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满。１９３７年１月，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奉化溪口，蒋又召邵力子去陪伴张读书，要他教导张“读书明理”。外界对此做法，颇多猜测，认为是别有用意。邵的夫人傅学文认为是蒋要力子对西安事变补过，是一种变相处分。随后，他被正式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
不过邵力子这人还是豁达得很，他与少帅相处得十分融洽，少帅对他也是无话不谈。一天闲谈，张学良说起当时送蒋的动机：“我这次冒生命危险，送委员长回来，原想演一出从来没有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砸了……”
邵力子望着少帅似兴奋又似懊丧的神情，只觉得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
仲春时节，邵力子要回故乡绍兴一趟。动身前，他向张学良辞行。张学良虽被囚禁，性情仍很开朗：“听说绍兴不仅是文物之邦，而且是鱼米之乡，美味的土特产特多，可否给我带一两样来？”
邵力子办事又极认真，回到家乡，专门向他的一个旧生打听：“你说咱们家乡有什么既美味可口、东北人极少尝到，又携带便利的食品？”
旧生们受他治学严谨的影响，就这么件事还专门研讨了一番，认为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最好，张学良可能没吃过。尤其是绍兴香糕，清代曾为贡品，故有“进京香糕”之称。于是，邵力子就采购了绍兴香糕和桂花素蛋卷数斤，随身带往溪口。
不久，邵力子给绍兴的旧生们回信说，张学良一向吃以面粉制作的糕饼食品，一尝以米粉所做的绍兴香糕，就觉得别有风味，非常好吃，说以后如有便人，还想多带几斤呢！
过了这一时期，邵力子回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就和张学良分别了。
可是他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事仍与西安事变有关。
当陈布雷呕心沥血撰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时，宋美龄也在加紧撰写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蒋要宋先看他的《半月记》，矛盾之处按他的说法为准。宋美龄不依。经过西安事变洗礼的宋美龄，已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一位美国政治家称颂她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后的气质”。宋美龄不愿把自己仅仅当成蒋介石的陪衬，也不想把塑造自己的《回忆录》
变成蒋介石《半月记》的简单注脚。
蒋宋的矛盾推给了邵力子，蒋让这个宣传部长替他做工作。
两本回忆录已经合印在一起。邵力子不时翻过来翻过去，中央开政治会议他也拿着。坐在他旁边的陈公博问他看什么。
邵力子随手将那本草稿递给他：“你看看吧，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
陈公博花了半个小时一气读完，说：“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
“我也这么想。你说说看毛病在哪里？”
“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里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却在《回忆录》中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陈公博告诫邵力子，“你是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你的责任可逃不脱。”
邵力子想着对策：“你说得对。”
于是，这两篇回忆的合刊印刷好了，又停止发行。
宋美龄受不了这份窝囊气，找到蒋介石，半天不说话。时间一长，蒋介石坐不住了，又把邵力子叫来，指头朝外弹了弹：“发行发行！”
邵力子又望了望宋美龄。宋美龄明白他的意思：“你所说的矛盾之处责任在我们，你不用担心。”邵力子总算脱了干系。
“二二事件”以后，去广西了解桂系情况回到西安的解方，先向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汇报，而后由刘带解方去见周恩来。
解方的公开职务是五十一军的中校参谋，他还是第一次面见周恩来。他听说周恩来留着大胡子，但今天周恩来穿了一套黑色中山服，留着短发，胡须刮得很光。
解方坐下后，周恩来急切地问起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态度。
“他们对放蒋很失望，说是没戏可唱了，是纵虎归山，蒋介石是决不会饶恕张学良的。”解方将与李宗仁、白崇禧的交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李、白都说：
“（张学良）回不来了，老蒋决不会饶他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交道多年，上他的当太多了！这次张先生又上当了！他们希望东北军不要分裂，坚持下去。李、白还把他们得到的情报告诉解方，特别是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以后，催汪精卫快快回国的消息，他们说，光是何应钦干不起来，何应钦要拉上汪精卫一起干。当时汪精卫在德国得到何的电报，幸灾乐祸，立即决定回国。但是行至中途得知蒋被释放的消息，马上在新加坡给蒋介石打电报，假意祝蒋获释，同时说，他要去广州为胡汉民扫墓。其实这是故作姿态对蒋讨好，也是掩盖他对蒋被扣时幸灾乐祸与何应钦勾结的用心。
蒋接电后怕汪到了广州与两广联合起来反对他，急忙派张群、周佛海为特派代表去香港迎接汪精卫，说蒋急盼望汪速去南京共商大计，并将以大任相托。汪便未到广州直去上海，那知汪落到蒋的手心以后，就被冷落起来，等等。”
周恩来仔细听着解方的叙述，沉重地呼着气：“根据你讲的桂系和汪精卫的情况，放蒋总的来说是对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但蒋介石的反共本性不会改变，排除异己的伎俩不会收敛。”周恩来举起例子：比如张汉卿先生送蒋到洛阳以后还要陪蒋到南京去，蒋介石使用了激将法对张汉卿说：“你到南京去很危险，在我左右的人不会饶过你的。”故意劝张不要再送。愈是这样张先生愈是要送蒋到南京，哪知道蒋回到南京就把张先生软禁起来，以委员长蒋中正的名义下令朱培德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先生。以对上官胁迫违反国法纲纪罪名，判处十年徒刑。接着假作人情，用蒋中正个人名义呈请政府特赦，然后又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准予特赦，交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这是蒋介石亲自导演的丑戏。周恩来加重语气说：“在国际国内的舆论之下，蒋介石不敢公然杀害张先生，还会伪装成以德报怨的样子，以欺骗人民，实际上等于无期徒刑！现在只有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才有希望争取张将军恢复自由。”
解方按受任务，到南京去做于学忠的工作。于学忠告诉他，张副司令受军事法庭公审判罪被押解到奉化后，逐渐后悔了。２月间给东北军将领写信，开头两句是“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中间大意是“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最后两句是“西望云天，不胜依依”！于学忠又说：“我到奉化见张副司令时，因为有特务监视，副司令便在报纸边上写了几句话：只要东北军紧紧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于仰靠在椅子上，大为感叹：“可惜咱们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呀！”
解方记着周恩来的交代，乘此机会说：“蒋介石实在逼人太甚，分化了东北军，说的话不算数，还硬要把爱国的东北青年斩尽杀绝！百十师（即抗日先锋队）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张副司令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百十师是直接归你指挥的，如果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了，可怎么对得起副司令呢！”
于学忠一拍胸脯，大吼一声：“包在我身上了！如果蒋非要解散不可，那我也不干了！”
经过几番周折，这支抗日队伍总算保留下来了。
复仇之剑落在张、杨头上
没有多久，蒋介石的复仇之剑就落到杨虎城头上。
杨虎城在这之前，蒋先放出一些和平烟雾：杨部在陕的一些人员原封不动，并且让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除对抗情绪。杨虎城也渐渐平静：“现在和平解决了，在这一事变中，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可是振奋了千百万爱国人士，他们就会继续奋斗，实现抗日。”３月的春光里，他紧锁着的眉头舒展了，希望仿佛已在枝头绽出绿芽。
春风似乎也吹醒了蒋介石蜇伏的种种念头，吹走了折磨他的病痛。他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主动去看他。这个信息通过宋子文发出之后，并没引起杨的太大注意。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杨这才觉出这就是“命令”，才决意与蒋见面。
３月２９日，陕西省政府委员李志刚陪杨虎城乘飞机到杭州谒蒋。
蒋的公馆临近西湖，和暖的春风吹起湖上层层涟漪，柳絮似云团在街面上浮游。
杨虎城走进客厅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坐定后，杨先问候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蒋介石很快借题发挥，“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他易怒的本性又出现了，对着杨指桑骂槐地数落起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虎城面上不好有任何表示，一任蒋介石叨叨：“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
蒋介石越说声调越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明显是对杨的，连宋美龄听着都不入耳，一趟一趟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吃，并且不断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在蒋介石嘴边，和他打混，蒋的语调这才慢慢轻下来，可还是堵不住他的嘴，他咬了几口苹果，又拾起旧话题：“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杨虎城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孝侯只知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的环境，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他抚摸着椅把，情绪稳定下来，最后说：“张汉卿这些天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哪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
比方，唐孟潇（生智）也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
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直到最后，杨虎城才表示了极简单的几句话：
“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从公馆出来，杨虎城对李志刚说：“蒋说的话都是表示宽大，还不是想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他一贯对人没有诚意，别对他抱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
于学忠和李志刚想知道谈了些什么，坐近来问。杨虎城叹了口气，告诉说，蒋和他的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无益处，或者起反作用，还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得有不方便之处。杨还没有答话的时候，蒋就抢着说：
“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大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抬头望了望于学忠和李志刚，解开军服衣领，让冷风吹进胸脯。他的话略带讥讽：“我早就料到他会如此的。”
杨虎城被逼出洋，回国后被秘密关押在重庆息烽。杨十分苦闷烦躁。一天他去周围的杨家山散步，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杨大为惊愕：“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杨虎城触景生情，连连慨叹：“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
１９４９年８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回到重庆时，军统毛人凤请示如何处理杨虎城，问是否要解送台湾。蒋介石丝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叮嘱毛人凤，要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蒋介石十分清楚：“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
就这样，西安事变中的两位千古英雄，一个长期被蒋幽禁，直至蒋自己离世；另一个被监禁数年后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