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稼祥，转述了斯大林的话：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摇了摇头。王稼祥——苏区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接待的第一位“外宾”是李德，这位总闷坐在“独立房子”
里的主人，只会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八一宣言震撼了八百里秦川。
“毛主席”的称呼由此叫开
１９３１年的３月，日寇铁蹄下的北国冰层尚未开冻，南方的土地已经有点春意了。几度春风，数番微雨，一洗冬日的沉重。
在由上海开往汕头的轮船上，一个五人小组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国民党警特的注意。从装束上看，他们是三个中国传教士，两个外国牧师。他们一上船，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就逼近过来。其中一个一掀礼帽，伸出手：“看看证件。”
因为没有发现疑点，两个特务颇为扫兴。在交还验过的“护照”后，又把目光转向中国本土“上帝使者”的皮箱：“打开看看！”
中国传教士照办，掀开箱盖，请特务过目。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就是一堆《圣经》之类的中外文教义，特务又是扫兴，用脚关上箱盖，到一边去打瞌睡去了。船快到码头时，特务又掀开盖到眼上的礼帽，走近过来。
那个胖乎乎的留着小胡子的传教士，很有些派头地迎住两个特务，仰脸说道：
“这儿太憋闷，开船时间还早，我们先在码头上遛遛，我看你们没什么事，在这帮我们看一会行李，回来给你们赏钱！”
另一个戴副眼镜、瘦书生模样的传教士也过来拍拍特务的肩膀：“麻烦你们了，我们一定快去快回，误不了开船。”还指了指外国牧师和胖传教士，“他们出手大方呢！你们好好守在这里，回来定有重赏！”
特务们看了看两个挺新的皮箱和其他行李，愉快地点点头，看着五个人随着人流下船去。直到开船，那五个人再也没见踪影。
这五个人是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党员王稼祥、任弼时和顾作霖，另两个外国人是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他们都带着共产国际提供的假护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组织上派他们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了解和加强那里的领导。他们知道目标太多难以摆脱，下船后，决定留下两个外国“牧师”，三个中共党员重新乔装改扮，换了下一班船票，到广州后再潜入苏区。
４月１７日，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作为中央代表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会议。王稼祥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毛泽东与朱德。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和不俗的谈吐，给王稼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会后，他找毛泽东交谈。
一经落座，毛泽东便首先发问，从王稼祥的个人经历问到莫斯科；又从马列的某个观点问到斯大林的看法；最后又问起王明的情况。
据王稼祥介绍，１９２８年６、７月间，中共第六届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的极力推荐下，王明等人被选派到大会担任翻译，实际上参加了六大。天生的大舌头的王明，中国话说不清楚，俄语倒还流利。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又陪同瞿秋白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面见斯大林，并由他当翻译，成了斯大林“金口玉言”的一个代言人，自此，连一直自视清高的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再以后，王明开始“指导”中国革命了。
王稼祥还转述了国际共运领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比如斯大林说过的，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摇了摇头，又上下拍打着口袋，在找什么东西。
王稼祥也拍打着自己的口袋，摸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三炮台”香烟：“唉，可惜只剩最后两支了！”
“正好，二人分而食之吧。”他退还王稼祥一支，两人对上火，盯着烟头，有滋有味地吸着。毛泽东说：“你是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对外面的情况熟悉，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你可以担当外交方面的任务，目前可以协助我，做些政治保卫方面的工作。”
“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还得专门向你请教。”
毛泽东起身从文件箱中取出厚厚一叠材料，一一点交给王稼祥：“这些文件你抽暇一阅，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工作和许多情况，有的是敝人执笔，也请不吝指教。”
毛泽东吹着手上的灰尘，打量着已经换上红军服装的王稼祥。王稼祥虽然在军装外扎了一条军用皮带，打了绑腿，腰里别了一支小巧的勃朗宁手枪，还是难脱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可能是那副眼镜的关系。
尽管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后去日本访问，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过“共同反共”的秘密谈话，但是从蒋介石复职后对苏区一浪高过一浪的“围剿”，已经看到了严酷事实，那就是蒋介石要全力消灭苏区。所以苏区也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首脑、国民党最高统帅，视为第一号敌人。毛泽东也认为，为了打垮日本，必须首先打垮蒋介石。
正当蒋介石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援助，沉醉于“围剿”红军的内战之时，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亡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首先站起来说话了。
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抨击蒋介石的妥协、卖国、内战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决议中写道：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惊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斗争上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掀起的爱国救亡运动日益高涨。
瑞金的１１月，正是金色的晚秋时节。在庆祝十月革命１４周年纪念日的同时，这里正在筹划和迎接另一个盛大的节日。在叶坪松山冈子下的广场上，人们搭起一座披红挂绿的大会主席台，台口顶上悬着大字会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台上正中是大胡子马克思和短胡子列宁的画像，两边各有一面巨大的红旗，中间还缀有画着中国式耕犁的五角金星。
这次大会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来自全国各地的六七百名工农兵代表，其中有来自湘赣根据地的王震和闽南根据地的张鼎丞等知名人物，还有秘密进入苏区的白区群众领袖，他们和毛泽东、项英、朱德、彭德怀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会聚一堂。按照大会议程，７日大会讲话，８日分组讨论，就即将诞生的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议题发表意见。
大会选举了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贺龙、陈毅、李富春等６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举毛泽东为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过去红军战士喜欢喊毛泽东为毛委员，现在已经有人喊他毛主席了。这个称呼一经喊出，就喊遍了全中国。２７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本政府“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为屠杀而借用的外债”；本政府的“最后目的，不但在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在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被接二连三的有关苏区的报告和内地请愿游行的报告，搅得坐立不安，最后，他换上长袍，将上海各大学请愿代表请到政府驻地，当众拍着胸膛，信誓旦旦：“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
苏区第一任“外长”接待的第一位“外宾”
然而，蒋介石调转头来，就扑向南昌，敲响了第四次“围剿”的锣鼓。他在到达南昌的第二天，就发表演说，声言：“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攘外必须安内。”
第四次“围剿”和前三次同样的败局收场。这一次，蒋介石停止了进军，命令所有部队在阵地和交通线上构筑工事，他的德国顾问们正在制订新的“围剿”计划。中央苏区得到一段喘息时间，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３年秋。
国民党中央政府军停步不前，不仅限于军事上的原因，还有种种政治上的背景。
日本军国主义者撕毁了１９３２年与蒋介石签订的停战协定，继续侵略中国。１９３３年年初，日军从满洲经过上海向华东、经过热河向察哈尔进犯。蒋介石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他正忙于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他又一次指天发誓，这次“围剿”会最终战胜共产党人。他暗喜的是：如果华北各省过于独立的地方将领和行政长官不得不单独抵抗日本人，并因此而遭削弱，不也是一步好棋么？
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群众抗日运动的烈火在全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华中熊熊燃烧起来。一些国民党将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同情人民的抗日情绪。比如张学良，在日本关东军占领整个东北之后，他和东北军一起被蒋介石撤到西北的陕西；在抗日浪潮推动下，张学良亲赴南京请战。蔡廷锴在上海市郊闸北进行了英勇保卫战之后，蒋介石把他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南方的福建，与共产党人作战；虽然蒋对十九路军进行了清洗，但是抗日的情绪，包括对蒋介石的愤怒，在军队中和指挥机关中仍旧有增无减，他们枕戈待命，对继续进攻中央苏区，修筑旨在形成福建封锁圈的工事也不特别热心了。还有冯玉祥，他的势力范围内蒙古直接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领导看出其中的有力转机，想以此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日。即使不能形成这种局面，起码蒋介石为了驯服这些难以驾驭的将领，也不得不暂时延搁他的进攻意图，减少集中对付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据说宣言是洛甫（张闻天）起草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宣言上签了字。尽管由于当时的党中央还没有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而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仍然坚持其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但还是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宣言起到了它的作用。在国民党的范围内，甚至在南京，表示拥护联合一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人进行抗日的呼声很高。冯玉祥和蔡廷锴发表了相应的声明。据电台报道，广东和广西两省省主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图，尽管他们看起来似乎还在幕后抱着观望态度……
这年秋天，像预示冬天就要来临似的，风早早地变得尖利起来，落叶铺天盖地地染黄了山峦。更为气势汹汹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同时，来自内部的“左”倾的压力，使人有一种缺氧而窒息的感觉。
中央苏区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王稼祥，没有想到，在此时此刻，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外宾”：他叫奥托·布劳恩，是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人，据说当过苏联一个骑兵师的参谋长，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原曾利用他的德国人身份，在苏联远东和我国东北搞日军的情报，后来又到了上海，成为共产国际驻华高级军事代表弗雷德的助手，并被他派来中央苏区，先化装为奥地利籍牧师从上海到潮汕地区，再由专人护送到瑞金，一路上也冒了不少风险。红军师政委伍修权被中央指定为他的翻译、秘书还兼参谋。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摘掉帽子，露出他那一头“怒发冲冠”的直发，介绍着：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家一律用中文称呼‘李德’，不得泄露他的顾问身份和原名。”
李德３０多岁，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薄薄的嘴唇严肃地紧闭着，显出一种矜持、自信以至固执。
周恩来同他握手，用英语说了句：“非常欢迎你，李德同志！”
李德向毛泽东伸出手，毛泽东把右手的烟卷换到左手，起身应酬着：“幸会，幸会！”
王稼祥熟悉英、俄两种语言，忙用俄语介绍了自己，并说：“我将尽自己的职责，给予您必要的配合和合作。”
李德快活起来：“我早已听说你，相信你会像博古同志一样支持我。”
从这天起，中共党内发生了令后世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不很懂军事、更不懂苏区实情的外国人，又没有明确职务，竟指手画脚地凌驾于中央和军委之上，指挥起红军千军万马来。红军专门为他盖了三间新瓦房，由于它坐落在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田野之中，人们都叫它“独立房子”。“独立房子”
离最近的“外交部长”的房子还有二百米远。独立房子的主人时常在其中一闷一整天，在左右的军事地图上指指点点，以收“运筹于帷幄取胜于千里”之功。王稼祥怕洋大人过于劳累，曾派人去慰劳一下，去的人回来说屋里正在秉烛夜战，大打扑克哩。王稼祥只得粗声叹气。
李德并不总在玩。他更多的还是与博古纸上谈兵，谈到极兴处，博古都忘了中国话，笑声都带着俄语腔。他们谈着，既丧失了与冯玉祥联合抗日的机会，又错过了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的良机，还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按博古的说法：“老毛又犯了外交病！”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李德“大臣”才偃旗息鼓。
长征还在艰难地继续着。毛泽东的担架和王稼祥的担架偶尔相遇。
毛泽东：“日本有什么新消息吗？”
王稼祥：“根据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截获的情报，日本正继续加紧入侵华北，由内蒙古向西推进。在中国，特别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越来越广泛的阶层卷入了抗日群众运动，不仅有工人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群众运动甚至在国民党军队中，包括军队高级指挥官中也有很大开展。”
“对日本占领内蒙的企图，应该表明我们的态度。以前我们喊‘帮助苏联’，看来现在更要喊‘帮助中国！’”
１９３６年的中国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东西
１９３６年，真是个历史值得记忆的年代。太多的世界性变故，都如蓄积已久的火山：岩浆如一个个腾起的拳头，寻衅着，暴跳着；岩峰战栗地晃动着肩膀，要把过剩的能量倾压在四周的山体之上……世界形势已趋急迫，大事就要发生了！
果然：
２月，日本的“二二六”事件；５月，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意大利与希特勒德国形成了“柏林——罗马中心”；……
１１月，德国、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１２月，西安事变；从这个怪异的年头起，中国又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１９３６年间，在中国，在世界，人们突然发现在西北腹地出现了一块红色区域。
有关它的传说，是一个如同今天谈论飞碟一样的谜。于是，东方的西方的人们相互打探着，什么是工农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自然越传越神，越传越乱。
日本——隔海相望的岛国，自然比别人更加关注那块红色的天际，如同一头蛮牛盯住了一块红布。为留意这一点，有必要回溯上一年１０月２１日，广田外相与蒋作宾大使第二次会见时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