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这是美国政策中的“矛盾”：“尽管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美国商人仍然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多。”
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陪着斯诺。在谈话间隙，斯诺注意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陈设已经有所改变：墙上抹了白灰，地下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毛泽东比以前胖了，头发剪得短了些，穿得还是普通士兵的制服。他说他依然酷爱戎马生涯，说他的肠胃在打长沙的战争中比别的时候，包括现在都要好……
斯诺问到中国的外交：“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强调，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一边反对法西斯主义，中国是属于民主国家的行列。那么有没有根据可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
毛泽东略带讥讽地说：“唯一的根据在于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华民国——人民的共和国。但是究其实际，显然是缺乏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原则存在几十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兑现。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词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
“由于战争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发生了任何变化？”
“是的，有一些变化。沿海一带和长江沿岸城市里最有钱的人已经成了汉奸和准汉奸。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卫。”
在这次访问中，给斯诺印象最深的还是毛泽东对战争的几点预见。那时，毛泽东预见日本不会参加欧战，而会试图强迫西方列强压迫中国接受决定。他认为，日本只有从英美那里挤出足够的让步，削弱它们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之后，才会进而夺取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最后是菲律宾。毛泽东说，英国人将试图“制止在中国的战争”。有一次他说，张伯伦认为有必要“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结盟”。他还预见到，一旦英国或者美国试图搞一个远东慕尼黑时，苏联可能会同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条件是日本不干涉苏联支援中国。
毛泽东的观点在重庆引起了轰动。他的观点和蒋介石的意见恰恰相反。蒋委员长已经发表谈话，宣称欧洲的战争不会影响英国对华政策，即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诺言。连有些共产党人也认为毛泽东走得太远了：他们希望张伯伦会把中国看作英国本身在远东的安全的堡垒，而给予具体的帮助。连斯诺当时也认为毛的估计错了。然而到１９４０年７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却向日本做了最后一次绥靖主义的姿态，它违反《九国公约》和英国在日内瓦作出的“不采取可能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的庄严诺言，封锁了中国仅剩的通过缅甸的对外贸易通路……
中共最初的“外交部”
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成功地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的同时，中共的外交活动也先后在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外事小组的武汉和重庆开展起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利用其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及时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了解英美的对华政策，收集有关国际形势的情报，使武汉和重庆先后成为战时中共国际活动的中心，吸引了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大批外国记者、作家、援华代表团及友好人士。
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是随国民党政府沿长江西迁武汉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珞珈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路修得很好。他们的住宅成了许多来访者光顾的地方。他们中有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如史迪威将军，作家约翰·根室、鲍勃·哈特、尤金·伯克哈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ＳＴ斯蒂尔，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尔丁夫妇……不知为什么，他们总爱重复同一个话题：“你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
而周恩来总是边笑边答：“是的，我们确实信仰革命，但战争结束后，我们需要西方国家的援助。”周恩来明白，也许是他举止文雅，言辞从不激烈的缘故。
周恩来的话使人感到共产党人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对外方针政策：“我们将鼓励外国在华投资。任何突出问题，例如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等都可以通过谈判及和平协议得到解决。”
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由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率领的一支医疗队到达武汉，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周恩来和博古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向他们表示欢迎。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交代“八办”钱之光处长，派人护送白求恩一行坐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
荷兰着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是应宋庆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纪录片的。他在津浦前线拍摄战地纪录片后到汉口。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当周恩来步入招待会大厅时，外国人十分吃惊他的风采，整个大厅变得异常活跃。伊文思告诉周恩来，他曾拍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电影。周恩来告诫他：“你在这里谈那件事的时候可得小心点。”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特地到旅馆去看他。这时的周恩来愈加显得精干，细心地问及了西班牙战争的事，军事方面的情况。伊文思要求去延安拍片，但国民党不让他去。周恩来同伊文思商量，在汉口拍一组中共代表团研究抗战形势的纪录片。伊文思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没带照明设备，只好把一间采光较好的房间布置成会议室，墙上挂上列宁、斯大林画像和八路军敌后作战地图。又把许多张锡纸贴在几块木板上做反光板。伊文思兴致勃勃地当导演，在办事处找了几个人当助手，爬到窗户外面把太阳光反射到房间里。然后，要颇具儒将气度的叶剑英穿上军装，缀上中将领章，站在地图前面。再要周恩来、王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凯丰、李克农等人入席当“演员”。伊文思一声开始，叶剑英就拿着棍子在地图上指指画画，“演员”们一齐看地图，一个个认真得如同小学生。
伊文思以后把这组“精彩”镜头编入了他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
中。他还把这架摄影机和三盒胶卷送给办事处转给延安，希望延安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周恩来动员了摄影家吴印咸到延安，把摄影机和胶卷也带到了延安。不久，周恩来又批准了电影演员袁牧之、陈波儿到延安，并从香港买来一架摄影机和一些胶卷，又吸收了徐肖冰等青年，建立了摄影队，拍摄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片。
５月２５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等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以及日、美、英、法、苏、荷等国际友人４００多人出席。周恩来、王明、学联代表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后讲了话。会后，周恩来安排部分学联代表去延安参观，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１２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
重庆是一处岩石岬角，突出在长江和它美丽的支流嘉陵江之间，夏天是火炉，冬天是雾都。难民们沿江两岸架起了无数的茅屋，使得这座山城破烂不堪。周恩来的办事处和住所设在曾家岩５０号，“八办”设在红岩嘴５２号，《新华日报》社设在虎头岩。
曾家岩５０号是一幢三层楼房，楼房第二层和楼房外的左右两侧都为军统特务所占用。楼房的所有窗户都面朝庭院。顶楼没有窗，叶剑英就住在那里。有一年闷热的盛夏，为了透气，他挪开了几片瓦，在屋顶开了个洞。后来一场倾盆大雨使水从洞口直灌室内，透过满是缝隙的地板，流进周恩来的卧室和办公室。那一天周恩来只好打着伞在屋里会客。
人们习惯叫这里周公馆。
在这风雨如磐的小屋，周恩来为将来的共和国外交部奠定了基础。他与城内的外交保持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外交官包括博学的美国大使高斯，美国使馆武官包瑞德，英国大使卡尔和英国使馆的其他官员。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未来的有才华的外交人才：王炳南、黄华、章汉夫、章文晋、陈家康、龚普生、乔冠华、龚澎等。
周恩来的“眼睛和嘴巴”
１９３８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王炳南是外交界经历特殊的人物。
他生在１９０８年元旦那天，陕西人氏。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１８岁，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了农民抗粮抗税斗争，并为地方政府所不容，在家乡待不下去了。
１９２９年，王炳南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出国留学，先赴日本而后转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在德国期间，王炳南公开的身份是政治系的大学生，但他真正倾心的是组织留法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学生建立抗日小组。他在柏林五年，广交朋友，连着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成了他的朋友。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生安娜利泽。
１９３５年，两人在伦敦结婚，安娜利泽改了名，即前面提到的，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的王安娜。
新婚燕尔的王氏夫妇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蜜月，便在第二年开春回到中国，党中共委派，以与杨虎城的特殊关系，做争取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工作。
杨虎城也急于找到一个合适人物，能迅速而机密地与中共取得联系，王炳南自然是最合适不过，又不请自到，所以，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还没来得及走进家人专为他俩布置的新房，就被火急火燎的杨虎城将军请去府上。于是，王炳南担当起不久发生的西安事变牵线人的角色。
王炳南疲于奔命，患了严重的喉炎，高烧不退。恰在这时，马海德医生和斯诺从美国来到西安，他们正在访问杨虎城，王炳南夫妇当起杨将军的翻译。王安娜即请马海德医士为王炳南诊治。从此，王炳南开始了与马海德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王炳南也以其人品和才能，大得杨虎城的欣赏，两人成了忘年了交。
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成立后，周恩来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同在武汉的４０多名外国记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地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泽东的论述等。
外事宣传小组的工作琐碎而具体，王炳南夫妇像是在滚雪球。
在武汉，他们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计划在全国组织三万个工业合作社。１９３８年８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等先后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印度医疗队去延安事宜。
外事宣传小组在武汉有了名气，很多外国驻华机构的人员和记者也乐于接受和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风气，而不留情面地抨击国民党的种种弊端。
风声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他把国民党掌管宣传的官员和陈布雷找来，将一堆外国记者写的有关红区的报道“哗”地摔在桌子上。他问陈布雷：“共产党的外事小组你听说过吗？”
陈布雷撩起布衫遮住腿，略加沉思：“听说一个叫达尼的人在负责。”
另一位报社主编补充道：“又叫王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