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正在表演西方生活中富有刺激的决斗；那夸大的、象征性的人群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地站起，影影绰绰，在中国大使的眼中，真的留下了“世界末日”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伦敦的报纸登出了日本飞机在通州炸死５００名中国士兵的消息，因为他们拒绝放下武器。上午１１点，郭、顾二人去拜会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科尔宾。
他们对他说，我们外交部指示我们请求法国政府在东京运用其影响，劝日本不要再提出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过分要求。
科尔宾使劲弹动着长腿，迟迟不肯表态，语气中间对中国也不很同情。他的印象竟是：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是由于一次无缘无故的事件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卢沟桥事变”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郭泰祺和顾维钧从法国大使馆出来，就去见孔祥熙。
在车上，郭泰祺想去探探德国人的态度。顾维钧直摇头。他告诉郭泰祺，孔祥熙曾和希特勒交谈了两小时，希特勒解释说，德、日条约针对的是第三国际的，德国跟日本交朋友，这种做法对中国并无恶意。孔祥熙甚至相信希特勒说的不会发生战争。希特勒狂称：德国一个师能对付两个苏联军。既然苏联不像有进犯的企图，德国也不愿轻启战端。孔祥熙还会见过德国防部长戈林。这位战争狂人信口雌黄地指责中国贫穷不统一。他还说，希望中国或蒋委员长把所有反抗的军阀一律枪毙，为了统一中国，杀掉一百万人也不为过……这样的人会支持中国抗击日本？
他俩来到孔祥熙下榻的旅馆，三人研究了仍在和法国谈判中的贷款问题。然后，按事先安排，在大使馆进午餐，为的是好和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谈话，以便寻找最后一个支持者。
到了８月１５日，孔祥熙与各国周旋仍未见起色，只好坐在桌前，掏出从家中带来的一管又长又粗的毛笔，给蒋委员长报告情况：英国怕与日本冲突，多方回避其侵略锋芒；德国希特勒表示：他与日本携手，是为谋中日妥协；美国总统说，“满洲国”成立已有六年，将来必不免有的国家承认；法、俄等国有的实力不足，有的态度暧昧。孔祥熙仍想从外交寻找出路。他写道：“当此中日战争开始之际，除我以武力抵抗自求生存外，似不无考虑其他运用途径之必要……运用外交，以壮声势。”他精神沮丧，写写停停，写到最后，已是筋疲力尽：“熙在海外，心忧国事，一得之愚，未敢缄默！”
不怀好意的中间人失败了
日本也在摸索“和平之路”。当然，其所指的“和平”，就是要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它之所以顽固地拒绝《九国公约》会议，坚持两国直接进行交涉，是认为这样可以强迫中国屈服，于己有利。
最初有意在中日两国之间担任调停的，是英国。在华中持有权益颇多的英国，殊不愿在上海乃至长江流域的战火扩大。但是，日本的一声恫吓：“要把委托英国调停的广田弘毅宰掉！”英国便噤若寒蝉。
日本钟情于迅速接近的德国。
他们直接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说明日本方面意图：在内蒙组织自治政府；华北不驻兵；上海由国际警察管理；停止排日；共同防共；减低日本货进口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开始。
１１月５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陶德曼。他边往外抽椅子边声明：“不能受理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如果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蒋介石坐稳了座位，仍然在说：“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你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陶德曼赞同：“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孔祥熙也在座。附和着说：“那将是可怕的。假使那样的话，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陶德曼说话不多，他看出中国还在等候国联的裁决，便以德国人爱说哲学的腔调劝道：“一个国家不应该等待到筋疲力尽的时候才接受和谈。”在告辞时，他迈着猛兽似的有弹性的步伐，跟在蒋介石身边，带着自信的口气用鸽子似的咕噜声说：
“我现在的步骤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
陶德曼将这次见面的结果转告日本外相广田，并向自己的政府报告。
就在这时，华北方面，太原失陷；淞沪方面，则由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而迫使中国军不得不转移。广田判断此为日本诱引中国议和的大好时机，乃再度敦请德国出面。于是，陶德曼于１１月２８日与业已迁移汉口办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晤面，接着在２９日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提出日本的议和条件并作试探之后，要求再次与蒋见面。
蒋介石同意。
１１月３０日，陶德曼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的陪同下，乘轮东下，１２月２日到达南京。在前一天，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劝说过：“为中国利益着想，不宜拒绝日本的和平提议，如果迟延下去，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会越大。”
１２月２日，蒋介石在听取了徐谟的报告之后，召集军事长官汇报会，征询对日本军部所提和案的意见。在会议中，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表示，不妨同意进行交涉，遂决定了两项原则：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二、华北政权须要保存。
当天下午，蒋介石与陶德曼第二次会谈，蒋介石首先讲明上述两点，而后说：
“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假如贵国总理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中国愿意接受。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虽然贵大使提出来的各点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能被认为是像最后通牒一般而不可改变。”
陶德曼又将此意转达日本广田外相。
然而，日军在这一个月中，已登陆杭州湾，攻占南京即在眼前，故而借军事优势的气焰而加重了谈判条件，另外追加了四个条件：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设立“非武装区域”；日、“满”、中缔结经济协定；中国给日本赔偿等。
上述条件经由陶德曼于１２月２６日转达孔祥熙。
孔祥熙两个手直发抖：“这个条件无所不包。日本也许要十个特殊政权和十个非军事区，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日本应该想到将来——会自取灭亡的！”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若干人员，民族失败主义及和平妥协倾向加重。一天，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官邸请客，与会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当大家谈到当前的局势时，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斗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趋向汪的座前跪下，以无限悲感激动的表情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汪精卫好不得意，却也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在座的也有的泪下沾襟。
当时，汪的幼女季筠看到这种场面，还以为他们是酒后余兴呢！
１９３８年的元旦之夜，外交部长王宠惠收到的“贺年礼物”就是陶德曼转交的“追加四条”。如此苛刻的条件连蒋介石也望而却步。他也弄明白了日本那一套：先用笼统含糊的条件使对方接受；接下来就是补充说明，任意提出要求，层层追加，直至对方束手就擒。
１月２日，王宠惠电告仍驻东京的许世英大使，称：我方初以日本条件空泛广宽，无从考虑，昨日陶大使又转达驻日德大使与日方各要人历次谈话印象。政府对此方案正在研究，在未决定办法之前，“执事可常与驻东京德大使联络谈话，听取其所述，勿表示具体意见，同时日方如有要人求见，勿予拒绝，而以同样态度应付”……
１２日，陶德曼再晤王宠惠，询问对于日本条件的答复。王宠惠答：“如果日本政府将详细办法正式通知我方，则可以考虑答复。”
陶德曼表示：“恐怕日本方面不会将细节明白表述。”
１３日又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陶德曼提到，倘在１５日之前仍无回答，日本政府则须保留自由行动。
在下午的第二次会谈时，王宠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宣读了一份中国政府的文件：……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陶德曼闪动着狡黠的目光，不怀好意地反问道：“这个通知就是答复吗？”
“我方所要知道的是四项条件的内容。”王宠惠说。
陶又问：“如果日方认为这是一种躲避的答复，将如之何？”
“如果我们有意躲避，又何必再询问其内容与性质！”
王宠惠的答复文件，由陶德曼转，经驻日大使送达日本政府。日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答复”。乃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决定“陶德曼工作”结束。
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
汪精卫最终投敌
在南京失陷、武汉告急之际，又黑又瘦的蒋介石变得更加恐慌与动摇了。他的脸部肌肉神经质地痉挛，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他要置对方于死地。其实，他既不知日军的攻势到何处为止，又无法扭转战局。所以他一面向美、苏、英、法及国联求援，要求调停中日战事，一面则与日本暗通往来，谋求和缓日军攻势。南京沦陷，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蒋介石派出的秘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秘密潜往已落敌手的上海，以打开一条直接与日方谋和之路。
１９３８年１月初，董道宁在上海会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了解到日本已决定召回大使、中断外交关系的内情后，即设法与南铁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拉上关系。西义显是日本陆军大将西义一的亲戚，与日本陆军头面人物有来往。
董道宁向西义显表示来意：探明日本的和平条件；谋求和谈。董还特意向西义显表白蒋介石、汪精卫等与日本谋和的诚意，探询日本政府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是否关闭了和谈之门？西义显对蒋介石派人前来谋和甚感满意，认为这是动摇蒋介石的抗战意志、迅速降服对方的好机会。他立即表示愿意为董道宁沟通有关方面的联系，并且赶回东京向日本军部作了汇报。在日军部的安排下，董道宁于２月中旬抵达日本，与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晴、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日方表示希望蒋介石能下决心毅然停止抗日战争，日本将充分考虑与蒋介石和谈的条件。影佐祯昭还托董道宁将两封亲笔信代交其故交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信中希望日中双方开诚相见，摒弃“前嫌”、共建“和平”。在董道宁留日期间，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本联合通讯社的松本重治，以留日同学的关系接上头，松本与近卫首相有往来，约好就双方谋和问题互通信息。
３月１６日，高、董及松本、西义显等在上海会面，约定代号及联络方法，决定到香港举行会谈。在香港期间，高宗武透露：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组成的“和平派”，将会尽力与日本实现“和平”。高宗武的话使日方颇感兴趣，认为“东方的和平已经出现了一线曙光”。
３月底，高宗武、董道宁回武汉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仔细地听着日本方面的反应，对高宗武说：“再去一次香港，向日本方面这样传达：我们绝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谋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
从此以后，高宗武就毫无顾忌地自由往来于汉口与香港之间，４月中旬再次抵港，与等候在香港的西义显、伊藤两人再三商谈。高向西义显、伊藤转达蒋介石的意图：
“中国方面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两点：一是对苏关系的安全保障问题；二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上述想法不错的话，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关于对满洲和内蒙的处理问题，留待他日协商解决；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应尽速归还中国，以期确立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主权和内政的完整。日本应尊重中国这些原则。
如果日本方面同意上述意见，首先实现日华两军停战，然后双方再以上述条款为基础，进行有关和平细节的谈判。”
西义显等将上述意见带回东京，转告影佐大佐，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又徒劳无益地返回香港。高宗武也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本的态度，然后于６月中旬第三次去香港。投降派、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劝高宗武延长旅程去东京，直接与日本政府联系，并向高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但是，蒋介石命令高宗武只限于在香港搜集日方的作战情报。最后，蒋对高宗武的行动似乎产生了异常的预感，甚至把他已批准的高宗武去香港的旅行也撤销了。
然后，高还是违抗蒋的意愿到了香港，再三与西义显、伊藤等会谈。高而且下了决心，如不得已，即使背离蒋介石的意愿，也要为日华“和平”挺身而出。高受到西义显的鼓励，于６月２２日与伊藤乘日本“皇后”号轮船离港去日，在卢沟桥事件一周年的前一天，他与今井武夫会面，高竟说：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解决日华之间的事变的方案已死了心，他改变了态度，热衷于听取日本方面的意见。他与伊藤返回香港后，怕遭到蒋介石的逮捕或监禁，不敢回到汉口，只写了报告给周佛海，自己留在香港养病。
周佛海根据高宗武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希望汪精卫出马的念头并未打消，在未呈报蒋介石之前，先与汪精卫商量。汪精卫见信也大为吃惊：“我单独与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瞒不过蒋先生。”汪的意见是如实地呈报给蒋。于是，周向蒋提出了报告。
蒋介石阅后，批示给张群，然后再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之后，蒋把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叫来，盛怒之下责问道：“高宗武真是个混账的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陈布雷还有些书生气，问道：“高司长对政府的政治意图应该很明确的呀！”
蒋介石还是恼火：“但是他不懂得一点：政治就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
高宗武闻讯，病情恶化，吐血以致卧床不起。
对于高宗武为“和平”出使东京，蒋介石后来都一律否认为自己所派遣。１９３８年７月，当孔祥熙从中央银行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特派员”汇款文件，曾质询过蒋：“您派高司长赴国外，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道？”蒋矢口否认。王宠惠也曾悄悄问过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久未到部了。”蒋顿时生厌：“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不在汉口吗？”王宠惠不敢再问。
蒋介石在与日本直接和谈难以成功的情势下，又转向英美求助。７月２４日，蒋介石指令王宠惠在汉口访晤美驻华大使詹森，称日本政府已关闭了谈判大门，现在又要关闭谈判的后门，中国迫切希望英美及法国采取措施，促使中日早日停止冲突。
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向英国政府做了同样的表示，但是均无结果。
就在此时，由高宗武穿针引线，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利用日蒋秘密谋和之机，与日本军部暗通关系，达成了卖国投敌的卑鄙交易，最终酿成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一幕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