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城决定做最后的让步。下午１时，答复总领事村井仓松，对于其原先提出的五项要求完全接受，同时下令取消所有抗日团体，由警察一一予以封闭。对于中国方面的姿态，村井不停地摇晃着躺椅，嘴角露出奸笑。
人们以为战云会随着晚霞退去，醒来会是一个晴天。
错了。日本的主意已定，吴铁城就是退进黄浦江，村井也不会满足。夜间，蒋介石正如往常一样打开日记，要记上今天最后的一笔，秘书送来吴铁城的急电：
“万急。限３０分钟到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院钧鉴：艳（２９）日凌晨零时３０分据公安局温局长面称：日本海军陆战队于俭（２８）日晚１１时分在闸北一带开始军事行动，向我军进攻；我军已经抵抗，在交绥中……上海市政府叩。”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这是“一·二八”淞沪事变发出的第一个报告。蒋介石拿着电报在屋里转开了磨，紧皱眉头：“奇怪，昨天日本领事不是对答复还满意，表示傍晚撤兵，怎么到了午夜竟开起战来？”上海方面，日本军队大肆进攻。日本海军对日本陆军占领东北，一直不服，也想为天皇立大功。日本第一舰队的盐泽司令吹嘘他在四小时内就可以占领上海。他以为，在蒋介石三天亡国论指导下，中国军队不敢抵抗，取胜不成问题。出乎意料的是，日军虽有飞机和海军的配合，却经不住愿意为国牺牲的十九路军英勇还击。十九路军自从一到上海以后，就以日军为假想敌演习。日军６０００人分路进攻闸北，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十九路军打退敌兵，使敌遭受重创。日军假装说是发生了误会，愿意和平，托英美领事出来调停，要求停战三天。同时秘密调集军队，增加到１万多人，在２月２日再次发起猛攻。十九路军在热情的上海人民支援下，又把日本军队赶下海去。日方认为盐泽战斗无能，连连失败，立刻将其撤职，在２月９日由野村司令带领３万精兵再战。
十九路军请求增援，请缨的官兵也不少，蒋介石按兵不动，对何应钦说：“哪个军人还敢去？十九路军闯了祸，他们还想再闯祸？现在打了十几天，总算保住面子，该退了，再不能闯祸了！”
代替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来到南京中山路三元巷的京沪卫戍公署，谈起抗敌，对蒋介石一肚子不满：“当我军连续几天战胜日军时，英法美各国公使都轮流请我吃大餐，并向我祝贺；后侦知我政府不调兵增援，各国公使都不睬我了。
昨天蒋委员长找我询问外交情况，有没有好办法？我把各国公使对我前后两种态度照样告诉他，同时说，有得打，外交有好办法；无得打，外交也无好办法，多打一天，在外交上也多一天的好收获。他（蒋介石）不满意我，我是这样说，他免我职，我也是这样说。”
自３月３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淞沪战争之后，蒋介石对京沪卫戍公署司令长官陈铭枢说：“《淞沪停战协定》，最好由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或十九路军负责人会同外交次长郭泰祺办理。”戴戟来公署时，陈铭枢就把蒋介石的话向他说了。
戴戟眉毛一挑，反诘道：“淞沪停战的签字，最好由你签。”
陈铭枢沉默良久，公署参谋长邓世增帮陈铭枢说：“孝悃（戴戟字），和平停战是好事，就算我们打到日本东京去，亦要有和平签字的一天，为什么为求和平签一签字都这样固执呢？”
戴戟大为不悦：“如日方认错的和平停战协定，我是同意签的，但停战协定内有一条‘上海周围２０里内不准中国驻兵’，这种丧权辱国的协定，我是坚决不签的！阿蒋（介石）签字的人多得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等都是能手，何必要我。”
戴戟略含讥讽的话，重重地敲击着陈铭枢、邓世增的心，他俩埋头抽烟，再也不愿提起签字的话题。
最后，也就是李顿调查团到达上海的当天（３月１４日），停战会议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日本代表为驻华公使重光葵。此外，英美法各国公使及意大利代办都参加了会议。中国坚持会议议题只限于确实停止敌对行动、日军无条件撤退的原则。日本则打算把“撤兵”和“排斥日货”等问题缠在一起，以及意图以“扩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自由港”等策谋来拉拢调停各国，使问题拖延下去，但还是在国际压力之下，于５月５日签订了“撤退日军、恢复事变以前状态”的停战协定。正当停战交涉之中的４月２９日，在上海有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投掷炸弹于日本人庆祝日皇诞辰的会场，将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炸死，日方代表重光葵也负了重伤。中国代表郭泰祺，也于５月３日被高呼抗日的学生殴伤住院。这样，５月５日签订停战协定时，协议是送到中日两国代表所住医院中签的名。
在上海的国联调查团只做了短暂停留，即乘包租的轮船先到南京，后到芜湖、九江、汉口，再回到南京，和南京的蒋介石开了一系列的会，会见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长罗文干等人，再从南京坐火车北上。
在从南京乘船赴汉口时，中间曾停留九江。在船上的三天，各国工作人员都显示了他们的工作姿态。欧美人员总是从上午９点至１２点，下午２点至６点照常５月５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又称《上海停战协定》）。
办公，团员们白天阅读文件，下午５时茶点漫谈，交换意见。
日本代表团人员极少，除团长之外有一位陆军武官和一位海军武官。三人每天用大部分时间坐在船头研究带来的地图。地图详尽得令人吃惊，粗形的房屋和树木都应有尽有。这也说明他们为侵略中国已精心策划良久。
中国代表除极少数外，都在船上不分昼夜地大打麻将。国联秘书厅的中国官员吴秀峰对此很看不惯，对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王广圻说：“我们国家正处在存亡关头，如果我们仍不振作，就会亡国！日本人天天研究侵略中国的计划，我们却在这里日夜赌博，这不是让外国人更看不起我们吗？”
翌日，王广圻告诉吴秀峰，他们决定白天不再打牌。可是他们从此改为通宵赌博，白天睡觉。究其原因，是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自己培养的外交人才很少，“九一八”以后，只好起用北洋政府的外交人员，顾维钧是这样，跟他进来的旧部也不少，素质不高。
张学良在北京宴请李顿调查团，诉说了东北日军行动的非法性。其实张学良心里很明白，国联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只是空口说说，对日本不能施加任何影响。
所以他除了尽可能陈述不平，让人们分清黑白之外，别的事他不能做。他对国联已不抱太多希望了。
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于１９３２年９月４日在北平完成，９月３０日送达中、日两当事国。１０月２日在日内瓦与南京、东京同时发表。报告书内容计１０章，达１３９页之多。该报告书在前半部确认“满洲是中国的领土”（第二章），并断定“九一八事变不能认为日本军是出于合法的自卫手段”（第四章），但在后面又认为东北有其“特殊情况”，“即使恢复九一八以前原状，不过徒使纠纷重见，无济于事”，“维持及承认现时组织（即‘满洲国’）也并非适当”（第九章）。这种前后矛盾的报告，其总的意图就是调和。
这样的报告书，连蒋介石看了都直摇头，却也无奈。他的主要精力还在“剿共”上。
正遭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工农红军指挥部，以民族利益为重，还是派出人员和冯玉祥、李济深等抗日反蒋力量联络，组织抗日同盟军，以便与日寇浴血奋战。中调查团在“九一八事件”现场调查。
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继５月９日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后，再次发出强烈通电：“李顿报告稿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共管中国的计划……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粉碎李顿的报告稿……”
在通过李顿报告书之后，中国方面急盼着国联能对日本加紧制裁。但结果是雷声大，雨点越来越小。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未停止。
蒋介石庐山遥控，签城下之辱
由于国民党政府自动放弃热河，仅七天工夫，日本侵略军仅一百多人便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４日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然后日军又继续发动向长城各口的攻击。企图一鼓作气而下华北。山海关、热河相继失陷于日寇之手，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张学良也遭国人攻击。３月８日，张学良打电报向南京政府辞职。这时，在第四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战争中遭受惨败的蒋介石，已于３月６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石家庄。此时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主要对准蒋介石。３月９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下午４点，在蒋的专车上，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就板着脸先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
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次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妥为安排。蒋介石乘车返石家庄。张学良抱头痛哭，对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蒋介石继续在军事上退让，把希望寄托在交涉活动上。
亲日派黄郛到华北之前，日本东京方面曾派人到上海对他说：“倘蒋介石找您办理华北对日涉事项，日本因为您的关系，愿意让步，先处理长城以里的战区，可以停战，并可将日军占据的地方交与华方。至于满洲国的溥仪，我们既能请他来，也可以请他走。”黄郛得此底牌，所以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一口答应，到北方来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办理华北对日交涉。
他带的一班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所谓日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