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武汉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参政而暖和多少。周恩来朝长方形的窗子外面眺望了一阵，若有所思地看着珍珠似的雨点在玻璃窗外面飘着。国民党的ＣＣ派、复兴社，正在外面大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冷风，今天——２月１０日，贺衷寒控制的《扫荡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还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这篇社论搅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周恩来取出一把伞，搭车去见蒋介石。这一阶段，虽然两党关系仍在原地踏步，但蒋介石还是做出了姿态：只要有事需要协商，周恩来可以随时约见他。
周恩来经过前室，登上二楼。
蒋介石已经在办公室里等他了。周恩来才跨进门，蒋介石放下正在打着的电话，抓住靠墙放的一把椅子的椅背，把它拉过来，请周恩来坐近点。周恩来巡视了一遍房屋，没有发现报纸，便指了一下窗外：“《扫荡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让人们相信中国只应有一个党的宣传，必然引起严重后果。”
“这并不足虑。”蒋介石置之一笑，“既然开放言论，对主义的信仰就不准备限制。
先总理不是说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嘛。”
“照此说来，别的党派都要取消喽？”
“没有那个意思。我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存在的意思，只是希望它们融成一体。”
恼人的沉默。
“既然两党都不能取消，”周恩来抓住对方的思路，尽量把谈话朝自己有利的方面拉，“只有从联合中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又是空忙一场。”
“可以研究。”蒋介石的视线越过了一动不动坐着的周恩来，凝视着别处，放慢了说话的节奏，“《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我本人的意见。”
坐在沙发上始终没有说话的陈立夫，弄清了蒋介石的意图，这才补上一句：
“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周恩来走后，蒋介石又与陈立夫商量：“共产党并没有退让的意思，看来这类文章是要少登，免得共党纠缠不清。”
陈立夫微微动了动肩膀。原来这是一场试探性的攻势。以后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报刊上这类宣传内容倒是少多了，尽管摩擦还在酝酿。
周恩来给延安中央报告：今日见蒋，对边区借口是国共两党县长并存制，有拖延意……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前晚见蒋，要他发枪。他答：连坏枪也发出了。宋美龄氏答：（来了）新枪可发。
郭沫若担任厅长，也不顺心。
一厅厅长贺衷寒总跟三厅作对，一会说三厅走私，一会又说三厅是中共的运输机关，没有抓到把柄，贺衷寒却升为政治部秘书长。去部里办事的郭沫若只好称贺衷寒的“职”了。自尊心极强、又曾是北伐军堂堂副主任的他，自然咽不下这口冤气，三天没上办公厅。
周恩来知道了，在第三天晚上请郭沫若和三厅的负责人到他寓所去吃饭。检讨过工作之后，周恩来说：“三厅的工作仍有意义。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而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郭沫若知道周恩来的话是针对他说的，但没有吭声。当谈到部内的人事变动时，郭沫若忍不住了，放下吃到一半的饭碗，说：“三厅的工作我自己的贡献很少，取下我这顶乌纱帽，三厅的同志们依然可以干下去。再要在贺衷寒下边受气，实在有点吃不消。”
周恩来已经就此说了不少话，此时有些不悦，把筷子往桌上一放，问了一句：
“那么怎么办呢？”
郭沫若一向敬重周恩来，认为他和蔼可亲。可现在透过镜片，看见的是一双快要着火的眼睛！他闷下头去，重新拿起碗。
周恩来没有发作，但口气还是很严厉：“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忍受！我们受的委屈，难道比这小吗？”不知郭沫若是否听出此话的弦外之音：周恩来到武汉后，与蒋介石打交道，本来就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而又要受制于国际派来的王明。王明狂妄，常常不听别人的劝告，连延安的毛泽东也不在他眼里。王明和毛泽东的意见常常不一致，是听王明的，还是听毛泽东的？周恩来经常处在烦恼与疑虑的气氛中，处在国共两个圈子里的人暗中互相竞争的气氛中，处在远方的莫斯科和延安的两种指示下……难呐。这也是他对亲近的人发火的缘由。发完了，他会主动道一声：“我也是迁怒于你啊，不要介意……”
郭沫若明白了周恩来的心思。在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说：“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
张国焘投入蒋介石怀抱
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多少进展，张国焘逃离延安的事又闹得满城风雨。
４月４日清明节，张国焘借去黄帝陵奠祭之际，一头钻进了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的小卧车，到了西安。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张国焘决定到武汉去见蒋介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接到张的警卫员张海的电话，立即赶到车站，在车内和张见了面。林伯渠问他此行经过中央批准了没有。张国焘说：“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通知延安好了。”林伯渠告诫他：“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批准自己行动呢？你有意见可以到办事处或者回延安去提。”张国焘不听，执意要去武汉，说要与蒋介石当面谈统一战线问题。林伯渠知道劝不住他，就叮嘱张海路上多加小心，回办事处就给中央报告。中央估计张国焘可能叛变，电告周恩来等在武汉找到张国焘，做最后挽留的努力。周恩来对张国焘的出走很吃惊，马上派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机要科长童小鹏、交际科长邱南章、周的副官吴志坚四人去火车站。周恩来交代他们：“找到张国焘，把他带到办事处来，如果他不肯来，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听候中央的指示。”
４月９日，他们四人来到大智门车站，火车上的旅客都走光了，还是不见张国焘的踪影。他们估计，张可能还留在车厢里，于是便留童小鹏守住出站口，李克农等三人进入车厢内寻找。果然，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只见他和警卫员被国民党两名武装特务左右“保护”着，张海的枪已被缴下。邱南章过去见过张国焘，上前说道：“张副主席，周副主席派李秘书长带我们来接你去办事处。”张国焘坐着不动：“我到武汉有事，有地方住，不用他请。”他本来是在等候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派人来接他，李克农一上车，他马上意识到很难脱身，提起箱子就走。李克农等在后面紧紧跟上，并让张海从特务手中要回武器。两名特务见他们几个都身着军装，军衔也不低，摸不清来头，不敢阻拦，只得让他们走出车站。
几个人在街上转悠了几圈，张国焘死活不肯去办事处。只好在去江汉关的一条街上找了几间僻静的房子住下，由邱南章和吴志坚陪住，李克农和张海回办事处汇报。几天后，又让张国焘搬到比较热闹的中山路的太平洋饭店去住，那里生活条件也好些。
为了说服张国焘，武汉的中共领导周恩来、王明、博古差不多天天找他谈话，有时个别谈，有时一起谈，一谈就是半夜，有一次几乎谈了一个通宵，可都无济于事。
张国焘一有机会就钻出去，与复兴社书记兼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厅长康泽会面。
康泽早就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通知，要他接待并联络张国焘。见面后，康问张离陕经过，张略述是假借祭黄帝陵离开（多年后，康泽供称，实际上是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高级参谋涂思宗将张国焘“拉出来”的）。康泽又问他离开的原因。张国焘含糊地说：“是为抗战军事的问题和毛泽东决裂了，这是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谈它。”表现出一副不愿深谈的样子。而后，康泽又与他谈到来武汉的居住和露不露面的问题。
张说他有住的地方，暂时不露面的好。张还说他的家眷也一同来了。康问他每月需要多少开支。张说：“２００元就可以了。”康泽当即同意每月送他２００元。
康泽和张国焘这次见面后，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召集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人的汇报会，出席的有：陈立夫、陈诚、朱家骅、张厉生、陈布雷、周佛海、张道藩和康泽等。汇报结束后，康泽向蒋介石报告：“张国焘已住到汉口，我已经和他见了面，是否可以约见他？”
在蒋介石尚未答复之际，张厉生抢先说：“我主张现在不要约见张国焘，免得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感。”
蒋介石同意，决定看看再说：“如果他还以共产党的身份见我，我倒不妨一见。”
１１日晚上，周恩来又来到太平洋饭店，找张国焘谈。张国焘捶着太阳穴，重复自己的观点：“合则留，不合则去，我跳出中共这个圈子，或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周恩来瞪着他：“你这是叛党行为！”
“那种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让我当边区副主席太不公道！”张国焘喃喃辩解。
“你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至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处理有什么不对？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为什么背着中央自由行动？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性？”
张国焘无言以对，看看手表，说明天再谈吧。第二天，张又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来就陪他出去转。他们上街的当口儿，警卫员按周恩来的吩咐，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日本租界大石洋行８９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回来后不见了行李，只好到办事处去住。晚上，张国焘来到楼上周恩来住处，又提出：“蒋介石既然是抗战之领袖，我应该去和他见一次面。”
周恩来不同意：“以你这样的身份去见他自然不妥，等一等吧。”
“不要等，我可视他的态度决定去留。”
“你要去，也要等我与他联系后，由我陪你去。”
蒋介石同意见张。一见面，十分热情，离座握手，上茶。
张国焘陪着笑脸：“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一听这话就来气，讽刺道：“你糊涂我不糊涂！共产党人成千上万，不是从哪个角落里跑出三个两个人的事！”
蒋介石仍然兴致勃勃：“于归则好，于归则喜。一个人对一个党派的领导者如在政策上不能一致，当然可以挂冠而去，拂袖而去，或飘然而去……你不是任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吗？我欢迎你再度与我合作。”
张国焘被周恩来几句话一刺，脸上也有些发烧，听不进蒋介石聒噪什么，自己的谈兴也索然无味，没坐几分钟就告辞出来。
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周恩来仍很不高兴，两人默默地乘船返回江汉关码头。上岸时，周恩来碰到个朋友，站在那里谈了几句，一回头，发现张国焘已不知去向。
周恩来只好让办事处的同志四处去找，直至深夜，才在武昌一家旅馆找到张国焘。
周恩来气极了，声音有些颤抖：“国焘同志！你这是搞什么！你不能这样三番五次地搞嘛！”
张国焘似乎精神上出了毛病，莫名其妙地讲述了一大堆趣闻轶事，把悲哀和狂放搅在一起，也不知他是遗憾，还是抱怨，还是装傻，连连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的。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吧。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你们让我走吧。”
周恩来和王明、博古商量后，向他提出三点解决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是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摇着胖胖的身躯，开始考虑：“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三条中选择。”
“那你就考虑两天吧。”
张国焘并不好好考虑，于谈话的当夜，即４月１７日夜间突然逃到太平洋饭店，在国民党特务多人的保护下坐车而去，逃到了胡宗南的司令部。当时在场的只有邱南章一个人，而国民党特务人多势众，拦也拦不住。张逃后在房间里留下一张纸条，上写：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当邱南章满头大汗赶回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反而不惊了：“我想他大概就走这条路。”
周恩来把“建议”带给李宗仁日军的炮火继续猛烈地朝着中国大地倾泻，到了３月份，铁蹄已经踏上津浦铁路，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白是国民党战将中的主战派。军委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同周恩来常常见面。出发前，他特地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他的寓所，请教作战方针。
周恩来呷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回茶碟，很随便地谈起来：“请教不敢当，你是军事家嘛。但我有一个建议，仅供你参考。”他的建议是：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目不转睛地听着。周恩来戛然而止。白崇禧催促道：“接着说，接着说！”
周恩来手一摊：“没有啦！”
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咧嘴摇头赞叹道：“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向李长官转告，至于新四军方面……”
“这你放心，我会亲自关照的。打日本嘛，责无旁贷。”
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