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十分明显地影射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这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她站在几株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要摄影师给她拍照。这个一向穿着讲究颇有演员气质的女人，今天却甩掉围巾，换下洋装，穿上中山装，一本正经地连照了17张标准像。而后又兴致勃勃地到北海仿膳用餐，一面吃，一面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一天深夜，迟群等人催促清华大学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派上用场。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帮派文章，多次重复“‘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向篡夺最高领导权发出信号。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从9月16日起便在各报显著位置抛出了黑体字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大造舆论。从这一天开始，姚文元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或口头指示新华社，强调反复宣传，“不要怕重复”，规定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于是各种报刊像连珠炮似的发表文章，大吹大擂，至9月30日止，仅6种主要报刊就登载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种专文不下230多篇，占全部发表悼念毛主席的报道和文章的59%。许多报纸把“按既定方针办”用作通栏大标题，有的把它当作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有的为此登了大幅宣传画……为了让人明白其中含义，报刊特别用醒目标题解释说：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总之，“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文革”的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意愿办。
华国锋察觉了“四人帮”的这一阴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3个字。
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而，这一“删”，像刀剐在“四人帮”的心上。他们经过紧急筹划，由张春桥出面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张春桥在文件上批道：“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亲自出马找迟群、谢静宜，面授机宜，从经典里找根据，编造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说了外国的不过瘾，又编造出中国的，说刘邦死后，吕后如何坚持了刘邦的“既定方针”。这个意图说得太明白了：毛主席死后当然应该由他的夫人来办理一切了。
10月4日，“梁效”文痞们按照张春桥、江青的旨意，炮制出了上述《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长文。
这篇文章使华国锋震惊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文中说的“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要准备“20次、30次的路线斗争”，又是斗谁？从另一方面说，也是这篇文章坚定了华国锋收拾“四人帮”的决心。
在“四人帮”的老巢上海，他们控制下的武装力量正在聚集、涌动。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被拘留后书面交代：
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春桥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忧天派，但是有点忧，多难兴邦。张春桥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个市委常委。
到了1976年10月7日，当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同志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什么都感到很突然。
10月7日的早上，马天水把我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我们按照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马天水走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10月7日晚上，我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了电话。接着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
10月7日晚上，王秀珍到了北京以后和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了电话。房佐庭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所以10月7日那一天我们没有打听到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在不安当中度过了。
10月8日的大清早，李文静（张春桥妻子）说，张春桥的儿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结果李文静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电话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李文静对王秀珍说了以后，王秀珍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到来以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当时廖祖康判断说，“情况反常”！）这个时候，我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没有讲了两三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当时肖木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又向我们汇报说，原来总政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现在通知停止召开……
这个时候，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了。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传回来一句暗语，说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这样我就在常委学习室跟他们几个议论：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这个时候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发动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我心里是同意廖祖康这种分析的。
我想起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过去说过的关于军队的一些说法：张春桥说军队靠不住，姚文元说军队都是支持保守派的，王洪文说军队里没有他们的人……我想现在军队也许已经把枪口对准了张春桥他们了。
（转引自叶永烈：《王洪文传》，人民日报出版社）
王、张、姚在怀仁堂束手就擒
徐景贤猜得果然不错。
10月6日，北京正在发生改变历史的事件。
为了保证解决“四人帮”的“战役”万无一失，决策人员对各个方面做了精心准备，并做了检查。叶剑英仍坐镇西山。他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告诉他最近同华国锋总理等商谈过，国内局势有点紧张，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同时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梁必业是个老红军，早在中央苏区就熟悉“叶参座”，在红一军团，尤其在四野政治部工作期间，经常见到叶剑英。今天，在这个关键时刻，梁必业显得又激动又认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主持总政工作的是那个“空头”主任张春桥。张对军队工作一无所知，又爱抓“大事”，不是放空炮就是打闷棍，弄得总政机关上上下下关系紧张。今天听叶剑英一说，他便领会了意图，恨不得立即带人去除掉“四人帮”。
梁必业走了以后，杨成武又登门。叶剑英向他询问了聂荣臻情况，然后说：
“你可以告诉聂总，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
杨成武想了解叶帅这边的情况，未及开口，就听叶剑英发出一连串的询问：
“现在总参机关怎么样？军队战备如何？”
杨成武一一作答，保证没问题。叶帅还是交代他：“你要同可靠的同志个别商量一下，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像战争年代接受上级任务一样，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请叶帅放心，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叶剑英目光沉静，缓缓点头。他又亲自给有关的他信得过、现在身居要职的老部下打电话，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按军委的命令行事。而这些老部下不愧久经考验的将军，无一例外地表示：坚决听从命令，服从指挥，请叶帅放心！
10月6日这天风力不大，天气不阴不阳，一切如常。
下午叶剑英起床后，就有电话来找，说晚8时在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达。叶剑英明白：“总攻”开始了。
晚上6时15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坐进大红旗轿车，离开玉泉山9号楼，向中南海方向疾驶。
天已经擦黑，路灯亮起。虽经百战，叶剑英多少还是有些担心：这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要是有所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神态严肃，提醒警卫参谋，要做好应急准备：“一路上，你们要留心，看看有什么动静！”
车子快到西郊机场附近，叶剑英又叮嘱他们：“看看机场上飞机有什么变化。”
车子减速，警卫参谋朝机场伸头，仔细点数：“19架都在，原来是20架，最近摔坏一架。”
车到五棵松，叶剑英又说：“有什么变化没有？前面到木樨地要特别注意！
看看北边过来车没有。”
警卫参谋不解其意：为什么要注意北边？
叶剑英没有解释，自己将身体侧向车窗，看着外面，自言自语道：“好，我们赶在前边了！”原来叶剑英指的“北边”是钓鱼台。那是“四人帮”集中的地方，他担心他们跑到前边去，打乱了原先的计划。好在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车队。
7时整，叶帅的大红旗车停在了怀仁堂门前。叶剑英下车后关照随员：“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
警卫参谋跟着叶剑英朝怀仁堂里走。在门口就被拦住了。他有些生气：平时都是他把文件包送到叶帅要坐的座椅前再出来，怎么今天不让进了，难道你们都不认识我？正在拉拉扯扯，叶剑英急了，一把扒开文件包，朝里走去。警卫科长一看文件包掉地，赶紧让警卫参谋拾起来，并小声叮嘱他，把文件送到正厅立即出来，这是纪律！
叶剑英来到怀仁堂正厅，华国锋和汪东兴已经在那里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说话。叶剑英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这里的桌椅大部分已经搬走了，显得十分空旷。汪东兴看看表，离开座位躲到屏风后面去了，眼睛却紧盯着门口。
正厅里鸦雀无声。当时针指向8点时，张春桥准时到达，一如往常地夹着皮包，戴着眼镜，一脸严肃，似乎在思考什么。当他一只脚踏进门时，隐约发现有些不对劲，脱口问道：“怎么回事？”
这时华国锋已经站了起来，对他宣布说：“张春桥，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决定，警卫人员站在张春桥两边，然后带他走。张春桥脸上蠕动了几下，用手摸了摸眼镜，没做任何反抗，跟着警卫人员走了。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自从挂上“副主席”的头衔，这个一夜升天的家伙早忘了自己姓甚名谁，除了讲究外表，更加趾高气扬以外，在政治水平上没有任何提高。他从高级轿车里钻出来，整整头发，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就往怀仁堂里走。他刚一进门，就有人带着几个卫士从侧面走过来，一看就是抓他的架势。他急了，大叫起来：“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就是一番拳打脚踢，想从警卫手中挣脱。但根本无济于事，很快他便被制服。警卫人员把他带到正厅。他老远就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威严地坐在那里，估计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又拿出“造反派”的劲头，像一头发怒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岂容他造次，三五下便把他揿倒在地。他的身体全软了，警卫人员又把他拉起来，站着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
按汪东兴的安排，这些人的随从一下车就被带到了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从去之后，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向他们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闹。因为以往开会，也是邬吉成向在这里待命的人宣布纪律，他们都很配合，从来不敢违反。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都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等会议结束。
可是他们再也没有等来他们的主人。
不知是通知晚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姚文元到得晚了。而警卫局对他的处理也降了格：没有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对他的“隔离审查”决定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宣布的，而不是华国锋来宣布。即使这样，姚文元毕竟是个“文人”，一听便晕了头，瘫软下来，行动小组的人急忙把他扶起来，带出去，送到等候在那里的红旗轿车里。前两人也是在这里上的车。
这时，另一位副局长从怀仁堂里走出来，对邬吉成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
邬副局长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说：“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他俩就一起到王、张、姚等随从们待的院子里。
五间房里，有他们的警卫、秘书、医生十余人。副局长对他们宣布说：“你们的首长，现在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你们原先的工作也结束了。现在你们把武器交出来。”
这时，也在其中的叶剑英的秘书和警卫一下站起来，瞪圆了眼睛。邬吉成马上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没事，赶快去怀仁堂那边照顾首长去吧。”其余的人被带上两辆面包车，开到了海淀区的花园村，那里有一个原总工会的工会学院。这些人就暂住在里面。
逮捕江青和毛远新的过程十分简单
张耀祠的任务是抓捕江青和毛远新。
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找张耀祠和武健华到他的办公室，正式给他俩交代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还向张耀祠交代了逮捕方式：“你去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汪东兴还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也一并解决。
张耀祠说：“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并立即着手布置，就绪后，一看表，才下午4点，离晚上8点还差4个小时，想起江青平时的所为，恨不得马上行动，越想越觉得时间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