着，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张耀祠急忙问：“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没有摸到脉。”
屋里的人一下紧张起来。医生转身给汪东兴打电话，请他马上来“游泳池”。
汪东兴急忙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就要过来。但他想到主席已经79岁高龄，万一不测，还是应该请江青到场，以便配合医生为主席治病。于是他亲自给江青打电话，请她到主席这里，主席病重。
周恩来、汪东兴等江青到后，一起听医生的简单汇报，然后一起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这时毛泽东已经醒了，脑袋无力地枕在沙发上，缓缓地望着大家。江青就拉大嗓门说：“我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厉害呢？不要打针吃药，吃药反而不好！”
离开毛泽东卧室来到值班室，江青将帽子狠狠地扔到地上，大发牢骚，死咬住一条吼道：“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们所讲的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你们这些医生护士全是特务，是反革命！”
医生护士自然不好发作，周恩来、汪东兴也不好说什么。
经江青这一闹，毛泽东生气了，本来在打针吃药，现在针不打了，药也不吃了，医生护士也不敢劝。直到过了两天以后，他们才对毛泽东说：“主席，还是治病要紧，不要为江青同志那些话生气了。”
毛泽东喘了口粗气：“那么多意见，怎么治呀！”
过了几天，江青来过一次，在毛泽东那里坐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也不跟她搭话，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仿佛一肚子怒火要喷射出来，但毛泽东还是忍了。可江青一出来，话就变了，对张耀祠说：“主席的脸色比我好，很神气，只吐了一口痰，眼睛瞪得大大的，与你们谈的完全不一样。”
张耀祠长吁一口气，对江青说：“主席今天还没有睡觉，已吃过两次安眠药了。”
以后，江青约周恩来、姚文元和五位医生在怀仁堂开会，说是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可是人到齐后，江青对毛泽东的病情避而不谈，大谈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好像这是来给她会诊，又一个劲抱怨别人不关心她。三个小时过去了，就听她一个人谈，别人包括周恩来都插不上话，都沉着脸，听她没完没了地谈。最后她注意到大家的脸色，便冲着张耀祠说：“你不要愁眉苦脸，你们责任重大。
不是我不同意主席打针吃药，是主席不同意打针吃药。你们要做好准备。”后来江青又把矛头对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
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
等到毛泽东的病情稳定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突然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的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
我知道自己有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一席话说得江青低下头来。但是她更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由于毛泽东突然决定去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受了寒，又因为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要来访，过度疲劳的毛泽东，加之肺心病伴严重缺氧，病情越发严重了。
1972年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值班护士长吴旭君看到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她一向认真，就过去摸摸主席的脉，没有摸到，她紧张起来，赶紧叫医生快来。
这时，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和医务人员一起马上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同时也很快通知了周恩来和汪东兴。毛泽东的卧室一下紧张起来。胡医生口述所需要注射的药物，他讲一句，吴旭君重复一句，生怕忘记和弄错了所需要的药物。药物和针管备齐，就由吴旭君给主席注射。
此时的毛泽东安然地躺着，一无所知，完全处于昏迷状态。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休克了。
注完药物，胡旭东扶起主席，有节奏地用手拍打着主席的背部，不停地呼叫：“毛主席，毛主席！”
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帮着拍打主席的背部，深深地叫着：“主席，主席！”
这时候，周恩来赶到了，他立即指挥起现场：“你们要用全力抢救！”周恩来表情沉重，发自内心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他走近毛泽东床前，毛泽东的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音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但毛泽东仍没有反应。
毛泽东脸呈青紫色，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
经过紧张抢救，毛泽东的眼帘眨动了一下，慢慢张开，他见到眼前这么多人，有些疑惑：你们这是干什么？很快他知道刚才自己不省人事。然后他又显出幽默的天性，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好像睡了一觉。”
经毛泽东这么一说，紧张了好一阵的工作人员也都轻松地笑了，周恩来也笑了。
吴护士长来到周恩来面前报告：“刚才量了一下体温，是38℃多。”她稍一停顿后又说：“看来还没有完全清醒，比较平静，现在还继续在输液。”
周恩来向她表示：“护士长辛苦了，谢谢你。”
张玉凤把周恩来、汪东兴请到主席跟前，毛泽东喘着气说：“谢谢你们！”
并请他们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毛泽东：“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毛泽东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又看着周恩来，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毛泽东的健康情况是绝对保密的。外界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发生的事。大家看到的仍是电视新闻里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他身体康复后，同医务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合了影。
周恩来为了鼓励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自己出钱搞了两桌饭犒劳大家。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的心情比谁都沉重，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讲，总理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处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这一方面是周恩来自己身体不好，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压力：这么个大国，又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眼下的那一帮人，除了主席谁能制服得了？万一大树倒了，他担心这个国家会出现分裂……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的来日还有多少。
中央决定，在主席生病期间，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的领导。（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癌细胞已在周恩来体内蔓延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使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巨人有了直观的印象，并得出一个形象的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但是，他与毛泽东会谈时，也已经感觉毛泽东老了：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了。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一样，仍旧非常自尊。尼克松讲：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相反，他以为周恩来很健康。尼克松讲：他的精力是惊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谈双方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困倦，翻译也显得语调不清了，但是74岁的周恩来却始终反应敏捷，态度强硬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从不离开正在讨论的议题，从不延宕时间影响讨论，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会议上双方对联合声明的措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也不会把问题留给他的助手，而是在当天休息的时间里或晚上，亲自与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就好像刚从乡间度过周末归来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决重大问题了。
尼克松只知道事情的一面：的确，人们极少见到周恩来有神情疲惫的时候，人们无不钦佩他过人的精力。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周恩来的身体早已很不健康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恩来就被查出患有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每当工作紧张或过度劳累后就发作心绞痛，并有心律不齐，心律过速等症状。从那时起，他每天吸氧，每日服药四次，他的衣兜里始终装有硝酸甘油的小药瓶，直至1974年因癌症病重住院为止。
当周恩来工作实在太疲劳时，他习惯往太阳穴上擦点清凉油。偶尔也可能点支香烟，刺激一下疲劳之极的神经。
从黄埔军校时起，周恩来过度疲劳时，会流鼻血不止，有时用棉花球都塞不住。这时候，一定要让他在沙发上靠一靠，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的前额上。待鼻血稍停，他马上又去工作。为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造过一次反”，给他贴大字报，要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周恩来“诚恳接受”，却依然如故。
也是在1972年，周恩来的常规尿检发现四个红血球。病魔的影子开始紧紧跟随周恩来；1973年1月13日，天色还没亮透，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总算躺下了。不知过了多久，保健医生张佐良被变了脸色的警卫秘书叫醒。
张医生起来一看，秘书手中端着的尿壶里全是红的！
血尿！
可周恩来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大家只有求叶帅向中央报告，赶紧采取措施。当医生泣不成声地向叶剑英讲述这一切时，叶帅也半晌无言。最后他安慰医生：“别着急，你们别着急。我想办法报告主席，向主席说明情况。”
“叶帅，您一定要说明这一点：膀胱癌不同于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疗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叶帅，您一定要这么说啊，总理是有救的。”
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面见重病中的毛泽东。第二天，中央就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毛泽东指定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和邓颖超四人主管周恩来医疗组的工作。
3月9日，周恩来终于走出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为了对外保密，专家们在玉泉山布置了一个临时治疗室。吴阶平主任专心致志地做着手术，他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只有几秒钟，血也止住了。医生们欢欣鼓舞，连忙把手术成功的消息报告给守在门外的领导，同时也将手术情况报告毛泽东。不到半小时，毛泽东住处打来电话：“主席的原话：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周恩来在玉泉山只休养了两个星期。一回到工作岗位，正常的治疗常常因工作中断。到了10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中间去了趟厕所，医生进去一看，脑子嗡地一声：又是血尿！这次出血比哪一次量都大，而且血淤成块，结成尿潴留。病人这时痛苦万分。每到周恩来会见完外宾或是开完会，他就要承受这种痛苦。有时膀胱肿胀得实在难受，他就倒在会见厅的沙发上翻滚，希望能把血块晃动开。
到1974年初，周恩来的病情明显恶化，恶性肿瘤发展很快，每天出血量都在100毫升左右，最多时达180多毫升。由于失血过多，他常感到头晕，身体无力，腹部异常疼痛。1月2日，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病逝，他来向遗体告别。走出太平间时，他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只顾低头走路。一名战士从侧面拽了下他的左臂，想取下黑纱。周恩来猝不及防，也是浑身无力，一个趔趄险些跌倒。他站定后愣了一下，弄清战士的意图后，反而歉意地说：“哦，对不起，我忘记放回来了。”
周恩来走后，其他工作人员都埋怨那名负责收黑纱的战士不懂事，差点把周总理拽倒，那战士委屈地说：“我没使多大劲儿。”
工作人员纷纷议论：“总理老多了。也瘦了，脸上的老人斑特别明显……”
老人们的暮秋来到了。窗外已经刮起了寒风。
1974年的6月1日，周恩来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居住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又做了一次手术。
手术后，周恩来刚能下地，就问起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容，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着天空，惨然一笑。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还挂念着毛泽东的健康。8月，他听说下榻在武汉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查出是“老年性白内障”，就托人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花镜带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身旁的张玉凤写了封信，说：“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1975年1月13日，瘦削、憔悴、面色苍老的周恩来身穿已经过于宽松的灰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制服，最后一次走上四届人大主席台讲话。报告很长，到他讲完时，已经累得双手颤抖，但他依然挺直地离开讲台。那天晚上，他的小便几乎都是血。
3月20日，他将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经稍稍控制。去年11月12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9个CC多；今年2月4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10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行镜照检查，当在5月初或4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