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惊得不轻。他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至，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抱着双拳，在桌面上撑着，仿佛他自己正经历着两种命运的争斗：
“糟了，张学良跟到南京去，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将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再一次把拳头落到中共头上……”
他起身在窑里走了几步，又镇静下来：“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
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唯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张一走，群龙无首。虽然张走前曾指定于学忠代替他指挥全军，可于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不起什么作用。虽在西安的王以哲和何柱国，被称为元老派，但在东北军里，真正有号召力的是少壮派，即被称为“苗疯子”的抗日同志会的负责人苗剑秋、政治处处长应德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为首。张在时，他们深得信任，张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如何救张的问题上他们矛盾很大，少壮派硬拼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金家巷东楼会客厅里，周恩来不知说了多少话，却扭不动少壮派的念头：少帅不回来，决不撤兵！
周恩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甚至动了感情：“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能忘记吗？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能忘记吗？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他回来，不见得对他就有好处……”
这些话并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要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他那愤怒的目光环视着在场的人，特别斜睨了一眼周恩来，“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
大家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射到周恩来身上。以往，当他在场时，从来没有人会对着他这样大声讲话。
周恩来默不作声。他那由于失眠而显得十分疲倦的脸苍白无力，嘴唇紧闭着，使人觉得，他在内心花费了极大的气力才达到这种沉默。
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半夜。直到周恩来答应：
“容我们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才走了。
少壮派刚走，天还没亮，在杨虎城处工作的党员南汉宸又火急火燎地赶来了。
他向周恩来报告：凌晨３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替我打算打算。”
周恩来颇为紧张地急急追问：“难道他也要变卦？”
“他有他的难处。”南汉宸把杨虎城的话学了一遍，“他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你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已经强烈地感到张走后的严重局势，杨虎城哀怨的声调不能不刺痛他，对方的担心已经不是对准某一个人，而是对包括他周恩来在内的整个共产党人的抱怨了。他立刻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３０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三原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没有别的办法：不答应帮他们打仗，就可能导致敌对情势，红军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跟他们一起打一仗。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又一遍遍地劝他们团结一致。
少壮派围攻周恩来
少壮派反应愈加激烈。３１日晚，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少壮派在室外旁听。会议一开始，何柱国先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们说吧。”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呼吸和咳嗽声。杨虎城拿眼挑了挑周恩来，请他先讲。周恩来从膝上抬起手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他忐忑不安地期待着。其余的人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三十分钟无人发言。会议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只好又请于学忠讲：“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于学忠这才表示：“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
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决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再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
于学忠接着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
杨虎城又要王以哲做最后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吧。”
杨虎城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在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
杨虎城又问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有些担心地最后说了几句：“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出问题。”
门外的少壮派一听这个结果，一个个青筋突露，看得出里边的血在流动。他们只听任发热的头脑支配了。
一天，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五十几个少壮军官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恩来威逼过来，质问道：“我们的少帅哪里去了？”
周恩来心里也似滚水沸着怒意。他并不欣赏这种挑斗性的、嘲弄的眼光，尽管人群里也不乏闪着盈盈泪光的同情者。他的许多委屈到了嘴边话就软多了：“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我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
“少帅是不是你们出卖的？”有人狂叫。
周恩来一下火了：“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十年的血债，仇恨难道不比你们深？”周恩来呼喘着，坐下，静一静：“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会主张释放蒋介石？希望大家理智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性命难保，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是有所畏惧的，不敢难为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将存在，发挥作用。”
周恩来的话起了作用，一些军人想告退。但另有几个不依不饶，非要周恩来对救少帅说出具体方案。
这期间，周恩来已给蒋介石写了两次信，敦促他实现诺言，可是蒋一字不回。
周恩来目光森严：“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这里，党中央没给我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来答复你们。”
发难者疑惑地看着周恩来，找不出更多的辩词，憋闷地怏怏走了。
狂躁却并未因此而中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２月２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力主和平解决“救张”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东北军内部矛盾顿时呈对抗性，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赶到王以哲家时，王已倒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人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亲属。随后，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
西安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孙铭九也发毛了。以前他都听应德田的，此时应德田也手足无措。苗剑秋跑来告诉孙铭九：“周先生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铭九一听更着急：“这怎么办？只有请周先生想辙了！”
“周先生已经来了，在副司令公馆。”苗剑秋说。
孙铭九和苗剑秋一头扑向张公馆，在楼上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圆眼怒睁，斥声道：“你们这是办的什么！”
如闪电灼于头顶，孙铭九扑通一声跪下，叩头请罪：“请周先生宽恕，我做错了！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谈判……”
周恩来赶紧招呼他起来，问：“谁的主意？”
“我和应德田，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
周恩来凝眉想着对策。
２月３日清晨，周恩来、杨虎城和南汉宸等商议，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告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军队，离开西安去苏区。
张学良得知此事，摇头慨叹：王军长死的冤枉。这三个人，苗是疯子，应像头牛不听话，孙像个小孩子，他们怎能办好事情！
蒋介石将愤恨泄进回忆录送蒋走的那天下午，蒋介石变得温和有礼，他寒暄着，请张学良留下。
“不。”少帅英雄气十足，“人家会说我犯上，但我是清白的。我要跟您同机回去，宁愿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我可以证明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国家着想。”
不到片刻工夫，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有历史意义的飞机回南京的是罗亚尔·伦纳德，他描绘了这批乘客的种种神态。少帅拉长了脸，不大自然；蒋介石形容憔悴，在飞机的单人起间室熟睡；蒋夫人望着窗外，嘴边露出幸福的微笑；端纳窃窃自喜；宋子文偶尔翻看一些报纸……
他们在洛阳降落，受到地方军政长官的欢迎。他们在这里过夜，次日飞赴南京。
当飞机朝机场下滑时，机场周围已经挤满人群。记者们蜂拥而上，追着这一行疲惫不堪的人们采访。到场的人形形色色，连事变后主张炸毁西安的何应钦也来了，他表情复杂地向蒋介石伸出表示庆贺的手，蒋介石也是一脸平和，把对他的忌恨掩饰得严严实实……
到机场迎驾的还有陈布雷。他随蒋介石回到官邸，蒋介石在沙发上躺了一会，立即布置陈布雷：“我这里有夫人速记的一张草稿，你拿去参考，另外你再和夫人谈一谈，整理一个我在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时间嘛，”蒋介石看了一下表，“还有三个小时，５点钟之前交给我行不行？”
陈布雷嘴唇嚅动了一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弓着背走了。两个小时之后，陈布雷又弓着背来了，唯一不同的是手里多了几页纸。蒋介石腰痛得起不来了，半躺在沙发上，让陈布雷读一遍。
“好，马上交给报社发表。”蒋介石在开头又加了几句关键词：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他把这份编造的“训词”递回陈布雷，闭目想了一下：“这件事不能由此结束。当年总理中山舰遇难，我千里驰救，后来留下我写的那篇蒙难实录，可惜此次布雷先生没有与我同往，不过你仍然可以代我补写一篇半月记。”
陈布雷握起拳头堵住嘴轻轻咳了一声。他十分清楚西安事变的全部经过及张、杨举措的动因，尤其佩服张学良送蒋回京的豁然大度，编造“训词”已属心中不愿，再杜撰什么半月记，实在于心不忍。可是他无论如何不会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只好答应下来。
“先生想在半月记中多写些什么？”陈布雷请示着。
蒋介石硬撑着坐起来，愤愤不平地说：“一定要把事情经过写清楚，要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犯上篡权；还要使世人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事变的。是我对张、杨晓以大义，他们终于悔过输诚……”
陈布雷心里一紧，再问：“关于中共方面先生有何……”
“一个字也不要提！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与中共无关，包括周恩来，一个字也不要提！”
陈布雷回到家里，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一直不开口，想了个大概，拿起毛笔，写了几行，便难以为继。他张开抽烟抽得发麻的嘴，盯着笔，突然抓起稿纸揉成一团。他一反常态，把狼毫插进笔筒里乱搅，一连戳断了两支笔头，最后掷笔长叹。
夫人来劝，妹妹来劝，全被他粗鲁地轰了出去。几天后，他气消了，重又坐回桌前，默默地为蒋介石代笔《西安半月记》。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他将这违心之举记在日记中：“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另一个心口难一的苦主是邵力子。
他和陈布雷都是浙江人，报业出身，都是小小的个子，戴副眼镜。
他这次可以说是同蒋介石同甘共苦的，可感受却大不一样。他回到南京，对朋友说起西安事变，总是说：“张、杨这次做事固然太冒险、太鲁莽，不能说没有错，但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不宜看作乱贼或土匪。”
一位他过去的秘书一听这话，惊讶不已，对旁人说：“老夫子呀，真是莫名其妙！他在西安受到这样的打击，回到南京还说张、杨的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