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毛泽东伴着《满江红》走进手术室
相比之下，毛泽东没有像癌症那样迅速导致人死亡的疾病，肺心病不发作的时候尚可。只是视力锐减，使他不能看东西，这对手不释卷的他来说，简直如同盲人。现在读书，其实是听书，文件、书信多由张玉凤给他念。过去亲自动手起草讲话稿、批阅文件的习惯从此改变，开始由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在文件上画圈或签署指示。
白内障手术，一般要等其成熟了才能做。为了解除毛泽东的痛苦，根据毛泽东的实际情况，专家们提出给毛泽东做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后两至三个月配眼镜矫正视力。这份报告经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医疗组领导审批后，又征求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得以获准。
对于眼科大夫来说，“白内障针拨手术”是个很小的手术，只需10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可现在要手术的不是一般病人，而是亿万人敬仰的伟大领袖，还是那个神话充斥的时代，任何一个医生的手术刀也会感到沉重。在这样的背景，虽然领导一再鼓励主刀大夫唐由之不要紧张，可他能不紧张吗？
毛泽东非同一般病人，还在于他极强的主观意志。他不愿干的事是谁也劝不住的。尤其对医生，毛泽东有许多奇特的想法，比如不信中医中药，不喜欢各种检查，小病总要抗一抗，实在抗不住，就全部交给医生，他本人再也不管了，不懂医的更插不得嘴。这便使得给毛泽东治病成了一件难事，更别说动手术了。
准备手术那天，好在毛泽东休息得很好。当张玉凤把要做手术的事一说，毛泽东情绪很高，手一扬：“做！”
毛泽东的那个姿态简直像指挥一场大战，他很久没有指挥什么“战斗”了，也很久没有这样的好心情了。
手术室设在毛泽东的卧室与客厅之间的房中，经过严格的消毒，已搬进了无影灯等医疗器械。
接到毛泽东准备做手术的通知后，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立即赶到“游泳池”。张玉凤见到周恩来，有些惊讶，关切地问：“总理，您有病，怎么还来呢？”
周恩来笑了笑：“我的病不要紧，应该以主席的健康为重。”
毛泽东是个特殊病人，别人需要安静，而他需要“声音”，他让秘书给他放岳飞词《满江红》的唱片。伴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铿锵唱腔，毛泽东步履蹒跚地走进临时手术室。他认出了唐医生，和他说笑了几句，手术便开始了。
不懂医的人们，不敢看下刀，只是从唐医生大口罩上方露出的两只眼睛判断缓急。而医生一拿起手术刀，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刀尖上。他的耳朵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手术很顺利，仅用了8分钟便完成了。术后，毛泽东的眼睛上还蒙上一块纱布。这块小纱布也给医生们的心里缠上了很重的负担，因为最后结果要等揭下纱布才好说。
一星期过得像一年。
7天后，医生轻轻揭掉毛泽东眼上的纱布。大家屏气注视着毛泽东的反应。
只见毛泽东眨动了几下眼睛，想尽量把眼睛睁得大一些。突然，他有些激动地指着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服装的颜色和图案。接着，他又指着墙壁说：“那是白的！”
房间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连平时在毛泽东面前有些拘束或不爱说话的人都交头接耳，欣喜之状难于言表。毛泽东仍平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他眼前活泼的年轻人，笑了。
周恩来手术前签署机密文件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又要进手术室，做第12次手术。
服了药，护士要扶周恩来上手术床，周恩来却说：“等一等。请你先扶我到桌边。”
周恩来坐在桌边，拿起笔，手直颤，竟然对不准纸上的横格。他定定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半个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周恩来仍没写完。
负责手术的专家有些急了：“邓大姐，总理还在写什么？您去请他手术吧，按理吃了药后半小时就必须上手术台的。”
邓颖超让张佐良去看看。周恩来知道有人进来，但并不理会，继续在写。一小时十分钟，周恩来终于停了下来，招呼张佐良：“佐良，我准备好了，可以送我上手术室了！”
周恩来究竟在写什么？有什么事比延长生命更重要？后来人们才知道，此事跟江青有关。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示》。伍豪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一个化名。其实，周恩来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了。此文见报后，当时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迅速采取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诬蔑。在陈云等同志组织下，在上海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并利用与《申报》的关系，用曲折的笔法在同月的《申报》上登出辟谣的启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等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件已有结论的往事，又被天津的红卫兵翻了出来，并把那些旧报的抄件送江青手里。江青立即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抄录了伪造的启事。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她企图以此“拿住”周恩来。周恩来在两天后即做出反应，给江青回了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还让秘书调来了当时上海的旧报，再次核对，并给毛泽东写了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
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5月19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