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身居延安窑洞，却发出许多有关世界、后来被证实的预言。外国女作家眼中的朱德总司令更像一位老父亲刚从菜地耕作归来。而重庆的周公馆，已经为未来的新中国准备了一批最有才华的男女外交官。
毛泽东——窑洞里的预言家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末，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又回到了延安，与毛泽东等政治局领导一起开会。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正准备占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
中共中央严密注视着“卢沟桥事变”的发展，他们曾于事变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一个文告中提出：“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除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这是中共最基本的对外政策。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着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五项又规定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这是一架图-３型飞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辆小型救护车里直奔机场，该车是纽约的华人洗衣工公会捐赠的，现在用来接送贵宾。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夹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
王明已被选入享有权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回来时显得特别神气，准备随时接任中共的领导。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１９３１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他主持上海的特科工作。王明和康生都是１９３２年离开中国去莫斯科的，直到如今才回国。
在那天的洗尘宴上，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喜从天降。王明同志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周恩来一言未发，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一杯６０度的老白干一饮而尽。王明回来将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他试图代表莫斯科，要让中共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
在上海已经陷落，南京也岌岌可危的关头，苏联担心蒋介石会继续让步，与日本人做交易。蒋把亲日派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一直留在身边。莫斯科认为毛泽东拒绝将红军的实权交给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几天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王明侃侃而谈“怎样赢得战争”时，这一点已十分清楚了。他说，事事都要协调一致，应该有绝对的统一。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蒋介石应该是军事战略的实际领导人，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不能同意让他的红军去这么干的。周恩来也说：“我们不能这么干。这意味着又一次大屠杀。”但王明仍然坚持己见。几天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去了武汉，参加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王明不习惯延安住窑洞的日子，吃的是蔬菜和小米，一周才洗一次澡，生活毫无乐趣。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４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这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那个土窑洞成了他与外国朋友的会见厅。一天傍晚，于抗战爆发时来到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来到这里。他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时，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毛泽东从桌子后面挪出来欢迎他：“我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活动了，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你。”
他俩在桌子两边对坐下来，毛泽东轻声地喊窗外的警卫员去取来茶和花生。他们谈到深夜，内容涉及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还有，整个红军组织的成员们。
谈到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毛泽东爽快地回答：“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民党是有区别的。具体地说，大致有几点：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与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与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
毛泽东偶尔站起来，叼着香烟或烟斗，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谈着。转到欧洲局势时，卡尔逊说，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将参战。
“不，”毛泽东从嘴里抽出烟斗，强调说，“英国不会为捷克打仗。如果德国插入西南，英国就会参战，但它不准备为捷克而战。”
卡尔逊一愣。但次年１０月，在慕尼黑，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毛泽东在他的旧烟斗上装上长长的、多筋的黄烟叶，信心百倍地说，“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一品脱等于１／８加仑）。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他补充说，日本在中国的进攻没有主要方向：“这里攻一下，那里打一下。增援部队是一点一点的。他们最大的错误是部队对中国人民的态度。烧杀抢掠，激怒了全国人民，粘固了抵抗的意志。”
毛泽东眼睛里闪着亮光，遐想着结束了他的话：“有几种围困。日本人想围困我们；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和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
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
１９３７年年底，卡尔逊要去山西抗日敌后战场进行考察，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计划。于是他离开西安由潼关入晋。１２月中旬，他来到暂驻在洪洞县高功村的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当月２６日，他告别朱德，前往五台山地区考察。
战争还没有来到这一地区，人民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但是老百姓也担心，不知哪一天就会看到日本鬼子穿过这些山头堡垒，往房檐上纵上一把火，朝着逃散的人群开枪……正是冬闲，也没什么活计。他们储备起足以维持到春天的粮食。比较富裕的人家养猪养鸡，把它们放在汾河两岸的地里，也有人从河岸上捡柴火。
第六天，他们来到了有城墙的沁县，在城外停了下来，等候落在后面的驮运队。
碰巧，有人告诉他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正在南去和朱德开会，路经这里。
卡尔逊决定在这里待一夜，同川军名将刘伯承谈谈。
“在过去的十年间，我没有什么时间进行研究。”刘伯承说话带着挺浓的川味腔，还有许多生动的四川俗语，可惜都被翻译省略或简化了。他若有所思地对卡尔逊说：“我和你谈话之前，希望你和薄一波将军谈谈。他代表本省政府，我们正试图和山西的官员们建立诚挚的关系。他们是爱国者，但需要学会如何动员人民抗战，学会怎样打游击战。今天晚上我来看你。”
在薄一波的“新军”总部里，他问卡尔逊：“你能呆多久？明天我们要集合所有部队和１５英里内的群众组织，我希望你见见他们。”
卡尔逊同意多留一天。
那天晚上，刘伯承对卡尔逊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道：“这个省形势很复杂，有三种不同的政治组织。对应当如何抵抗侵略，各有一套主张。除八路军和省政府外，还有国民党的代表。我们努力和其他两方一起工作，不伤他们的感情。我们希望通过示范和说理，使他们相信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抵抗方法最适合于当前的情况。我们也会犯错误，但我们欢迎批评，我们取得了成效。”
刘伯承告诉他，最近日本人派了五个纵队想要毁灭一二九师，但一二九师一个连的伏击就重创敌人一个６００人的纵队，师的主力转移到敌人背后一翼，天亮时分向敌人发起进攻。
这次胜利，八路军缴获了４５匹马和大量枪支弹药，及几部电台。是老百姓提供了情报。
刘伯承擦了擦受伤后换了玻璃眼球的眼睛，说起游击队员换上妇女花衣服引诱敌兵的趣事。
卡尔逊问道：“在你们的领导人和该省官员之间是不是容易发生摩擦？”
“我们努力避免任何摩擦，”刘伯承回答，“阎锡山将军是省长，我们服从他的权威。我们得到他的允诺，在我们部队抗击敌人的那些县里，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保持秩序。我们要在那些县建立代议制政府，山西的官员和我们合作。在有些地区，有一个动员委员会，这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其中有各政治派别的代表。”
到了１９３８年的夏天，卡尔逊再次来到西北。他们过了滹沱河，继续前行，来到南宫县。这是一个水果之乡。卡尔逊和再次遇到的徐向前谈话的时候，警卫员端来了桃子、梨和苹果。八路军的副政委邓小平正在这里视察，他拿起一个梨，边吃边告诉卡尔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卡尔逊断定这里的领导人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自信。这些八路军坚信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政治以至外交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雨季开始了，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他们的行程，也使他们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一天下午，他们讨论起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邓小平掌握情况的广度使卡尔逊大为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卡尔逊也目瞪口呆。
“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邓小平说。
“你能肯定吗？”卡尔逊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
“是的，”邓小平目光如电地一闪，肯定地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卡尔逊颇感尴尬：“必是电讯搞错了。”
邓小平想再做解释，徐向前正好走了进来，将话题转到当地的形势上。末了，徐向前想知道卡尔逊打算如何回到汉口去。
“我想在山东了解一些情况，”卡尔逊答道，“然后希望能找到一条穿过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的路线。”
“如果你难以找到护送部队，就再回到这里来。”徐向前说，“我总能想办法让你通过的。”后来，卡尔逊果真用上了徐的许诺。
外国人眼中的红军之父
到了抗战的第二、第三年，延安的“居民”已经对来访的外国人不陌生了，连孩子们也敢走近他们，仔细瞧瞧他们的蓝眼珠，用指尖触一下他们毛茸茸的手背，然后开心地跑开去。
外国人在延安已经毫不拘束，谈笑风生，吃着冰凉的梨，悠闲地喝着茶。
然而，新的一年的来临——１９３８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极端困难的一年。各条战线都有消息传来，几天以前，天津落入敌手，杭州沦陷。日本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为期三四个月的攻势，拿下广州，拿下广汉铁路、拿下汉口和平汉铁路。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能收到汉口、上海和美国寄来的一些英文报纸、杂志，即使汉口来的报纸也要晚一个星期，而收音机只能收到些最重要的新闻标题。
热情的史沫特莱带上刚刚收到的《纽约》杂志、《今日中国》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和其他人介绍最新情况。跟往常一样，朱德拿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这里面记着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重大事件。当翻译把报纸和杂志上的重要内容讲出来，朱德就在一旁记着。对于国际声援中国的情况，他听得特别仔细，几乎一字不漏。他记下了去年１０月１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召开的声援中国的群众大会的种种细节，以及大会筹集资金，为中国购买药品、衣物，向中国赠送资金等方面的情况；纽约电台关于中国的广播以及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抵制日货的运动都可以从他的笔记中找到——这些材料以后会出现在八路军的出版物中或被引用来向军队和群众作报告。其中一些比较长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则译成中文，以便在部队教育中加以引用。
朱德还记下了有关日本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每一个重要片断。他把报上发表的日本天皇告诫其军方和人民，说对华战争将长期继续下去的讲话也给抄了下来。朱德还让外国记者们把《今日中国》所刊登的一篇关于日本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具体材料的长文章全文翻译出来，交给他。他对报纸的评论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要提出一些问题，可惜“史沫特莱同志”无法作答，因为她找不到原书。他详细地询问起刊登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系列论述中国苏维埃情况的文章，还问起《太平洋问题》季刊上的各种文章。他对日本人打沉长江里的美国、英国的炮舰后，美、英方面的反应特别感兴趣。史沫特莱谈到刊登在上海发行的一家英国报纸上的文章，文章劝告南京政府听墨索里尼的话，应与日本媾和。朱德听后，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充满了憎恶的表情。
任何有关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点滴消息都必须翻译成中文。美国国会议员的讲话，不论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朱德都要专心听一听。
新年除夕之夜，八路军总部里的朱德，就在与外国记者的娓娓交谈中度过。
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外貌使人难以将他与刚强的战地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他像每一个人的父亲，在一天长时间艰辛而又满足的劳动之后，怀着无拘无束的宽舒心情弯着身子归来，并且带着安详的微笑和成熟的朴实无华的智慧，闲谈起他漫长阅历中熟悉的那些事情……
与此相比，外国人把毛泽东描绘成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连一些日本人也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记忆力惊人，而个人习惯和外表却落拓不羁。
１９３９年９月，当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延安几华里外的黄土岗、毛泽东的“三居室”的窑洞里时，上述的印象更加强烈了。他们谈话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了：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欧战，苏联对欧洲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翻阅当天送来的报纸，讨论着报上的新闻。
毛泽东认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战。他认为在苏联未参战的情况下，在张伯伦把英国拖入战争之前，这场战争或许还是“进步的”，但是现在它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毛泽东对美国两党对待战争的态度迷惑不解。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坚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
斯诺直率地说明，大金融集团的“魔手”伸进了两党内部，而公众舆论能够导致共和党改变原来的立场。他引用了在废除美日通商条约时，舆论对共和党人产生的影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