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蒋介石从未如此动情：“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在延安，毛泽东听说张学良放了蒋介石，不禁担起心来。周恩来给毛泽东回电：“蒋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
为御外寇，国共间已在寻找合作
虽然到西安事变时，才有干戈化玉帛，才有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再次和平相见，但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因素却早在萌芽。尽管这种朦胧的欲念在周恩来那里是暗火一簇，在蒋介石那里只是火花一闪……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蒋介石背上猛击了一掌。他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在国际上也要搞点平衡。既然日本成了敌国，能与之抗衡的除了英、美外，与中国近邻的苏联不可小视，他不想四面树敌。所以，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当宋子文和孔祥熙鼓动他恢复中苏邦交时，他答应了。过了两年，日蒋矛盾更显尖锐，他不得不召集近臣商议：“看来与日本人的战争已不可免，所以与苏俄的联系要加紧，我们不能面对两个强敌，再让中共在背后戳我们一刀。我看第一个步骤是派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他有与苏俄打交道的才能。”
在座者频频点头。
他们知道，邓文仪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从黄埔一期毕业后，被蒋介石保荐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成为“复兴社”的主要支柱“十三太保”之一。他在当蒋介石的随从秘书期间，只是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蒋对他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使去，时而呼之使来，他从无怨言，并对人解释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固然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精忠的那个精字。”邓文仪好以“理论家”自居，还喜欢四处演讲，一讲起来就没个完。所以有人便给他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一讲四点钟，个个头发晕，精神训练害死人！”一个部下实在憋不住，劝他：“你讲话能不能简短点？”邓文仪不以为然：“讲了总比不讲好，讲得多总要听进一两句，不就达到目的了吗？”部下无可奈何：“你看人家都喜欢听蒋经国演讲，往往言简意赅。”邓文仪亮眼一翻：“蒋经国算什么？他懂的哪有我多！”邓文仪仕途并不畅。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飞机场停存的五架军用飞机，突然一夜焚毁成灰。蒋介石闻讯大怒，责令行营谍报科长邓文仪彻查。在调查过程中，邓竟与机场主任徐培根串通一气，把这件事说成是汽油库发生爆炸引起的。与邓并称为三大巨头的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秘书长杨永泰内部矛盾尖锐，举报邓文仪有接受徐的贿赂嫌疑。
蒋介石在震怒之下，将邓文仪一切公开职务撤销。
邓文仪衔命再度出国，不敢马虎，在莫斯科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秋天回国述职时，他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
蒋介石对邓文仪的工作勉励了一番，忧虑又袭上心头：“日本在华北步步进逼使得南京政府也岌岌可危，我们不得不准备抵抗。要抵抗，必须取得苏俄的援助，就像当年黄埔东征一样，但现在的形势已非同那时，有共产党从中作梗。”
邓文仪领会这个意思：“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只有和中共疏通关系。”
“对，必须首先设法同中共缓解。据我观察，这个工作在国外做比国内有利。
做得成，与我们有利，做不成于我们也无害。既可避免党内攻讦，说我们与中共如何如何，又可使共党不至于在国人面前有得势之感，高我们一头。我们不过是为了民族利益，无暇顾及而已。”
“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
“你即刻返回莫斯科，要在国际上争取苏俄对中国的谅解，想办法与中共在那里的代表接上头。国内的联络我另有布置。”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凡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或者过去曾在中国担任过顾问的人，以及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他都一一联系，与之恳谈。他把这些私人谈话毫无保留地整理成一个详细报告，派李副武官专程送回国内，供蒋介石参考。
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潘汉年在红军占领遵义后，即由朱德、周恩来派往白区，临行时周恩来曾叮咛：“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同年夏潘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此时正准备回国，却与邓文仪接上了头。
蒋介石做事总喜欢两手。在邓文仪于国外寻找与共产党对话的同时，国内也开始了活动。蒋介石将此事交给了ＣＣ派头子陈立夫主办。陈立夫又委派曾养甫具体负责。
曾养甫时任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他又叫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当联络员。谌既是曾养甫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又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觉悟社成员，还一度参加过共产党，认识不少共产党人。曾、谌两人的交情很深。当曾把“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提出来时，谌一拍胸脯：“放心，包在我身上！”他先去找他的湖南老乡、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翦伯赞搜肠刮肚，提了好几个线索，谌小岑都感到不合适。突然他一拍脑瓜想到北平中国大学很有名气的教授、也是湖南人的吕振羽。翦伯赞也说：“吕振羽替《丰台》写过稿，你可能见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你不妨写封信去试试。”
谌小岑回去就写：
……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那时是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这个大同盟是北平临委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由北平临委周小舟负责联系。周小舟是湖南湘潭人，与翦、谌早就相识。吕振羽一看信，知道信中的“姜”指蒋，“龚”指共，事关重大，立即将信交给了周小舟。周小舟请示北方局。北方局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派周小舟、吕振羽去谈。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后，回电同意。吕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政治上十分可靠。吕当即辞去教职，去南京探明究竟。他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底到达南京，与曾、谌接上了头。
第二年１月，周小舟赶到南京，住在新街口北面一家大旅馆，向吕振羽传达了有关谈判的两个先决条件：第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第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周小舟让吕常驻南京，他自己往返于天津、南京之间，上传下达。吕振羽此时正式向周提出入党申请，并通知对方，说谈判线索已经找到，故意表示要很快北返。曾养甫急忙叫他留下，充当中间人。
吕面有难色：“哎呀，既在留我，我在北平的饭碗就丢了，这生活费……”
“这好办好办。”曾养甫爽快答应。随即送来函件，聘请吕为铁道部专员，每月车马费银洋二百元。吕振羽把钱交给周小舟：“这是咱俩的生活费。”
过了几个月，周小舟高兴地告诉吕振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没有候补期，为中共正式党员。周还带来了任命吕为这次谈判代表的训令和密写药水。
吕振羽为之一振。他俩立即投入紧张的活动。他们首先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白绸信件分送到收件人所在机关，或托人妥交。信中附有中共的“八一宣言”。
曾养甫为双方的交往正高兴，一看“八一宣言”，脸色陡变，指着“宣言”上称蒋介石为“人面兽心的败类”和“卖国贼”的字样，对吕振羽大发雷霆：“为什么定要这样攻击委员长？”
吕振羽答道：“宣传是双方的事情，这边不也在骂共产党是‘共匪’吗？报纸上天天有‘朱毛匪’的字眼，是不是事实？至于历史上的是非，后人自有定论。”
曾养甫胸脯还在一鼓一鼓的：“共产党有什么了不得，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支。
历史上，力量就是是非。吕先生，你是个历史学家，难道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吗？”
吕振羽摆手：“哎，曾先生，共产党的力量不在枪支的好坏和多少，在于深得人心。”
曾养甫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把话题转到周小舟身上：“共产党为什么这样不郑重，派一个小孩子来！”
吕振羽大笑：“中共的干部年轻的多，只要能负责解决问题，你管他是大是小。
周小舟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
这一年，周小舟不满２４岁，温文尔雅，身穿长衫，很有风度。毛泽东也很欣赏他，后来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秘书。他与国民党要人见面时总是递上一方名片，上印“周小舟”三字。其实他本名周怀求，因为年纪轻，别人老喊他“小周”，于是他改名为“周小舟”。新中国成立后，周小舟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成为省委书记黄克诚的得力助手。可惜他４７岁当上湖南省委书记后，被错误地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更是横遭摧残。一天晚上，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间。那时，他才不过５４岁。
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见如故
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把东北军作为最大的统战目标，周恩来担任了东北军工委书记。一天，他接到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发自洛川的电报。电报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
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正是隆冬季节，窑洞里炭火烧得太旺，周恩来解开衣扣，不时喝着水。他欣慰地点点头：“好哇，高福源开了一个好头。”
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他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月，思想起了变化。他主动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那双躲在镜片后面的神秘的眼睛一闪，断定高的话不会有诈，马上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刻同意他的要求。
高福源在１９３６年１月初离开瓦窑堡，到洛川见到张学良。两人谈了一个整夜。
最后，高福源已困乏的抬不起眼，却被少帅一擂桌子惊醒：“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高福源赶回瓦窑堡，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他们都认为李克农出面合适。李克农去和张学良商谈后，给周恩来发来了上述电报。随后李克农也回到瓦窑堡。
“克农，你还得去洛川跑一趟。”周恩来叫李克农到自己住处来。
“你对前景估计如何？”李克农心里没底。
“根据前面的接触，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周恩来看着李克农把挂手枪的皮带解下，束到棉衣里面，叮咛道，“但危险性是有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半个月后，李克农到达洛川，先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３月４日，张学良到洛川。他穿的是一身中式便装，鼻梁上架了一副墨镜，手拄文明棍。李克农一见他这身打扮，不禁笑了起来：“张将军，你这是解甲归田？”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张学良顺茬开起玩笑。
“是零售还是整销？”
“当然是整销。”两人朗声大笑。
话很投机。可谈着谈着，张学良突然制止李克农关于反蒋的想法：“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要反蒋哪有力量去抗日？”
“问题是他在阻碍抗日。”
“我看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抗日必须联蒋。”
“这是个大问题，这样大的问题我想不是我们俩能决定的，以后再谈。”
“那就请你们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
李克农没想到张学良口气这样大，顿时脸上不悦：“这好比让蒋介石到我们的营地去，安全问题谁负得了责？”
“不必请他们来，我可以到肤施（延安）去。或者到靠近你们的中间地带。”张学良更显潇洒。会谈一结束，李克农就向中央发报：一、张学良今日晤面结果甚佳；二、你们与张学良见面地点已约定肤施，一星期之内由我方选择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中可到一人出席；三、互派代表到苏联，张学良方人选二三日内可派定，由张学良方电告；四、为扩大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便利接洽多方关系起见，我方可选择一灰色而能负相当责任者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常驻西安；五、去苏联路线已电告盛世才，商讨并询飞航线。中央当天复电，同意谈判结果，并要他到山西石楼前线当面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都随军东征在山西前线。周恩来也在３月初渡河来到石楼，准备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克农赶到石楼，把情况一说，毛泽东脱口夸赞：
“搞得不错，很有成绩。”又转脸望着周恩来：“全权代表的事，大概非恩来莫属了。”其余红军也都点头。李克农仍然作陪。
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下午，张学良同王以哲和卫队长孙铭九，秘密来到肤施。他们在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候着。当延安的宝塔被夜幕掩没后，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
他俩都换上了便衣，周恩来穿着黑色中山服。双方的卫士长对问暗语：“天空落一鸟，来客是何人？”“为持苏武节，关中曾牧羊。”
双方寒暄后，在教堂一个套间的桌子两边坐下。张学良的卫队长在外面警卫，红军的警卫部队控制了飞机场，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周恩来说：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中国共产党委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今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图为会谈地点。
“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周恩来反觉奇怪：“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毫不避讳：“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我拜张伯苓为师。我和你是同师门了。”
周恩来打量着张学良，看他微胖，满面红光，不像传说中的“花花公子”和扎吗啡针的样子。张学良幽默一笑：“我这里还有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
周恩来向来有记人名不忘的特点，可怎么也记不起有个叫刘鼎的人。当“刘鼎”往他面前一站，他一把握住“刘鼎”的手，这不是阚尊民么：“原来是你呀，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首长好！”刘鼎强抑着激动，他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此时只说了三个字。他１９３０年年初从苏联回国，就是向周恩来报的到，而后又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在上海特科工作。１９３１年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后，他们四年多没见面了。而这四年中，他们各自经历了殊死搏斗。阚尊民从敌狱中出来后，经人介绍到张学良那里工作，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会谈极其保密，屋内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和周恩来、李克农五个人。
张学良谈到抗日须联蒋、联阎时，周恩来聚神地听，目光闪烁，说：“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对此，张学良闷了一阵，暂时没说什么。
对互派代表问题，张学良也同意：“请你们赶快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厚的人常驻我那里。”他最苦恼的是缺乏干部：“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我派一个人去，身边就没有人了，我一个也不派。”
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随地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了。”
张学良还是恳求一番。周恩来又说：“即使你有干部也要自己培养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可以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张学良高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