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接上一句：“当然，我们不必学美国那样拥有八名代表。不过除了无党派外，还应有一名妇女代表；最好再有一名农民代表，一名工人代表……”
“选派一名妇女代表和一名无党派代表做顾问就可以了。”蒋介石有些不耐烦，他的脑子还在“雅尔塔”里转，“世界上再没有比苏联更了解中国的了。中国人民既不能容忍共产主义，也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苏联企图把中国分成两个国家，它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是要反对的。并且，即使是苏俄也不愿与全中国人民为敌。”
顾维钧从蒋介石官邸出来，又找宋子文商量。宋说：“我宁可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即你、我和王宠惠。”
“还是要个女性代表吧？你看罗斯福夫人在政治舞台上就非常活跃。”
“中国哪有适合人选？”
“吴贻芳就可以。”其实顾维钧已经有好几个名字在脑子里转：首先是孙夫人宋庆龄，也是政治活动家，在海外颇得人望，但对宋子文提她怕不合适；另一位是大使魏道明的夫人郑毓秀，据传，她在１９０９年曾把一颗炸弹从天津带到北京去行刺清政府的摄政王，是一位很活跃的革命者。但顾维钧提议的却是吴贻芳。吴女士当时是国民参政会中十几个女参政员之一，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宋子文同意，并说：“如需要派一个较大的代表团，一定要有个核心委员会来决定政策。”他私下告诉顾维钧，他可能在旧金山会议之前赴美，为的是研究财政及货币问题。事毕后将先返回重庆，稍后再赴旧金山。
顾维钧还是想找个其他党派的代表。宣传部长王世杰是蒋介石信赖的外交事务顾问。他对顾维钧说，对国外批评我们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执，最好的答复是告诉他们，共产党问题不是至为重要。他和委员长一样，反对在代表团中包括共产党人。
最好还是成立一个联合代表团，其中包括某些所谓无党派人士。
使顾惊讶的是，他的想法却得到宋庆龄的赞同。孙夫人邀他茶叙。她悄悄告诉他：共产党人希望在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
顾维钧诧异地瞪大眼睛：“既然如此，那共产党可以参加到政府里来，为什么他们还要保留一支军队？”
宋庆龄抿嘴一笑，放下茶杯：“共产党感到，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他们的脑袋，你明白吗？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没有军队，就得唯国民党之命是从。不说了，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你可以去问孙科。”孙科不久前发表过一个折中方案。
顾维钧在一次会上遇到孙科时，宋子文告诉他，代表团的名单决定由八人组成：
除宋、顾外，还有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霖和吴贻芳。顾维钧大失所望。这个代表团只是代表执政党——国民党，即使把胡适、施肇基和顾维钧三人看做党外人士，也只有胡霖和吴贻芳两个无党派人士。政府中人不想让代表团中出现一个共产党人。
就在顾维钧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宋子文却自己找上门来。他向顾出示一份电报抄件。这是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该电大意是，总统收到赫尔利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曾向他建议，要求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罗斯福的电报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论点；但总统又认为中国代表团若能容纳中共以及其他政党的代表，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利的情况。事实上，他相信这样做还会有助于委员长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愿望。罗斯福还提到，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其他国家的代表亦复如此。
宋子文发起牢骚：“官样文章！我甚至怀疑罗斯福对这份电报是否真正重视！”
顾维钧轻声轻语相告：“我看他还是重视的，我记得这个问题是他第二提出了。”
“你明天把电报交给委员长，再说吧。”宋子文登上自己的车走了。
当顾维钧把电报交给蒋介石时，蒋还是那样反对，但口气已和缓多了。其他党政领袖如吴铁城、张群等则借口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
“董必武可以。”顾维钧脱口而出，“我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同董先生曾有一面之缘。”顾维钧据理力争，说他也和董先生谈过，虽觉他与众人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可通晓国际事务的本事令人惊异，说起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还谈起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５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俄国人的问题，彼此的观点十分接近……
蒋介石不顾众人，独自又把电报看了一遍，缓缓地吐了两个字：
“好吧。”
最后，董必武终于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而且他在旧金山与顾维钧配合得很好。多年之后，顾维钧还感叹：另一个成功的原因是，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新中国一建立就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当就当了２２年，直至去世）。他也是共产党中的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顾维钧后来知道，章汉夫是周恩来推荐给董必武的一员外交干才，另一位秘书是才华横溢尤为费正清欣赏的陈家康。当时在周恩来身边聚拢了许多这样的才子才女，仅结成夫妻双双的就有乔冠华和龚澎；章汉夫和龚普生（龚澎之姐）；章文晋和张颖……以后闻名于新中国外交部的“二章一乔”，从那时便小有名气……
蒋介石反而如坐针毡
美军观察组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蒋介石的敌视和美国政府内坚持反共立场的人物的反对，而且罗斯福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表明他会单方面支持共产党人。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反共的共和党人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当美蒋成立了四个方面军及预备方面军时，史迪威要求将军以上、至少集团军以上的中国将领一律撤换，改由美国军官担任。蒋不同意。史对蒋威吓说：“如不撤换，中国军队就不能对日反攻。美械以后也不再装备蒋军，而装备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一怒之下，再次致电罗斯福，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
大约是１０月中旬一天，赫尔利被蒋介石请到重庆南岸的黄山别墅，说是共度周末。赫到时，蒋介石正在山顶他的住所里睡午觉。赫尔利就在杜建时的陪同下，走进山坡上一栋名叫老草房的客厅里休息。过了一会儿，史迪威在国民党中将参军朱世明伴随下，也走进老草房，彼此寒暄几句，史迪威就拉着赫尔利走到里面一间房里去。杜建时和朱世明仍然坐在外面客厅里，隐约听到赫尔利说“不行不行”。杜建时问朱世明：“史迪威也是应邀来别墅度周末吗？”朱世明回答：“不是。史迪威要求见蒋介石，蒋召他来的，大概谈完话就走。”
４点钟时，有人来请史迪威、赫尔利上山顶。当他们走进山顶客厅时，蒋介石已在客厅里。史迪威沉着脸向蒋介石说了几句很不自然的客气话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他说这是罗斯福总统给委员长的一封信，随后将信递给朱世明。朱刚刚把信抽出来，蒋介石一眼扫见信的下面有中文译文，他好像已经知道信的内容似的，勃然色变，一把从朱世明手里把信抢过去，仅仅看了两三眼，就把信放在桌上，仰着头一言不发。
房间里像坟墓一样沉寂。双方都不说话。
后来还是史迪威先开口对朱世明说：“你问问委员长有什么指示没有？”
朱世明译给蒋介石听，蒋介石仰着脸看着天花板，不作回答。客厅里的气氛紧张到极点。又挨过几分钟，史迪威对朱世明说：“我办公厅桌上堆着很高的公文等待我批阅，委员长如没有什么指示，我就回去了。”
朱世明又翻给蒋介石听，蒋介石仍然不理。
这时赫尔利插嘴说：“事情需要考虑，我们告辞吧。”
杜建时刚把这句话翻给蒋介石，蒋介石就站起来向赫尔利望望，勉强对赫微笑一下说：“好吧，我们回头再见。”在史迪威和蒋介石全部谈话时间内，蒋介石没有看过史一眼。回到老草房的客厅后，史迪威和朱世明就走了。临行时，史的面色自然很难看。
老草房的客厅里，只剩赫尔利和杜建时。按照常规，他两人要到山顶上和蒋介石一同进晚餐。那天却不同了。６点钟的时候，蒋纬国来到了老草房，对杜建时说：
“我父亲今天不舒服，赫尔利先生不要上山吃饭了，就在老草房用餐吧！”
饭来了，赫尔利带着沉重的心情坐在饭桌旁，叼着香烟，摆弄他的刀叉，很久不想吃饭。杜建时和他开玩笑：“吃饭吧！吃饱了，有精神，问题就容易想通了。”
赫尔利说：“我们做了一件不应当做的事，把事情搞复杂了……麻烦……麻烦。”接着又说，“史迪威硬得很，本来问题就不容易解决，问题再加上问题，就更不容易解决了。华盛顿把蒋介石看得太简单，把解决中国的问题看得太容易，才做出这样的错事。”
第二天，杜建时才知道，史迪威带来的信的内容：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来统帅中国部队对日作战。当天晚上，赫尔利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过了几天，史迪威的上校秘书刘耀汉告诉杜建时，他要随史去美国。杜故意问刘：“史为什么回美国？”
刘说：“史迪威和蒋介石搞不拢，蒋介石要求罗斯福调回史迪威。罗斯福接受２５２了蒋介石的要求，已明令调史迪威回华盛顿。”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史迪威卸职回归美国。就在赫尔利和梅乐斯、陈纳德等人合伙挤走了史迪威，并宣称，他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和拥护蒋委员长的领袖地位，并使“两个敌对集团更接近于达成协议与合作的结果”时，赫尔利又信誓旦旦，要一举调处好国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