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人喊出的口号是：“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可笑的是，日本临近战败之时，近卫才说从开战起，他就预感到定将失败，可他无力阻止，其原因是他当时患了严重的痔疮，没有力气做任何事。那时他不论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垫上一个充气的胶皮圈。于是与他亲近的人便传出这样的话：
“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
是啊，一个再羸弱不堪的人也能按动战争的电钮，只要他有心便行。
７月１１日上午１１时半，近卫召开了五相会议，经过两小时的讨论，做出了向华北出兵的决定：
一、派兵的目的，在于由威力的显示，使：（１）中国赔罪；（２）将来的必要保障；二、不答应我方要求时，实施进攻；三、始终坚持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四、动员后，在没有派兵必要时停止派兵；五、派出兵力为五个师。但目前为三个师。
近卫内阁一旦决定出兵，天津军内的强硬派如烈火借助狂风，更是狂妄得不可一世，马上把原先提出的道歉人由预定的师长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格为师长冯治安。这样不但提高级别、指名道姓，而且处分条件也苛刻，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千方百计逼你下火海，不怕你不跳！
就在这一天，香月清司中将升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顶替还剩最后一口气的田代（７月１６日病逝）。他离东京顺道在朝鲜京城停留时，会见了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小矶是闻名的强硬派，他唆使香月对中国应采取强硬态度，赖此一举，解决多年成为悬案的国策。香月本来就是个“鹰派”，两相煽动，自然互受感染地拍打“翅膀”了。
香月于１１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天津。同时从关东军直接派来了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政信两参谋，几个意气相投的强硬派们凑在一起，人人喊杀，个个亮刀。
蒋介石公开与秘密寻求“和平”
７月１４日，外交部将驻日大使馆的报告转递蒋介石。报告说日本国内有明显趋向扩大事变的动态：“其政府意向，初不主张扩大，此次决定出兵，系受军部牵制，尤受驻外军部牵引无疑……１２日，外务省当局公言：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报告特为提供了新闻记者对此事的反应。
１３日傍晚，松本重治邀请蒋介石的高级智囊、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到一家日本餐馆边吃边聊。裴复恒年约４３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面孔严肃。松本长叹一声“事态严重了”。
裴复恒更是一摇三叹：“我也这么想啊。日本中止出兵就好了。但华北的现状，即使签定局部地区协定，事态也很难圆满解决。”
松本谈到各方面的情况：“我也这么担心。中共曾通过各种途径向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官兵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北方局更是活跃起来。他们通过北平各大学的学生向第二十九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裴君是怎样想的呢？”
裴复恒号称智囊，却对松本竟能透视中共影响表示惊讶：“我想，正如你所说的那样。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副军长、师长等，是不想与日军发生冲突的，但一部分少壮军人不服从上级命令。因此，虽然上级与日军间签订协定，但不能贯彻。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因此，我想事态不会圆满地解决吧……另一方面，日本向华北增兵不仅使华北，也使全中国的青年空前地激愤。以近卫首相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及军方首脑，不了解这一重大的事实吧？如果知道了就无所作为吗？日本轻蔑中国，这对双方都不好。”
松本表示有同感，很快把话题转到中国的决策人物上：“蒋介石先生是作何打算呢？”
裴复恒倒是说了实话：“‘西安事变’后，蒋先生对民众所期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不敢直接反对。但是，蒋先生想要避开中共所说的对日立即开战。如果日本再进行武力侵犯，就会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不得不和日本开战。”
“我也是这样想的。你也去参加庐山谈话会吗？”
“是的，明天去。周恩来好像也于１５日去庐山。蒋先生即使在谈话会上发表演说，大概仍是本着五全大会、三中全会的方针，如果日本再诉诸武力，将一定会奋起抗战，但同时也会留下和平解决的余地。今后事态会如何发展，应由日本负责，你也有责任哟。”
“不能说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中国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间达成了协议，中共会不会也要对日本开战呢？”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中日开战，正是毛泽东所预料的。因此蒋先生也只好真正实行国共合作了……蒋先生懂得政治和战争两手策略，如果东京也懂得就好了。
１１日内阁会议的决定表明，东京对中国缺乏认识和预见。”
松本重复地说：“我也有同感。我想尽我微薄之力，也想请你尽力对蒋先生劝阻。”
裴复恒透过玫瑰色的酒杯望着松本：“我虽才疏学浅，但一定尽力而为。”
７月１７日，日本五相会议又决定：一、指示中国驻屯军，按前述陆军方案做有限期的交涉；二、日驻华武官大城户三治向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提出通告：
“中国中央军如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行动时，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三、日驻华大使川樾茂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行动，不得阻碍两国进行现地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限７月１９日答复。
这一天，宋哲元和张自忠得知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后，为防止形势恶化，在当夜，由张自忠会见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原则上接受日本陆军中央的各项要求，决心局部解决；其他未解决的问题如宋本人的道歉、罢免冯治安等，也予以确认和签字等。第二天，宋又去拜访新任日本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方面称此为“道歉”。
然而，日本方面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遵循适应现状的既得利益，坚持实现三协定（塘沽、何梅及秦土协定）和建立华北特别防共地区……总之，只要中国人不俯首称臣、不服服帖帖把头搁在砧板上，日本人决不罢休。他们的外务省在７月１７日深夜，向日本的驻华高参事官打来紧急训电，要求中国必须接受１７日五相会议的全部决定。日高参事官于夜１１时３０分到外交部访问了王宠惠部长，传达了训电的宗旨，强硬要求：“希望在１９日得到中国方面的回答。”王宠惠大为震惊，但答应１９日答复。果然１９日午后４时４５分，亚洲司日本科长董道宁代表王部长到大使馆办事处拜访日高参事官。董科长说：中国政府愿就：一、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二、中央军北上是对日军增援进行的自卫准备；三、提醒双方约定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四、至本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
日高参事官立即表示不满。他是个小个，瘦长的脖颈顶起个小小的光脑壳。他不满时，那瘦长的脖颈，连同光脑袋壳，就一颠一弹，像是一支跟随日本太阳旗转动的向日葵。他说：“阁下答复，虽非对日本要求的正式回答，但从内容看，对中国政府的这种答复，我方大为不满。”
董道宁只负责转达之意，所以脸上毫无表情：“希望转告东京。”
日本很快获悉，董道宁透露的中国方面的回答，是遵照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如果到了最后关头”的长篇演说的宗旨指出的。于是东京外务省立即发表了估计中国方面会对日本全面拒绝的声明。
其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虽感形势严重，但仍存和平一念。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虽然表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主旨仍是：“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的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蒋介石的心存一念，只是个飘飘忽忽的肥皂泡。
他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企图一再受挫。在事变的第三天，他将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庐山派回南京，让他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方谈判，日方公然嘲讽地答称，事关华北驻军，应与日本军方商谈，外交部非此次谈判之适当对手。１３日，王宠惠提出日方应停止增兵，提议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日方竟不予置答。１９日，南京政府外交部以备忘录形式正式提原议（大致如董道宁与日高参事官谈话），并声明为和平解决此不幸事件起见，中国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斡旋、调停、仲裁等等，甚至同意中日双方直接谈判，这是“九一八”事件时，国民政府所坚决反对的。但日方仍未予置答。
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赶返任所与日本外相广田谈判，亦无结果。
２０日晨，日本日高参事官再访王宠惠外长，要求确认国民政府１９日的备忘录，是否是对１７日提出条件的答复。王外长答称：中国对日本没有挑衅情绪，军队的北上是出于万一的考虑，不是为了挑衅。并说，关于地方性的解决条款，经过中央批准后，对其实行即无异议。
不出所料，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所讲内容，难以接受。并认为国民政府“丝毫没有诚意”，说这是南京政府“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新的障碍”，因此，对“解决时局全然无望”。
公开的外交途径不能奏效，蒋介石便借助于秘密谋和渠道。这就是与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理事长、曾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的秘密和谈。船津受日本近卫首相的委托，于８月７日抵达上海，准备和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秘密和谈。船津此行，虽是私人身份，但其所携条件都经过官方讨论，主要是扩大华北非武装地带，取缔排日，降低对日关税，承认伪满和共同防共等。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也主动前来参与此事。８月９日晚，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但正好这天日军在上海又挑起事端，发生了所谓“虹桥事件”。８月１３日，上海抗战爆发。秘密和谈遂告中断。
蒋介石“病急乱投医”
蒋介石是７月２０日返回南京的。
在等待早餐的时候，他照老习惯浏览起报纸。报上每一行热辣辣的文字，使得７月的天气更令人躁动不安：
——北平《世界日报》：“卢沟桥事件，已充分证明今日之中国，绝非“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战役前的中国可比……过去兵不血刃，而可一夕下数十城者，在今日绝难重见。”
——上海《申报》：“我们必须以全民族的一致力量保持华北，给侵略者的野心以最大的打击！”
——厦门《星光日报》：“只有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动全面的抗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香港《珠江日报》：“我政府之退路已穷，虽欲容忍，恐已无可再容忍矣！”
香港报纸的这几句，真刺到了蒋介石的心灵深处。门口的侍卫望着沉思的蒋介石，但不是正面看，而是偷偷地斜视。蒋介石无意识地用手指在桌布上划来划去，眼睛一会儿向上看，一会儿向下看。在这种目光里，就像蒋介石面形的轮廓一样，蕴涵着疑惑、迷惘和某种矛盾。早餐的牛奶送来了。蒋介石把盛点心的碟子转到太阳光下，他似乎看到一点灰尘，把它吹掉，然后又用餐巾仔细地擦了一擦。他嫌弃灰尘，爱洁如癖。可飘扬在脑海里的灰尘他掸不掉。他在抗战问题上无法做到白璧无瑕。他最大的担心是能否坐稳“委员长”的餐桌。
大战一天天逼近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时阴时晴，给人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他回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开始与各国驻华使节恳谈，以期获得支持。７月２１日，英国大使许阁森来到蒋介石的官邸，南京虽已燠热难忍，许阁森依然西服笔挺，坐直身子，仔细听着蒋委员长希望他转达的话。蒋介石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接到许阁森加急电报的英国外相艾登，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英国政府正迫于筹谋对策以应付在欧洲窥测侵略机会的德国，故而对华态度是只要其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被侵犯，则力避和日本产生摩擦。
２４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再次向英国大使谈道：“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能免。现在唯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
美国方面，在事变之初，也是抱着不卷入亚洲事务的消极态度。
７月２５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力言：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美国政府接受这些话之后，由国务卿赫尔在８月１２日发表一个声明，此刻才如梦初醒，想到还有一个国际条约，这才提出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即使在此时，美国人强调的还是它所关心的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至于具体的制止行动，对不起，它还没有顾及。
７月２６日，蒋介石又与德国大使陶德曼、法国大使那齐雅分别晤谈。
那齐雅的话如天马行空，在历史云烟中耸人听闻：“在百年战争时代（１４、１５世纪），英国意图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最后终于失败，缩回英伦三岛；今天，希冀征服中国的日本，也将必然会失败而退回到海岛上去。”
“大使先生可有具体想法？”
当蒋介石从那齐雅的高调阔论中清醒时，圆睁着眼，情不自禁对这位“满腹经纶”的大使先生，欲求一解救中国之妙方。
那齐雅拿着历史的钥匙，却难开现实之锁。他的回答依然漫无边际：“日本军部意见不能统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蒋介石瘪柿子一样的嘴，更瘪了。
十分明显，各国都因其本国利益的约束，虽则倡言反对日本侵略，但是一到具体化，便都趑趄不前。这样的态度，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军部的气焰。７月２６日，攻夺了廊坊的日军，继之又占据了平津之间的北仓、落垡各站，将铁路交通切断。
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让其撤军的最后通牒。同一天傍晚，在北平广安门又发生了新的冲突。翌日（２７日），日军已不再等待它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发动了攻击。卢沟桥边点燃的战火，终于在华北中枢的北平四周全面扩散开来。
这几天，远在伦敦的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及特使孔祥熙正准备去看戏剧《世界的末日》，收到了蒋介石的来电。顾维钧先看。电报在结尾时说：
“大战终于开始了。我决定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宣战。请通知英国政府，并请它将英国空军在新加坡的飞机借给我们……”
这个消息使他们震惊、抑郁。虽然那天晚上他们还是去看了戏，可是心情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