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启程，即派手下的殷同去大连，与伪军头目李际春接头，又去长春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接洽，就停战预备工作交接意见。冈村宁次已被委任为此事的全权代表，协定全文早已拟好，他的任务只是迫使对方同意。当中方人员探询日方意图时，日方早已布下陷坑：他们故意透露关东军要求的条件非常苛刻，以便到谈判时，拿出真正的条件，让中国方面出乎意料，好像占了便宜……亲日派的黄郛乐得其所。
然而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从来就不乏勇敢的爱国者。５月１４日，仰首挺胸的黄郛带领他那一拨人，乘上专车，朝北平方向走马上任。不料车到天津近郊时，一个爱国青年冲过路边的警卫，向着黄郛伸头的车厢就丢过去一颗炸弹，黄郛差点丧命。
５月２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中国青年刀刺日本公使馆卫兵的事件。这对日军来说，却是求之不得。他们打出“出兵防卫”的招牌，调派炮、步兵等６００人开进北平城内。２２日，日军又占领通州，逼近顺义、香河，北平处于内外受敌的态势。受惊的黄郛眼望走近的谈判桌，无异是战败后去订城下之盟，步履再也不轻松。
黄郛去丁香胡同与日本海军武官会晤后，已是拂晓４时半。他似乎不觉疲劳，又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向何应钦说明与日本海军武官藤原交涉的大致内容，其主要之点是要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以南达二百公里的地区，实在是相当屈辱，但黄郛忍下了。他催促何应钦快做决定：“如果能够同意，我便马上电话通知日方中止攻击。”
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握着烟斗，一口接一口地喷着烟雾，最后用烟斗柄指了指外面：“叫他们来研究一下吧。”
“他们”即张群、熊斌一伙。这些人一到，也像何应钦一样要么喷着烟，要么长吁短叹。黄郛又把日本人的意思说了一遍，说日本方面要求２４小时内答复，否则关东军即向北平进攻。
张群同意黄郛的意见，但他不开口。
沉默良久，主张抗日最激烈的军政部厅长王伦说话了，他的嗓门很高：“我看还是守北平，立刻调炮兵到天安门、中华门，向东交民巷轰击，先肃清城内的日本驻军，不管他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一概把他们轰走，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也让英美旁观者吃一点亏，然后让他们对日本人去骂去，谁叫他们同日本人住在一起！”他越说越激动，可是就这一面响锣，无人喝彩。
何应钦还是拿不定主意，仍然想撤退。内政部长黄绍说：“调兵增援肯定不可能，前方部队正在溃退，未必就能调来北平，从容布防，而我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从事伪组织，运动某些部队参加。如果我们军分会一撤退，伪组织就立刻出现。
如果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天津，而平津就成为一个特殊化的第二“满洲国”。
这样河北就非我国所有了，损失岂不是更大？因此我主张一面布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去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就把北平交由徐军长（徐庭瑶）作背城一战。我们那时仍有从容退出的时间，现在又何必这样急呢？”
大家都以为是。但何应钦仍为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而忧虑，他也觉得事情重大。那时北平与庐山牯岭没有长途电话，打电报去请示又来不及。黄绍鼓动何应钦：“委员长要我们主持这方面的事，我们要为他负一些责任。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现在是君命来不及的时候呀，我们应该把责任负起来嘛。”
张群支持黄绍的意见。
熊斌也说：“北平为文化古都，必须保全。倘轻易放弃，责任太大。似宜忍辱负重，姑且派员试行接触接触。”
何应钦拿目光去征求众人的意见，众人就在他的烟雾里点点头。
何应钦就布置黄郛：“你转告藤原喜代间，就说我们同意。我再写封信，你出示给他们看一看。”他在执行蒋介石的意思：与日方洽商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军事协定，不涉政治。
王伦见做出这样的决定，哼了一声，就“咚、咚、咚”地踏着地板，忿忿上楼睡去了。他的抗日激情得不到支持，心中郁郁不乐。一次在中南海骑马，神情恍惚，堕马触树，脑破身死。
求和的路也不平坦。２３日，何应钦忽接北平日本公使馆卫队长粟饭原亲自送来天津日本驻屯军２０日发出的抗议书一件，说的还是那件刺杀案，但上了“纲”：
“蒋介石派军官赴京时，把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卫队门岗刺伤，有意威胁，使我军忍无可忍，将取断然行动”云云。何应钦已接到黄郛报告，说昨夜谈得挺好，怎么又节外生枝？何应钦更觉莫名其妙。他找来军委会北平分会的参事陶尚铭，将抗议书交给他，并问他此事应如何处理。陶尚铭仔细阅读后，说：“此抗议书若在黄委员长与中山会谈以后发出，无异最后通牒。查其发出时间为２０日，乃在会谈之前，无甚关系。按一般外交惯例：此项抗议应通过天津总领馆交给河北省交涉员或省公署，今既送到部长这里来，也不能不理它。但不必由部长直接办理，可交给北平军事当局去办，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最相宜；一则他是地方武职官，二则他与粟饭原在日本陆大同学又是同班，可以向粟饭原说私话。”
何应钦还在沉思：“昨夜彼此谈得很好，今日又有此举，意义何在？并且由日方得来传闻，粟饭原屡想与老同学王树常见面。这个事情……”
黄郛也在座。忙接过话头说：“陶参事说得对。这事就交给王司令办吧。”
王树常也时常来中南海见何，这天他来时，何应钦就把陶尚铭的建议告知他，并说：“这事就请你来办吧。”王树常就叫陶参事立刻给粟饭原打电话联系，粟饭原回话，约王２４日早９时到日本公使馆他的官邸晤谈，但请王不可走兵营大门。次晨，王树常带上陶参事往访粟饭原，解释说：“赵京时不是蒋的军官，乃个人行动，把贵军门岗刺伤，不胜遗憾。”
粟饭原根本就没有“同学”的意思，小眼睛里布满血丝，冲着王树常就高声嚷叫，坚持说赵某就是蒋指使出来的。王树常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见形势不对，难以继续谈下去，向陶尚铭递了个眼色，就要告辞。
奇怪的是，粟饭原一改前态，不但请王司令和陶参事稍坐，还令人重献茶点，粟饭原又弯腰曲背地说：“今把两国置于最恶劣的场合之下是很不幸的事。若能将原因消灭，这类小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的。”王树常听出粟饭原的意思是，倘能停战言和，这件交涉案件是不成问题的。
又是一次威胁。
赵京时的行动得到国人的好评，黄郛就叫殷同找日本公使馆柴山武官要求引渡，柴山回答遇有机会即行引渡。过了几天，日本皇后生了太子，柴山给殷同来电话，让他去引渡赵京时。赵京时见到殷同，就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我见日本在我国横行，气愤不过，就到打磨厂王麻子刀剪铺买了一把尖刀。当时又看见日本飞机在空中乱飞，一时感情冲动，雇了一辆汽车，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向门岗日本兵拼命刺去……可惜被他们抓住了。”殷同摇了摇头。
派什么人当军使呢？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差使，既要有相当的官阶，又要有相当的仪表，最主要的还要会讲日本话。于是选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燕谋去充当这个角色。他是日本陆大毕业，精通日语，相貌魁伟的少将，正符合上述要求。但当初他死活不肯去，恐怕到日本人那里受凌辱，以后还可能受国人的责难。经何应钦、黄绍等多方劝勉，才答应下来。
２５日，徐燕谋、李择一和日军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藤原喜代间四人同往密云，会晤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正式表示停战之意。
在这一天，远在庐山的蒋介石也不免提心吊胆，打电报给黄郛，表露自己的担心：弟始终不信倭寇有休战诚意，尤在威胁吾人使之自动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至于协定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
否则，万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过去年淞沪之协定，绝不能涉及伪国（满洲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以后，周折必多，应付甚难，故于谈判时期，城防设备尤应加紧……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奴之欲，亦不得国人之谅解也。
徐燕谋去密云交涉去了，路程不过五十多里，个把钟头就到了。留在中南海居仁堂的人们，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等候着徐燕谋的回音。
大约１２点钟的时候，徐燕谋回来了，报告了与日军交涉的经过，签订了请求停战的所谓“觉书”（即备忘录），五日内日方将派代表与军分会讨论停战条款，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区等。这个结果的下一步文章就更多了，首先是派谁当正式谈判代表，他的地位要比徐燕谋高一些，又要懂日本话。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参谋部厅长熊斌身上，另加上一个军分会总参议的名义。熊斌也是日本陆大的毕业生，过去同日本人打过一些交道。但他也不愿充当这个角色。黄绍等人就左一句右一句地劝说他，要做《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啦；何应钦并许下了交换条件，将其少将军衔升为中将，他这才答应。其次是派人到庐山将详情报告蒋介石。推来推去，又推到黄绍头上。于是黄绍于２５日下午４时乘专车回南京转庐山。
黄绍坐上专车，过了济南以后，一站也不停，其他的车都让路，以那时最快的速度，２２个小时从北平赶到浦口。２７日上午９时乘军用飞机飞到南昌，在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家里吃了一顿午饭，随即乘汽车于下午３时到了牯岭。事先蒋介石已经把汪精卫、孙科等南京要人召到庐山来，在庐山饭店等候黄绍的到来。黄绍把以前长城各方面的战况和前天晚上军分会所作的决定作了详细报告，最后代何应钦请示处分。蒋介石和其他几个人互相看看，和颜悦色，没说一句责备的话。蒋介石两只胳膊搭在藤椅把上，举起又放下，口中念念有词：“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以后的问题我另有电报给敬之（何应钦的号）。季宽先生你很累了，你去休息休息吧。”
蒋介石特别欣赏自己的发明——一种“太极拳”的原则，侵犯者打过来，自卫者就闪至一侧，于是乎侵犯者就会失去平衡而摔倒。
黄绍经过几天的劳顿，听蒋介石如此一说，心也宽了，索性在庐山住了下来。
而《塘沽协定》正在全国受到舆论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