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他的野性中可以最有效地从他的非本性和他的精神性中复活。
人仅是上帝的一个错误抑或上帝是人的一个错误？
要么杀死我，要么使我更坚强。——来自生活的学校。
我寻找伟人，我找到的始终是伟人理想的猿猴。
对说谎和伪装的憎恨，有的是出于一种畏惧；也有的是出于怯懦，因为说谎是神圣的戒律所禁止的，另外的情况就是太怯懦而不敢说谎。
——尼采
一、理性主义的谬误
近代欧洲大步向理性主义迈步前进，希望以理性来代替上帝来主宰这个世界。“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名言如号角响彻云霄。尼采自己也看到了知识在德意志振兴过程中的惊人威力。他所反对的是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人的本质；他所反对的正是人对理性的迷信；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他刚刚脱离上帝的束缚却又要重新套上理性的枷锁。
1.科学精神：浅薄的乐观主义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我们的时代要求理性必须对自由进行批判”，这一切都是对理性的颂歌：知识的存在成为人的存在的依据。一时间，人类成了世界的真正造物主。
理性刚刚开始从上帝之手中挣脱出来，如被解放者一样，信心十足而又充满了希望。然而，这个时代很快过去了，人们又发现，理性并非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理性的自夸也是一种狂妄，这狂妄可能引人进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
正当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时候，非理性主义思潮也在逐渐地崛起了。这股思潮成为理性主义的最大的敌人。它泛滥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迅速上升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科学受了强烈幻想的鼓舞，一往无前地奔向它的极限，于是蕴藏在它的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
在非理性主义者们看来，理性主义的本质在于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在理性主义统治下，人们迷信科学万能，热衷于追求知识。他们把理性提升到至高地位，而理性思维不过是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一种工具。对理性的崇拜建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世界具有一种逻辑本性；世界是一种逻辑的展开；由于这种逻辑本性，世界能被人类思维所把握。为了保证这种假设的周全，人们还类似信仰地假设了在物质世界之外有理念世界或物自体世界的存在，以此代替神。
在人这方面，理性主义者们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名言，狂热地相信人就是理性动物。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人是受逻辑支配的理性动物。他们认为人的心灵即知识，知识即人的心灵。这种认识过于表面化，过于肤浅。它既不去探究逻辑思维本身的非逻辑起源，也完全无视潜藏在理性思维下面的真正支配人的意愿和行为的无意识领域。总之，在现代非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主义哲学把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意义都归结为理性，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陷入了谬误。
尼采明确地说自己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在他的眼中，现代文化的基础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成为现代文化的代名词。批判理性，不只是批判其作为认识论工具，而是批判整个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化。作为理性文化，尼采把它看作是与酒神文化、酒神精神相对立的，与基督教文化相似的东西。尼采列举了理性的种种罪过，力图规劝世人说明理性是现代文明的荒谬所在，正是理性造成了人的异化。
尼采敏锐地感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以探求人生意义为哲学使命，向人的心理生活的领域深入开掘，成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鼻祖。他将哲学的问题紧紧地与人生相联系，视探索人生的意义为哲学家的使命，而不是相反地崇拜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特别是可以在人生的价值方面有所建树。他从所有这些方面对理性主义做出了全面批判。他竭力证明：科学不能为人生提供真实的意义；并无一个合乎理性的本体世界，世界的意义靠人赋予；一切理性事物都具有非理性的起源；人的心理中有一个无意识领域，其中潜藏着人的意愿和行为的真正动机。
尼采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它使人们浮在生活之流的表面，只追求物质繁荣，追求这种繁荣给人生造成的一种虚假的乐观气氛。人们应该摆脱这种虚假的乐观，从充满生命热情的艺术化的生活中寻求解放。
尼采看到了人们对满足物欲的无休无止地追逐，而这正是理性主义所认同的：正是理性的科学使人们对物质感到不再满足，并且使人错误的感到自己的力量可以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甚至可以主宰这个世界。人们忘记了一点，如果物质生活提高，而心灵空虚、精神萎缩，那么，精神就不足以养活肉体，必然演变为放纵与狂荡。
“贪得无厌的乐观的求知欲与悲剧艺术的自我陶醉之间的斗争，是在现在世界的最高境界里进行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惟有生命意志才是惟一的标准，因为只有它才没有沉湎在物欲的泥沼当中，也只有酒神才可成为惟一的审判者。“今日我们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
他以酒神精神为主角，以理性主义为第一个靶子，沿着生命意义的探寻之路，剖析了理性主义的荒谬。他无限缅怀他想像中的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人们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深切体验，而从充满生命热情的艺术化的生活中寻求解救。
尼采向理性挑战，将理性主义的根源追溯到苏格拉底。他认为，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人们盲目信仰以概念为单位的理性思维方式，脱离事物世界而建构了概念的世界。从而割裂了世界的统一性。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指出：“最先在苏格拉底身上显现的那种信仰——对自然界可知和知识万能的信仰”，使人们把“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手段被推崇为在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于是出现“同样旺盛的求知欲，同样不知疲倦的发明的乐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
他一再说，苏格拉底是“希腊衰亡的工具”，是“颓废的典型”。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智’胜过了本能，而‘理智’无论如何是一种破坏生命的危险力量。”希腊哲学是希腊本能的衰退。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是“希腊精神的颓废派”，是“对古老高尚趣味的反动”。
在理性主义的发展当中主要表现出四个谬误，在尼采的心目中，理性不去正视现实，懒于思索，盲目崇拜对未来的革命与和平的空泛议论，由于理性的毒害，欧洲文化充斥着被征服的危险。
谬误之一：理性主义传统割裂了世界的同一性，妄图脱离现实而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在哲学史上，这种传统一脉相传，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他们都是理性的崇拜者。尼采指出，理性主义传统极力贬低人所在的世界，吹捧真实世界和自在之物，那么他们所吹捧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作是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这个传统在本质上与基督教的天国世界没有两样，任何虚构的另一个世界只能让人们逃避自己生存的责任，实际上是诽谤、蔑视、怀疑生命本能。彻底的批判不允许尼采因为历史与名声而对柏拉图和康德有丝毫的迁就，特别是在他们对本体世界的构建方面。尼采认为，柏拉图制造了物质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认为，我们的感官所接触的具体事物所构成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世界，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世界，才是独立存在的世界；康德把世界分成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界，认为只有自在之物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尼采尖锐地抨击他们。
谬误之二：理性对因果规律的偏执。理性主义哲学公开或隐晦的假定世界具有一种逻辑本性，正是逻辑本性造成了哲学的最大迷误；理性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受逻辑支配的动物，因此他对人及其认识的了解只能是表面化和简单化的。科学借以掌握事物的手段是逻辑概念和推理，可是，思维凭藉这些逻辑手段不可能“达到存在的深不可测的渊源”。
正是理性的自作聪明规定了对规则的服从。理性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创造了如此真实的“诺言”，是因为理性误以为存在着一种因果力量。事实证明，这种乐观主义的信念是少年人的天真幻想。这种因果性规律是神与人关系的遗迹。神是人的因，人是果。人可以来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且误以为守规则是幸福的充分条件。理性坚信这种值得怀疑的因果律，变形为一种绝对主义。理性使人们幻想出原因。如远处一声炮击而产生感觉，理性却给感觉追加一个原因。其实感觉本来是人对炮击的恐惧本能引起的。理性强调自由意志。尼采认为，自由意志本是神学家的手腕，“其目的是使人类依赖于他们”。人们一旦不符合神学家的要求，上帝就有了惩罚人的权力。在尼采看来，理性所讲的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这是骗人的，真正的自由实际上是“自己承担责任的意思”，生命的内在力量在于意志，一个人必须坚强，必须具有支配力的权力意志，否则就没有自由。
谬误之三：对绝对主义的迷信。科学性首先表现在科学以逻辑证明的严格性自豪，然而，任何科学体系都以某种不能由逻辑手段证明的公理为前提，这种公理是“一种命令式的无条件的原理”，因而也就是迷信。所以，“即使科学也基于一种信仰，根本没有所谓‘无前提的科学’”。绝对主义必需要一个绝对性的权威，理性是社会必要的立法者。这位立法者以绝对性的力量限定了人的地位。理性给人以力量同时也是对人的一种限制，也就是说人必须在理性的范围内活动。否则的话便没有普遍的有效性。而这种普遍的有效性本身也成为问题。科学所自命的那种普遍有效性根本就是一种幻想。科学并非无所不能。它的无能尤其在触及人生根本问题时暴露无遗。尼采责问道：“科学能否给人的行为以目标呢？”
为了给人生提供一种目标和意义，需要的是巨大的人生热情。“我不相信冷静的心中的一切。不能说谎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然而，科学恰恰“是冷静的枯燥的，缺乏爱，也不懂得任何不满和渴望的深情”，“科学只看见知识的问题，受苦对于它的世界是一种无关的不可解的东西——至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
谬误之四：理性提倡的科学限制个人发展。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纯地归结于理性或逻辑是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做法。在19世纪中期，由于科学和工业的高速发展，使一些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每天只能从事机械性劳动。理性主义把人的注意力集中于外部世界，把人类生存的意义归结为运用逻辑工具认识和支配外部世界，致使人们迷信科学万能，热衷于追求知识和从事外在的物质活动，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科学以人对外部世界中物的支配为目的，这种支配诚然也体现了人的主体作用。但是，一旦人仅仅按照对物的支配这个目的来建立自身的生命活动，他实际上就使自己服从于物，反而受物的支配了。
所以，科学精神统治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使人丧失精神性，把自己降为纯粹的生产者。尼采说：“十七年来，我不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是较完满、较丰富、较深刻的天性找不到相应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尼采是立足个体本能、从理性的罪恶角度来讲的。在尼采看来，科学只是一种信仰，他不仅给人以目标，反而使人格被机械化，限制了人格的发展，压制了生命本能的创造性。尼采指出，因为科学“希望人们去挖一个贯穿地球的洞”，这是在确定另一个世界，这与基督教所讲的有一个上帝的世界一样，会使人丢掉个性。
理性与科学只能说明是什么，它无法给我们以意义上的说明。为了说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一种热情，一种旺盛的创造力。“在所有创造力旺盛的人物那里，直觉始终是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尼采尤其反对夸大科学造福人类的力量，全人类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科学事业上，而忽视了人生更根本的问题的探究。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是一个在现在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已经引起人们普遍深思的问题：究竟是科学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科学服务？
2.向生活回归
既然有了对理性的崇拜，那么人们很容易幻想着理性可以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理念世界，正是这种迷信使我们忘记了感官的世界。感官世界的变动不居令人们无法捉摸，没有安全感。理性趁虚而入，本能地寻求条理化和秩序，不惜诋毁感官、抛弃感官。“‘理性’是我们窜改感官的证据的根源。”
感官指明生成、变化、流逝，理性却要予以否定。变动使人们没有了安全感，为了满足人的虚荣心，人们用理性来对这个世界进行概念式的把握，将一切活生生的东西凝固成静止不动的。他指出：这一虚构“是用一种‘彼岸的’生活、一种‘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不论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毕竟是一个狡猾的基督徒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苗头——是衰败生命的征兆……”
促成这件事的是理性，所以尼采把理性看作败坏本能的因素。尼采批判苏格拉底开始的这一传统，在柏拉图那里，这个世界是凡智者、虔敬者、有德者皆可达到的。他居于其中，他就是这世界。在基督教中，这个世界仅仅被允诺给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即给悔悟的罪人。在康德那里，这个世界既不可达到，也不被允诺，黯然存在于永不消散的迷雾之中。到了实证主义者那里，它存在与否也不可知了。尼采称之为“理性的第一次哀鸣”。
所以，“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一个理性主义哲学家总是蹲在他的冰冷的概念当中，他们见不得夏日的阳光，他们的热度也不能经受阿尔卑斯的冰雪。
感官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里，一切的东西都是物质性的内容。它们的存在方式是变化的，一刻不停。人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他凭借自己的特有的工具——理性而与其他的生物并存。人不是其他生物的主人，他们之间没有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这种生活是一种活生生的世界，生命的动力是这里最灿烂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