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此与事实完全不符。新四军首先进攻邻近之友军……
潘大使：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
蒋介石：新四军之违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贵大使如欲知其详，余当派贺主任详加说明。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季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军一再宽容，冀其终能觉悟……
潘大使：请问委员长今后如何把握大局？
蒋介石：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
潘大使：请问今后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将如何处置？
蒋介石：新四军已经解散，再无新四军问题可言。余已为贵大使言明，此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总之，更无损及抗战力量之顾虑，此乃余所能自信者也。
蒋介石还是将屎盆子扣在了新四军头上。
但苏联对事件的反应仍很强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及外贸部长米高扬拒绝出席１月１７日晚由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举行的招待晚宴。这是他到任后的第一次宴会，本来苏外长已答应出席，但到下午４点忽来电话说有重要公务，改期再来。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没有的事，对邵力子来说也是晴天霹雳。他立即驱车去苏联外交部，按重庆来电解释皖南事变。邵力子富有正义感，对此事也觉难以自圆其说，勉强措辞，刚一说完，苏外交次长洛佐夫斯基就不客气地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件高兴不高兴？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的事。”
邵力子左右不是，又按重庆的电报意思说了几句：“对于新四军的处置，不得不严明赏罚，以利抗战，对于其他政治及党派，绝无关系，请勿系念。”
苏方为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向来不对中国大使提及有关中共及其军队的事情，但这次却不顾及，洛佐夫斯基对重庆政府的做法一再追问：“如果真的不扩大与妥善处理，就能不影响抗战的把握吗？”
邵力子不好回答。这时重庆外交部、侍从室给他的电报很多，为的是真反共而又伪亲苏，想继续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邵力子聊以自慰的是，事变后苏联并未提出减少援助的话。
苏联对中国的事情渐渐谨慎起来，是有点自顾不暇。它获悉德军将于６月进攻苏联的情报，其中包括中方提供的情报后，乃于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这个声明显然是有害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参加日苏中立谈判的日方代表是松冈洋右。他自诩这是他“力学外交的杰作”：当他从柏林到莫斯科时，先在有名的强手斯大林心目中造成一个谜：他特意去列宁格勒游玩，以消磨时间，而他早就决定了回东京的火车时间。当他一回到莫斯科，便在极短的时间内达成了协议。他认为他这种疾风迅雷般的“物理学”手法，而且没有超越限度，取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政府立即于第二天发表声明：苏日的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外交部也致电邵力子，切实摸清苏方对华态度。莫洛托夫说：“此次苏日订约基于苏联保持和平，并不涉及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无变更。”邵力子从英美驻苏大使处得知“日苏此次未另有密件”，所谓日苏间另有两项密约的传闻不确。
同时，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亦于４月１９日向蒋介石说明，日苏条约与中国无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始终一贯，并不改变。蒋介石担心的还是怕失去苏联的援助，所以不想造成反苏的印象，连报上也不许刊登反苏言论。他自己则对部下解释说：“条约嘛，对苏有利，亦可谓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对日本嘛，则有害无利……”他怀中揣的另一本账是，德国不久将进攻苏联，日苏德关系不久亦将有所变化，他决定维持对苏关系，对苏日中立条约也不予理睬。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蒋介石亦喜亦忧的事发生了：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蒋介石喜的是德苏交恶，祸水引向了欧洲；忧的是，万一苏联不支，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与中国又甚为危险……
“霸王次长”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比皖南事变时稍见缓和。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英、美、苏进一步合作，国共关系出现了好转的趋势，周恩来与国民党将领的交往依然频繁。但国共谈判没有新的进展，双方关系相当冷淡。
１９４１年５月７日开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突然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进攻重点是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日方出动的兵力有六个师团、三个旅团和伪军张岚峰等部，共十余万人。中条山脉地处山西南部，绵延３００多里，有许多利用山石挖成的防御工事，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敌后的最重要的据点。但日军发动这次攻势时，负责中条山军事工作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被蒋介石召至四川，远离前线。一开始，何应钦亲赴洛阳指挥。尽管不少将士拼死奋战，但由于国民党忙于内部摩擦，军队士气低落，何应钦又指挥失当，改变原有部署，调走部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炮兵团，在中条山实行单线防御，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战役中遭受严重失利，丧失七万多人。国内舆论大哗，纷纷指责党军无能。
何应钦躲在营中，气急败坏地摆弄那个金烟斗。
他的次长刘斐，即前文所说的刘为章也是坐立不安。蒋介石叫他去向周恩来交涉，就说中条山之役失利完全是八路军没有配合作战。
刘斐是桂系的智囊人物，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人说他的发迹起于与名医邹亦经之女邹碧坤的结合，日后他进入军界，完全是仰仗其岳父同桂系的特殊关系。当年白崇禧带兵入湘作战，士兵多不适水土，染病在身，连白本人也病倒榻上。邹亦经被请到军中行医，手到病除，患者尽数痊愈，桂系官兵感谢不已。邹由此结识白崇禧，并将女婿刘斐引荐白崇禧，从此，刘斐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也同桂系结下了难解之缘。
刘斐为人正直，在重庆经常与一些共产党人接触，也保护过千家驹、李四光、胡愈之等进步人士去桂林从事文化活动。但他又比较固执，在讨论和制定作战计划时，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连当时的军令部长陈诚也得让他三分，甚至当他的意见与蒋介石相左时，他也敢于“冒犯”，一时被国民党军队称之为“霸王次长”。
当他这次面对周恩来坐下时，竟也“冒犯”起来。
刘斐指责道：“你们八路军在西北集结重兵，而面对日军向中条山的进攻不予打击，不配合友军行动，是何道理？”
周恩来当然不会沉默：“我军在华北及各地配合友军打击敌人，从未停止过。
所获战绩，妇孺皆知，并为国际人士所称颂，怎么叫不打击敌人？至于与日妥协，移兵西北，打通国际等等，纯属捏造。”
周恩来越说越气：“反之，半年来，尤其是近四个月来，反共成为高潮，辱我党为奸党，我军为匪军，到处打人，骂人，杀人，在西北更是彰明较着，这你不是很清楚吗？”
刘斐无言以对，只好回去如实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想了想，吩咐刘斐：“你通知周恩来，明日我亲自与他谈话。”
但蒋介石真与周恩来坐在一起时，已经没了昨日与刘斐谈话时的冲动，只是说：
“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军饷弹药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
周恩来没说什么。
蒋介石又催问：“这个事情你是否报告延安了？你快些请示延安，请毛泽东答复配合中条山作战问题。”
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作战计划，这个事情我请委员长通知卫立煌和阎锡山，让他们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系。”
然而事情并不像蒋介石说的那样轻松。
５月１２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宣称：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拒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周恩来在第二天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许的谎言，以后又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更正。１８日，他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国民党还是不肯罢休。于２１日在一向标榜中立的《大公报》，发表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谣言。先说：“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再说：“我们相信统帅部必然已有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参加战斗。”并且以貌似公正的口吻写道：“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在其向所服膺的团结抗战精神之下，十八集团军更应该立即赴援中条山。”由于《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大的影响，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当晚就写信给该报的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信中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巧妙地暴露了国民党没有给它任何补给，并讥讽国民党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抱怨”。信中写道：“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更不会以此抱怨别人……”
《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华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周恩来在信中指明：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敌寇所以难以渡过黄河，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握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他给《大公报》提出了一个它难以拒绝的要求：希望“贵报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大公报》无奈，只好在两日后全文刊出周恩来的信。这封信在蒋管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也看了信，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致电周恩来：“你那封信写得很好。”
周恩来还给蒋介石写了信，质问他为何出此谣言，居心何在。蒋介石没有回信，却派来了刘斐。刘斐已不像前次那样无理，口气缓和地说：“不要误会，委员长没有别的用意，他只是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战报。”
“战报多得是嘛。”周恩来说着起身打开保险柜，从中拿出八份战报，交到刘斐手中，“这八份战报你可先带给委员长，我希望中央社将其发表，以正视听。”
刘斐连连称诺。
刘斐走后，周恩来想到事情的另一面，连电延安，建议由朱德出面致电国民党当局，向他们提出质问。周恩来还替朱德想好了词，届时写上：“前方浴血抗战，后方血口喷人，势难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另外他对华北战事也提出建议，最好抓住一两个要害地段或要害地点，狠狠地打一仗，切断它几天，将这个声势影响国内外；八路军要立送战报。周恩来提醒毛泽东：从近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发的社论看，国民党怕我们另立一个中心。我们可以不忙答复，只是从正面做文章反驳。毛泽东同意。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并没停止。
周恩来又找刘斐谈过多次，对方表示看委员长怎么说。
罗斯福特使居里访华重庆。八路军的“外交官”们对局势忧心忡忡。有时他们议论起来，总觉得政府西迁以来，国民党的各个领导集团都没有实行武力抗战的决心，却为复活各自的派系独裁而费尽心思。日军占领武汉后，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也随之缩小了。在相对稳定的战线上，战事显得比较平静。
除了汪精卫集团，没有人敢接受日军的和平方案，公开主张投降，即使在重庆遭到猛烈的轰炸之后，也没有人敢这样做。可是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也落了空，政府并没有实行它所承诺的进步改革，也无意动员所有的政治、经济力量和人力进行抗战。
重庆的外国人多了起来，特别是美国人。住在重庆的外国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很久以前住在这里的，他们是商人、传教士和总领事馆的官员；另一部分是因战事随政府和大使馆一起疏散来的。对中共同情的外国人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美国太平洋学会的成员。
在这个学会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身为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而多次到过重庆的居里，以及由美国务院派来中国供职的外交官范宣德和谢伟思等人，又由美国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是该会的一个成员。中国的冀朝鼎、日本的尾崎秀实、西园寺公一等人，也都参加了该会。
皖南事变前，罗斯福派遣居里来华访问，带来了总统转蒋介石的一封信，其中写道：“在万里外的我们看来，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处。我们希望双方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居里表示，他要与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苏联大使潘友新会面。蒋介石满脸不高兴：“你不要被中共分子的花言巧语所骗，你要知道，各国共产党不是为自己所属的国家的利益工作，而是为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反对中国对英、美两国的密切合作，特别是他们不愿见中国与英、美两国立于同一战线上。这两点请你转达罗斯福总统。”
２月１３日，为了阻止居里与周恩来的会见，蒋介石命陈布雷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令众人想一个周全之策。有人提出软禁周恩来，使会见泡汤。
主和派将领张治中急了：“这怎么行？软禁得了一日，软禁得了一世？再说，国共合作时代，软禁周恩来岂不意味着国共全面破裂？”
此话一出，会场顿时炸了窝。有的高声说话，有的默默地坐在那里长吁短叹。
抽烟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喝茶的一口接一口地喝茶。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好像天花板都要塌下来。群议纷纷，莫衷一是。最后，陈布雷只好采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的建议，先派一得力人员在居里、周恩来见面之前，先给居里一谈，大灌米汤，希望收到先入为主的功效。陈布雷据此上报蒋介石。
居里并不为蒋介石所动，在２月１４日与周恩来会见。周恩来欢迎他的到来，并为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郑重地说：“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难进。”
居里诚恳地点点头：“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居里又去找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蒋介石不满地摇摇头，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