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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浙江风情(4)

【嘉善田歌】是吴歌的一个品种,是浙江一种独特的歌谣形式,是劳动者寻求慰藉、抒发思想感情的歌声。田歌有独唱、对唱和以3人、5人、7人、9人组成的歌班形式演唱,最常见的是把当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编成长篇,到处演唱。田歌的曲调有“滴落声”、“大头歌”、“羊早头”、“落秧歌”、“平调”、“急急歌”、“小快板”等。田歌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选》“吴声歌曲”中就收有嘉善田歌。十二月花名体的《五姑娘》是嘉善田歌的代表作,这是一首以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嘉善洪溪乡塘东村的一个真实爱情故事为内容的叙事田歌。1955年初,以沈少泉等7人组成的一个田歌班曾演唱《五姑娘》参加浙江省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得演出奖。嘉善田歌是江南地方文化中的极具个性色彩的优秀民歌品种,唱腔清亮优美,时而平稳流畅,时而悠扬高亢,时而急如口语,富有江南水乡韵味,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嘉善田歌作为嘉善本土优秀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价值上,特别是在音乐价值上占有特殊的地位。2008年6月,嘉善田歌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舟山渔民号子】主要流行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舟山群岛,它的种类有起锚号子、摇橹号子、打水号子、拔篷号子、起网号子、起水号子、挑舱号子、抬网号子、拔船号子、起钻号子等。这些号子,是捕鱼劳动的直接产物,也是“音乐起源于劳动”这一论说最直接的印证。舟山渔民号子的音乐具有简明、直接的表现特点和坚实有力、粗犷豪迈的性格特征。它的音乐节奏和劳动节奏紧相吻合,朴实地表现着劳动者的思想感情和面貌。由于这些特征,形成舟山渔民号子是一种无定性及有规而无格的现象。如“拔篷”这一劳动程序,根据劳动的力度分“小号”和“也罗号”两种,“小号”一般是在拔篷开始时船篷较低,风力不大的情况下使用的;待篷拉到一定高度,风力加大,劳动力度增强之时,即转“也罗号”。舟山渔民号子和其他海上渔民号子一样,是在海上劳动时产生,它与其他在陆地上,江、湖、河上的劳动号子有所区别。最突出的一点,即劳作时普遍的力度要比其他号子大,生产器具也大。表现在音乐上,是音域宽、音区高,正像渔民们所说:“音唱低了,劲使不出。”

所以,听舟山渔民号子,有一种酣畅淋漓或有一种战天斗地的气势跃然于中。从舟山渔民号子的音乐风格来看,其主体风格类似于宁波的《马灯调》,它的常用乐汇和《马灯调》也相似。它的衬词极富浓郁的浙东风格,而且和语势、语腔融和得天衣无缝,如“也罗嗨”、“啊家罗”、“啊家哩格罗”、“沙啦啦子嗨罗”等,是其他地域渔民号子中罕有的。

舟山渔民号子虽依附于生产,依附于劳动,音乐的独立性较弱,但从它的音乐特点、音乐风格和高亢嘹亮、雄壮豪迈的气势中,人们能感受到中国民间音乐的丰富多彩,感受到人类与自然搏斗那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维系着人类的生生不息;这种力量,也是渔民们口头上常说:“喊着号子也能壮胆!”舟山渔民号子就是这样,世世代代相传,历经数以万计的渔民之口,得以繁衍与发展,成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宝库中一颗闪亮的宝石。2008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嵊州吹打】嵊州吹打,源于庙会活动。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嵊州就有“村民社赛”、庙会祭祀活动。经过千百年延续不断的世代相传,到明代中叶,境内村村有庙有祠堂,庙堂之中有戏台。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嵊州民间音乐逐渐形成东、西两大派系,西乡以长乐镇农民乐队为代表,他们在传承中逐渐形成锣鼓与吹奏相结合的风格,特别是其中“尖号”的吹奏方法的演变,即将吹气演奏改为吸气演奏,这使得号声更加高亢激越,穿透力、传递力更强。这种吸气演奏法,在全国民乐吹奏乐器的演奏中,是极为独特的。乐队编制特点是:“五锣、三鼓、三大锣”配套组合,吹奏乐器有唢呐、长号,另有丝弦乐器。主要传统乐曲有《辕门》、《绣球》、《妒花》、《十番》、《节诗》、《将军令》等。

东乡以黄泽农民乐队为代表,他们逐渐偏重于丝弦乐演奏,风格倾向于纤柔细腻,曲目多为民歌小调以及一些传统的民间丝竹乐曲。嵊州的民间音乐是越剧音乐的基础,也是越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越剧唱腔的发展以及表演程式的配合,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嵊州吹打是“浙东锣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研究浙东民间音乐的发展、民俗风情等,都有重要价值。2006年5月,嵊州吹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奉化吹打】根据民间艺人的口碑材料及明代文人余怀的《板桥杂记》、张岱的《陶庵梦忆》等着作所载,奉化吹打自明代中叶就已盛行。

在漫长的历史中,城乡民间器乐活动,代代相传,并融入民俗礼仪中。当地习俗每逢庙会、喜庆婚嫁、丧葬祭祀时,职业或半职业性的民间乐队(堂、班、社、会)便在其中表演。乐队成员多来自农民及理发业。乐器以唢呐、笛子、锣、鼓等吹打乐器为主。集吹管乐、丝弦乐和打击乐于一身,最大的特点是创造性地使用了定律的“十面锣”。民国时期“九韶堂”为当地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曲目最多的乐队,代表性曲目有《将军得胜令》、《万花灯》、《划船锣鼓》等。奉化吹打对研究浙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风土人情具有较大的佐证作用;对于挖掘、整理、传承、发展我国民族器乐曲也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同时,奉化吹打使用的“十面锣”具有创造性艺术价值,现已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民族乐器,被器乐界广泛使用。“十面锣”创始人钱小毛及其作品《渔舟凯歌》曾多次随中国艺术团赴国外访问演出,并被摄入电影《百花争艳》之中;1984年奉化吹打被编入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1986年月12月,《将军得胜令》等5首曲谱入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

(浙江卷·宁波分卷);2003年7月“奉化吹打”被编入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

【平湖派琵琶】我国近代民族音乐史上有“海派”(浦东派)琵琶和“浙派”(平湖派)琵琶两大流派。平湖派琵琶艺术是我国琵琶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以浙江平湖人李芳园(名祖,约1850-1901)为集大成者。

李家为琵琶世家,五代操琴,李芳园之父李其钰常携琴交游,遍访名家。

李芳园在家庭的熏陶下,精心钻研,功底扎实,技艺超群,自誉“琵琶癖”,人称“善弹琵琶无与敌”,在江浙一带影响较大。李芳园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广采博取民间小曲,融会贯通,编订指法,扩大曲目,形成自成一派的琵琶理论和演奏体系。在其父及艺友配合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整理汇编出版《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世称“李氏谱”,这标志着平湖派琵琶艺术的形成。后由其弟子平湖人朱荇菁(1889-1954)进行重新校订并用于教学实践,至此蔚为一大琵琶艺术流派。平湖派琵琶弹奏指法独特,特色指法有“下出轮指”、“蝴蝶双飞”、“抹复扫”、“七操”、“马蹄轮”、“挂线轮”等。平湖派琵琶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艺术风格以丰满华丽,坚实淡远着称,反对华而不实,矫揉造作,故弄虚玄。平湖派琵琶艺术对研究民族音乐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

2008年6月,平湖派琵琶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民俗风情类

【南宗祭孔】衢州南宗孔氏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祭孔仪礼是孔氏后裔祭祀祖先孔子、历代帝王行尊圣之礼的传统祭祀典礼,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南宋以降,南宗祭祀仪式经久不衰。清乾隆八年(1743年)曾达到高潮。历代均有重大活动。有关南宗祭孔的仪式格局、祭器、程序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盛时每年有大小祭祀50多次,要求之高,形式之全,规格之严,均为文庙系统之最。2004年9月28日,值孔子诞辰2555周年日,衢州市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祭孔大典。衢州市党政领导,衢州所属江山、衢江、柯城、龙游、常山、开化6县(市、区)领导和衢州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来自美国、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山东、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台州等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宾客和孔氏族人,济济一堂,在孔氏南宗家庙的大成殿前公祭孔子。这次大典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决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

“南宗版”祭孔大典,由三部分有机组成,即祭祀典礼、国际儒学论坛、纪念晚会。孔氏南宗的祭祀仪式是一项宝贵的关于“礼”的遗产,是一种国祭(官祭)、家祭与民祭相结合的独特的祭孔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南宗祭孔的主持人是以父子相传的模式不断地传承发展,800多年来南宗祭孔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南宗族人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景宁畲族祭祀仪式】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长期以来,畲族民众创造和继承了一系列传统祭祀仪式,诸如做功德、传师学师等民俗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又成为极具个性的民族艺术。做功德是畲族成年人死后,家属为“超度亡灵”而举行的传统祭祀仪式,主要通过歌舞来纪念畲族始祖龙麒,并以此教育后代。传师学师又称做阳、做聚头、寿禄、祭祖等,由法师主持仪式,通常要持续三昼夜,表达了畲族崇敬祖先的感情和紧密团结、祈福消灾的愿望,是畲族民众人生仪礼民俗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记述畲族源流传说的长联歌——《高皇歌》记载:

“龙麒自愿官唔爱,一心闾山学法来,学得真法来传祖,……盘蓝雷钟学师郎,收师捉鬼法来强,手反千斤天罗网,凶神恶煞走茫茫。”至于“做功德”在《盘瓠世考》中有载:“盘瓠因为游猎,……跳过大树,被株尖所伤而终,……殡后长腰木鼓,长笛短吹,男女连声唱歌。窈窈跳踢舞弄者不能及。”畲族《祖图》中即有“闾山学法”图像,图中也有多人手拿道具,一人手擎写有“超魂超度”字样的木牌翩翩起舞的形态。由此可见,“传师学师与做功德”是与畲民族的源起流变密切相关。据考自唐、宋就有畲民在景宁的敕木山、澄照大赤篛等地定居,明代大量入迁,日后不断繁衍壮大。故而畲族祭祀仪式——畲族传师学师与做功德就在浙江景宁畲族聚居区代代相传,并渐渐形成相对独有的文化品格和人生礼俗形式。

【磐安炼火】磐安炼火,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主要流传在磐安县双峰、仁川、深泽乡一带和附近的一些地区。古时地方上遇到灾祸、瘟疫,或是村民生病,往往要请人主持法事仪式,又称“踩火”,因赤脚在通红的炭火上表演而得名。炼火起源于先民对火的崇拜。炼火的场景与先民狩猎归来围着大堆篝火庆祝狂欢的场景极为相似。后来,炼火又与“方岩胡公”等地方神癨信仰相结合,兼具祈福、求平安的目的,形成一整套规范的仪式,具有强大的传承生命力。每年重阳节和胡公祭日均要举办大型炼火活动。参加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活动有一定的戒规、仪式、程序,夜间在广场上举行。届时需要大量的木炭、干柴,在广场上分别堆成若干堆,燃成熊熊大火。炼火者赤膊、光脚,高歌狂舞,大声呐喊,冲进通红的火炭堆上奔跑,动作粗犷有力。近年来,当地民众尝试在传统基础上增加了钻火箍、在火堆中滚叉、武术等表演与阵图,使整个活动更具地方特色和古老的艺术氛围。炼火是一种重要的原生态文化资源:从炼火场的八卦图及按照阴阳五行相克原理设立的水火门来看,体现了周易文化的内涵。炼火仪式颇具神秘色彩,是火崇拜文化、巫觋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在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中的融合与演变,是研究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化石”。炼火场景宏大,气势壮观,热闹非凡,表演集音乐、舞蹈、体育、武术、戏曲于一身,是一门综合性艺术。整个演练过程伴随着“四方乐”、“大头舞”等舞蹈形式,有锣鼓、唢呐伴奏,山民念唱,还有侯阳高腔、婺剧乱弹、时调等戏曲演唱,曲牌多选“点绛唇”、“满江红”、“朝天子”、“小桃红”等,其较高的艺术性和综合性是其他单项文艺活动无法比拟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人文精神。参炼者赤脚在通红的炭火上表演而不会被烫伤,这种神奇现象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2005年5月,磐安炼火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磐安县被命名为“浙江省民间艺术(炼火)之乡”。

【德清扫蚕花地】是一种以歌舞表演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俗事象,主要流传在德清一带。清代、民国年间,当地蚕农为了祈求蚕桑生产丰收,在每年的春节、元宵、清明期间,都要请职业或半职业的艺人到自己家中养蚕的场所,举行扫蚕花地仪式。这种民俗活动由来已久,据说与古代蚕神信仰和祛蚕祟的驱赶巫术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因而保存了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后世流变而成为歌舞。扫蚕花地表演形式多样,以单人小歌舞为主,由女性表演,另有一个敲小锣小鼓伴奏;以后发展到用二胡、笛子、三弦等多种民族乐器伴奏。它的唱词内容,多为祝愿蚕茧丰收和叙述劳动的情景。表演者头戴“蚕花”,身穿红裙红袄,高兴地铺着红绸的蚕匾登场亮相,象征着蚕花娘娘给人们送来了吉祥的蚕花。然后,表演者载歌载舞,做着“糊窗”、“采叶”、“喂蚕”、“做缫”等各种动作,模拟养蚕劳动,语言充满了浓郁的吴方言特色。扫蚕花地的风格特征,体现了江南妇女长期在蚕房劳动所形成的娴静、端庄、温柔的性格及干净利落的劳动习惯。其音调古朴,旋律优美,是杭嘉湖蚕乡最具特色的民歌之一。

舞蹈的基本动律“稳而不沉,轻而不飘”,可以用一个“端”字来归纳,较好地表现了江南水乡蚕花娘子的端庄、细腻、轻巧的性格。舞蹈的道具、服装特色鲜明,铺着红绸的小蚕匾以及作头饰和道具用的白鹅毛,是蚕乡特有的生产工具;表演者的头上、扫帚、蚕匾上插的蚕花,与“西施给蚕娘赠蚕花”的传说,以及“蚕花会”、“轧蚕花”等习俗相联系,再是表演者所穿的红裙红袄,这些都是蚕乡人民心目中最吉祥的事与物,因此,“扫蚕花地”的演出特别受到蚕农的欢迎。2008年6月,德清扫蚕花地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