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当朱德发言时，毛泽东做了个“隔靴搔痒”的动作后，朱德很难过，会上就很少说太直接的话了。
他终于得知总理已经逝世的消息。他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
一辈子爱兰，并成为一生的写照
“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这首诗，是朱德元帅1961年春游广州越秀公园时有感而发，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兰花的钟爱之情。
兰花，是我国特产的一种珍贵花卉。她洁白无瑕，幽香馥郁，沁人肺腑。古人赞其为“香祖”、“王者香”、“天下第一香”。也有人把兰花同人们喜爱和赞美的竹、梅、松并称为“四友”。
朱德一生酷爱兰花。
早在20世纪初，朱德在滇军当旅长驻防泸州时，庭院里就养了不少兰花。
闲暇时，朱德或漫步赏花，或同花工谈论种花之道，或亲手栽培兰花。全国解放后，朱德尽管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身负重任，工作繁忙，但他培育兰花的业余爱好一直没有丢弃。在他的家里，几乎随处可见兰花。每当工作之余，他都要亲自给兰花培土、浇水、施肥，并参照《兰花谱》精心培育出了许多名贵的兰花。
除了亲自栽种培育兰花，他还喜欢上山采集兰花。外出时，只要听说哪里有名贵兰花，他总要抽空去看看，或者采回来培育。
有一年国庆节后，朱德和康克清来到南昌，住在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腾出的房子里。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早就听说朱德爱兰花，可没想到朱德会爱兰爱得如此之深。
在朱德下榻的院子里，有片宽阔的草坪，草坪上长着几株很大的桂花树。这时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浓郁的芬芳使人闻之欲醉。朱老总就坐在树下，树下有一组石桌石凳，朱德就把几十盘品种不同的兰花从专列上搬下来，分散摆在桂花树的四周。他经常坐在石凳上，一会儿仰视金桂的挺拔、凝重，一会儿俯看幽兰的飘逸、恬静，就像一个在辛勤劳累之后，欣赏自己成功作品的老园丁。
有一回，水静去看望朱老总，正碰上他和几个警卫员在桂树下摆弄兰花。水静对朱老总说：“我很喜欢兰花的绰约风姿和淡雅清香，可是不管我怎么细心侍弄，总也养不好。”
朱老总平时话不多，一听说水静也是个爱兰的人，马上来了兴致，慢条斯理地谈起了兰花经：“兰花是一种很娇贵的花卉，既怕烈日，也怕强光，水、肥、土都要恰到好处，多了少了都不行，所以管理比较麻烦。有‘春不入，夏不出，秋不干，冬不湿’的四大戒律。而且每年这个季节必须换一次土，否则它是不会开花的。”
“来吧，水静！”朱德站了起来，说道，“我来教你怎么给兰花换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水静在朱老总身边蹲下，看着他的动作。他拿起一盆兰花连土从盆中倒出，清除盆内残存的老土，仔细垫盆，换上已准备好的腐殖质土壤；然后是分株，剪掉烂根和病根，理直肉根，再植入新土。不一会儿就做好了，水静都看得入迷了。
“兰花的品种很多，你喜欢哪一种呢？”朱德搓搓手上的泥，缓缓地走向石凳，问水静。
“我喜欢墨兰。”水静回答，“它叶美、花香，而且花上还有条形纹采，花上有花。”
“不错，只是比较难养。”朱老总说，“兰花生长在深山幽谷里，它有自己的脾气、个性，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
“我种兰花，就是很难摸准它的脾气。”水静说，“肥呀，水呀都没少给，松土、洗叶，时间也没少花，可总是不称它的心。”
朱德像赞扬一个人的性格似的谈论开来：“兰花生性是高洁、倔强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所以它的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香祖’，‘王者之香’……”
水静很有感触：“喜欢兰花的人不少，善于植兰的却不多。”
“你要是喜欢它的香味，首先得尊重它的个性。”朱德拍拍手上搓下的土，说，“你要像朋友那样，而不是像主人那样对待它。否则，它就不会给你吐芳吁芬。”
水静全神贯注地听着，觉得朱老总不仅是在教她如何种兰，而且是在教她如何做人。
1961年冬天，朱德和康克清又一次来到南昌，在南昌过了春节。3月间，天气渐渐转暖，已是76岁的总司令不辞辛苦，又到临川、大茅山和井冈山视察。
在井冈山期间，他还攀山越岭，亲手挖了不少野生兰花，带回北京，打算驯养后把这些井冈山兰分送给国内外友人。
“不要宣传我”
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爱戴，全国一解放，四川仪陇县的代表就提出，要用朱德的名字为仪陇县命名，并准备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为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他们以“朱德县建县委员会”的名义张贴布告，还派人到北京请示。朱德得知消息后，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指出这是违反党纪的，要坚决制止。
到了土地改革的时候，仪陇县委的领导又想了一个办法：马鞍是朱德的故乡，现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上的一些朋友都想来仪陇参观，访问他老人家的故居，因此计划拨出几百亩土地修建个“朱德纪念馆”。
县委专门向中共川北区工作委员会打了报告，川北区党委把这份报告转呈中央。朱德听说后很着急，要川北区党委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的同志：“纪念馆不要修了。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应该把他们迁走。那些土地要分给农民耕种，以利发展生产。”
马鞍的父老乡亲得知朱德要把为他修建纪念馆的土地分给当地农民时，心情异常激动，众口一词地说：“总司令胸中处处想着人民，就是没有他自己。”
1959年，为了迎接国际友人到朱德的家乡参观访问，仪陇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把原先年久失修的朱德故居加以修缮，开辟了一个陈列馆。
1960年，朱德到四川视察工作，顺便回到阔别了50多年的家乡。当他看完陈列馆之后，严肃而诚恳地对县委书记说：
“不要办我的展览馆。把这个地方改建成一所学校，让娃娃们念书，好不好？
希望你们赶快动手！”
1962年，仪陇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到北京开会，朱德再次问起这件事，仍然建议把故居改建成小学校，以便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家乡的同志深为朱德大海一样的胸怀所打动，但又不能采纳他的建议，就再三解释保留陈列馆的原因。临别时，朱德还是满怀忧虑，无可奈何地说：
“感谢仪陇县委、各级党组织和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和关照。但对这件事，我仍然保留我自己的意见，我希望你们不要宣传我。”
如今，在仪陇县朱德故居纪念馆里，陈列着朱德在1958年写给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的边框外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圈阅的字迹。信的全文如下：
邓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我的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恰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从信中可以看出，朱德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力荐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对于他自己的工作则明确表示：历来听党安排。他这种谦虚谨慎，大公无私，遵守党纪，自觉服从组织安排的模范行动，充分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所以家乡的每一个人，都把他的言行铭刻在心里。
造反派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
解放后，中央考虑朱德年岁大了，尽量减轻他的工作。为此事，毛泽东找朱德谈过多次。对于毛泽东，朱德是深为了解的，从井冈山到中南海，几乎一直在一起。他敬佩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也甘愿做个副手，协助统帅打天下，建设新中国。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中央的安排，除担任党和国家“副职”外，1959年在第二届人代会上当选为人大委员长，直到逝世。
朱德经常住在空气清新的北京郊区玉泉山，对中南海里的事不太留意，特别是会议桌以外的事就更不在意了。尽管他每年要数次下到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之甚少，他本人如兰一般高洁，对别人的事从不拨弄是非。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当他发言时，毛泽东做了个“隔靴搔痒”的动作后，他很难过，会上就很少说太直接的话了。但看到这世界“一天天乱起来”，他还是不合时宜地忍不住唠叨几句：“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达杭州。康克清与他见面后，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就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康克清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她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康克清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上海会议的情况康克清并不清楚，但老总说的这几句话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觉出了老总身上的细微变化。他在主持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十次扩大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时，就天天读书。今书也读，古书也读。今书就是毛主席的著作，古书就是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劝大家读一读。”
“文革”之初，朱德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他以沉默代替了一切。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沉默无法摆脱明枪暗箭。
1966年5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
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还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老总的名，把老总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老总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播“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老总。有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划，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
其实，他对党内所发生的一切是很有看法的，可以说他不理解，也说不清。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这不是和“文革”说反调吗？不是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念大相径庭吗？
于是，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贴到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地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老元帅的心一下揪紧了：中南海怎么能乱成这样呢……
等车开到家门口，他发现不但墙上有大字报，连脚下的路上也是大标语。他很奇怪，自己哪来那么多“罪行”，连北京城都快装不下了。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
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毛朱毛”，连敌人都知道。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共和国一块奠基石，怎么能砸开来，一块涂上红，一块涂上黑呢？
那几天，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
康克清过来问老总哪里不舒服。朱老总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
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又痛心的。
人大的造反派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
毛泽东不允许把“朱毛”分开
眼见80岁老人要成为众人批判的对象，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此话一出，造反派不敢违抗，草草收了场。“揪朱联络站”也销声匿迹。但“揪朱”的意图并没收敛，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由公开批斗变为打入“冷宫”，不点名地在各种报纸上影射朱德，想瞅准时机，把暗火挑明，再次把朱德“揪出来”。
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妄图打倒朱老总，为林彪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老总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老总，向他提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更有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老总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1967年7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后来追查不出结果，而且已经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老总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
有一天，康克清回到家里，看见朱德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的组成、人选等。朱老总边看边笑，康克清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