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龟缩到中国大西南地区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南方游击队却日益发展。美国人看到将来反攻时，要在中国沿海登陆，必须要有策应才能减少损失。这个策应的力量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离沿海地区太远了；只能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的民众。
军事观察团以“迪克西”为代号，准备３月启程，但又遭到委员长的阻挠。
“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罗斯福于４月重申了美方的要求，但仍未成功。这时，这个问题移交到了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手中。
问题越重要，就越不让最了解这一问题的人来处理，这已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特点。按罗斯福的想法，最好能自己亲自跑一趟，可他那站不起的脚望尘莫及。于是就找一个替身，而这样的替身，除了副总统还有谁能够更合适呢？
当中缅印地区司令部得知华莱士的访华消息后，他们要求授权华莱士“咬死”，要蒋允许军事观察团去共产党地区访问。结果，这成了华莱士访华八天的唯一成就。
而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撤换史迪威。
华莱士和蒋介石进行了四次长谈。蒋介石一再反对把中共说成是“农民民主党”。蒋说，他们无疑想要在中国掌权，实际上，他们“比俄国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当华莱士提出允许军事观察团去延安时，蒋先是表示拒绝，然后第二天又出人意料地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也许是希望以此换得罗斯福的相应让步。蒋介石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摆脱史迪威和高斯——这两个毫不留情地控制着来自美国的物资供应渠道的人。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败。这次他没有直接提出撤换史迪威，而是要求总统派一名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过国务院或陆军部与白宫直接联系，达到最后撤换史迪威的目的。这次由重新得宠的宋子文担任翻译，宋以其流利的英语，动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坏处”，以致这位对蒋介石谈不上什么同情的副总统后来也承认：“他被处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声深深地打动了！”
在他们的劝说下，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第二次会谈，谢伟思也参加了，因为给华莱士介绍情况的文件是他起草的，他怕蒋介石反悔，鼓动华莱士趁热打铁，要求蒋介石重申他同意这样做，这样连续两次让蒋说出同样的话，总不至于再反悔吧。谢伟思见蒋介石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而蒋夫人神色却不大对头……
６月２８日，华莱士从昆明打电报给罗斯福，主张国共双方建立统一战线。这位还算清醒的副总统在随后给总统的汇报中说：“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蒋介石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与此同时，各领事馆听说派驻延安的使团即将组成，大家都想到那里去。西安领事馆的赖斯向高斯提出要求。高斯说不行，还有别的人能同共产党谈得来，他应当继续在国民党那边搜集情报。赖斯退休后说：“这就是我当时做的事情。我就因此而侥幸没有受到清洗。”
１９４４年７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了解解放军的实况。图为毛泽东（前排右一）、朱德（前排左四）等与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二为谢觉哉，三为彭德怀，五为克罗姆，六为谢伟思，七为包瑞德，八为卡斯伯格，九为惠特尔西。
中共代表首次出现在“联合国”
三大巨头正在苏联的疗养城市雅尔塔开会，共商早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并讨论包括战后中国及整个东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上领取了“大国证明书”的蒋介石事先既没有被邀请，会后也没有及时得到“协议”的通知。
中国被蒙在鼓里。有关“雅尔塔密约”的情报，最早传到蒋介石耳朵里的，是驻英、苏两国大使顾维钧和傅秉常。４月３日，苏联将其驻华大使潘友新更换为彼得罗夫。６月１２日，彼得罗夫到蒋介石的官邸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目光忧郁地请彼得罗夫落座，那目光很像重庆冬日阴沉的余晖。彼得罗夫说：“苏联对于开始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已经有所准备。关于中苏合作问题，欢迎中国方面提出任何具体性的建议。不过，在讨论之前，还有几项必须提出来的先决条件。”彼得罗夫拿出一份写好的文件读起来，这五项条件大致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内容。
蒋介石脸色平静，当初听到雅尔塔密约时的震惊早已消失，他的思绪复杂，也许连上帝和他自己都解释不清。他问道：“这几个条件，可以记录下来吗？”
“当然可以。”彼得罗夫摆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态。
“关于各项条件，待研讨之后再行会谈。”蒋介石说，“在这里，有一些话要提出来谈谈。就是在以前曾经谈到过的，我们中国人民对于‘租借地’的名称认为是国家的耻辱，不好再使用。如果再使用的话，有失条约的原意。即使不使用‘租借地’的名义，但军港还是可以共同使用，像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因而和苏联合作，对于两国来说，同样是有益的。”
彼得罗夫却强调：“但是这一次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等于是苏联对日本宣战。”
蒋介石语言急促：“本人当然欢迎苏联对日作战和希望两国合作，如果为了‘租借地’这个名义上使不使用的问题，而丧失了两国人民的感情，那不是苏联的意愿吧。”
彼得罗夫解释：“‘租借地’和‘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租借地则没有这些特权。”
蒋介石摇了摇头：“还是不希望用，而且这问题不仅在苏联一国。”
“问题当然不在于‘租借’一个名词，苏联租借旅顺自应规定租借期间，而且领土与主权完全属于中国，对中国并无损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苏联是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国家，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
蒋介石已显疲惫，无心争论：“苏联要在太平洋寻求安定，中国也是如此。”
彼得罗夫搬出“三巨头”：“所提出的几项先决条件，丘吉尔首相和已故的罗斯福总统都晓得的。”
蒋介石探询：“是不是在雅尔塔谈过的？”
彼得罗夫并不否认：“是在雅尔塔谈过的。从这件事的过程来说，苏联不可能利用旅顺来和中国敌对，问题并不是‘租借’，而是在共同使用武力对现在的侵略国家（日本）或将来有侵略可能的国家作战。”
蒋介石彻底退让了：“中国并不反对这个意见，但是反对可能会使中国堕入不平等国家的条约。”侍卫进来耳语，蒋介石离座，上楼去接急电，稍事即回，继续与彼氏交谈。
三天后的６月１５日。这一次是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送来了杜鲁门总统的极机密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附有雅尔塔密约的全文。
赫尔利身材瘦高，讲究仪表，下唇的两撇白胡子十分引人注目。他对蒋介石来说是有功之臣：当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在调解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时，成功地让罗斯福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不仅将史迪威调回国，赫尔利自己还将高斯大使取而代之，去除了蒋介石一块心病。而这次，赫尔利没有给他带回福音。
赫尔利当过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海外服役，在担当调解人方面是个老手，又是个善辩之士。他看着蒋介石像个暴怒的狮子在客厅里来回踱着，直到他累了，坐回沙发拍打着额头。赫尔利坐近，捋了一下白胡须，劝道：“凡事有利有弊。斯大林亲口答应过罗斯福，支持蒋将军的政府为唯一政府，并且答应与你签订一份正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一来，你最担心而又无奈的中共，不是孤立了吗？你的世界将一片光明，你的强国领袖地位也不容置疑……”
蒋介石蓦地回过脸，好像不认识似的打量着赫尔利。他挤出一丝笑容，喃喃道：
“你到过延安，对共产党了解，对我也了解，还是你想得周到……”
蒋介石聊以自慰的是，大国地位还是有了表现的机会。不久，四大国要在旧金山召开会议，讨论有关筹备联合国的问题，中国终于争得了一席之地。蒋介石拟叫宋子文作为代表团名誉团长，实际责任则由驻英大使顾维钧牵头。于是，顾维钧在３月应召回国，并立即赶往委员长官邸。
蒋介石还是满脑子的“雅尔塔”，坐下刚问候了两句，就又问起外国人对此的反应。顾维钧秉实相告：“我知道的仅是从伦敦的英国人，或者是伦敦的美国代表那里听来的一鳞半爪。”
蒋介石用指头拱着下巴，兴趣盎然：“你说说看。”
“这些人，特别是美国人，似乎毫不关心。艾登则吞吞吐吐，不愿透露详情。”
蒋介石索然无味，并没有听到他希望听到的，其实，他本身也很朦胧：究竟想听什么？
顾维钧关心的是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他建议蒋介石，这个代表团应有广泛性，应包括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全世界昭示，我们的代表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
蒋介石摇摇头：“中国除国民党以外，就是共产党，还有什么其他党派？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我看，这个代表团不要太大，有三五个人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