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事已高的朱老总那些年处在这种逆境下，心情抑郁，终日少语。当他看到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帅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陷入更为愤怒的沉默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康克清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1967年春，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来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康克清攻击江青，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大字报还说她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实下，康克清被“揪”了出来。
当时她随同机关同志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贴满北大校园各个角落墙壁上的大字报，尽是些颂扬聂元梓，炮轰工作组，打倒黑帮分子的内容。大字报还提醒人们要跟上形势。当时，康克清和大多数普通党员一样，还是努力想着要跟上形势，唯恐跟不上被打倒，但要跟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多少人能跟得上。康克清还是被“打倒”了。
她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
心中充满疑团。她向朱老总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她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朱老总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安慰康克清：“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老总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克清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德。朱德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
康克清急了，以为朱德真有什么事，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
朱德一看康克清真的急了，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见康克清还是不怎么明白，又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
他还告诉康克清：“毛主席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可朱老总却要康克清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
于是，康克清就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擦地、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
1967年2月，十多名群众给她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她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
戚本禹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在1967年3月30日给全国妇联群众组织写信，内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众被授权并得到支持，在经委礼堂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批斗会，对康克清搞了个“喷气式”。会上，只许群众批斗，不准康克清回话。尽管她倒背双手，低着头，还是开口驳斥那些不是事实的批判。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批斗会，她只有一个信念，和朱老总一样：“对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我承认；不是，我不承认。对别人的事，知道的讲；不知道的，不讲。事实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实予以说明。”
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83岁的朱老总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
那天，朱老总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
康克清说不认识。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老总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借口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北京。朱老总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这个决定宣布后，他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他，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为难之处，他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老总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在他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老总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老总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康克清，毛主席对他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老总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
没有多久，1974年元月，康克清参加了江青他们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在会上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的名，矛头指向周总理。康克清把所见所闻、所担忧的事都如实向朱老总谈了。康克清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江青的手已经伸向军队。朱老总听后，沉思片刻，然后宽慰她说：“你不要害怕，军队尽管出了几个败类，但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的大多数也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能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当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
康克清听后如释重负。
周恩来向外界说明：朱德是红司令
朱德和周恩来是一对感情最深的革命老战友。自从他们1922年在德国柏林相识，一见如故，几十年来，生死攸关，休戚与共。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励，共同担当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那条毛毯了。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要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当时周恩来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他从朱德那里出发，没有带行李，朱德就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5月，周恩来在从延安到南京途中，遭到土匪的伏击。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人员英勇作战，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我援军闻讯赶来时，那帮匪徒在车上没有找到任何“财宝”，气急败坏地在这条毛毯上用刺刀戳了好几个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总司令。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
因为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焦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最后献给了军事博物馆。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们的情谊更加深厚。周恩来每次外出回到延安，总要询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伙食搞得怎样？如有人送点什么吃的给周恩来，他总要工作人员先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些，自己才肯吃。有一次，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领了一点水果，周恩来马上问：主席和朱老总有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没有？当他听到回答说：“我们送去的比这还多呢！”他才满意地吃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更忙了，成年很少有休息的机会。但只要有休息的时候，朱德总要和他聚一聚。朱总司令要看电影时，就惦着去约周总理，好让他也休息休息。
到林彪爆炸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已经成了一种时髦。只要不是毛泽东、林彪领导的事情都会受到怀疑，南昌起义自然不可免。于是有了要以“9月9日为建军节”的呼吁；有了外国使节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先例，理由是“纪念馆正在整修。”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便受到了这样的礼遇。更令他吃惊的是，在井冈山，他被告知：1928年，是林彪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离开江西前夕，加西亚坦率地提出：讲解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不提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对历史事实不要不提，应该提……其实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也不好理解；疯狂的代价是无知。
接到外事简报的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1971年4月23日晚，加西亚离任回国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并在福建厅门口欢迎他，同他合影。此时的周恩来已察觉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嫌”，所以与加西亚谈话一开始，就说明：“你提出，应该把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段历史展览出来。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并且要我们告诉展览馆更正。”
加西亚愉快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借此机会重申了毛泽东也是他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为自己争功，个人名利于他若浮云。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能为八一南昌起义正名，真是难能可贵。他详细介绍了当年的实情：“毛泽东同志参加‘八七会议’后带着一部分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还有没有赶上参加八一起义的警卫团，组成了一支工农兵武装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站住了脚。时间在八一起义之后，八一起义虽然方向对，但政策错了。城市为主，依靠外援，是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犯的，南昌起义时我是前委书记。参加八一起义的有我们党初期的许多人，朱德、林彪、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挺、郭沫若、恽代英，董必武最老，也参加了。另外还有李立三、张国焘。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汉，我们把军队从武汉拉到南昌，高举反对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参加了。这是党的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纪念。”
因为林彪的阴谋活动，老帅们的日子大多不好过。尤其是参加过八一起义、当时职务又在林彪之上的贺龙、朱德、陈毅等，已经被整到了生死边缘。周恩来借此机会说明真相：“南昌起义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贺龙的，一支是叶挺的。
叶挺在北伐战争时带领一个独立团把武汉打下来，那时林彪在这个团里当排长。
1927年，我们在汕头外围打仗时留下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军队牵制国民党军队，林彪在团里当连长，陈毅同志在团里当支部书记。朱德的部队没有参加汕头作战，没有受到损失。他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最后在1928年春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这就是两支部队的会师。
朱德是军人出身，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所以从1928年后中国反动报界总说‘朱毛’，把这两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说，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说到这里，周恩来颇为动情地对加西亚说：“朱德同志年纪大，85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失败了，犯了错误。两方面对照起来就更显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路线正确。这是你的意见。毛泽东很欣赏你的意见，合乎他的思想……”
周恩来很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谈起南昌起义了。尽管他还无力保护所有的受难者，他还得谨慎小心，还得处处借助毛泽东的支持。但在林彪尚未爆炸前的这次讲话，却使得起义时大难不死的人们又一次获得新生。
朱老总把最后一个军礼敬给周恩来1971年夏天，康克清随朱老总去北戴河。一天，陈毅兴冲冲地跑来。经历这场“文革”灾难。老友们见了面分外高兴。陈老总当时虽仍被红卫兵造反派们围攻，但依然谈笑风生。康克清问他：“红卫兵贴了你那么多大字报和打倒你的大标语，你真的一点儿也不考虑吗？”
他笑笑说：“怕个啥子哟，大不了就是我这一百五六十斤！我已经死过好多次，是马克思他老人家有眼，不接受我，现在我随时准备到他老人家那里去报到。可是叫我背叛真理，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他对朱德、康克清说：“这次是周总理叫我来看看你们的。总理想亲自来看望你们，但现在总理出国去了，叫我代表他向朱老总问好，希望你们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