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仅仅能够在审问官、希特勒以及艾希曼这一类人中找到恋尸癖的例子，而且也能够在那些没有机会和力量屠杀的人中找到这种例子。他们的恋尸癖是以其他的甚至看起来不易察觉的而且较无伤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母亲总是关心她孩子的疾病、失败以及前途的渺茫；同时她又对孩子的可喜变化没有什么印象。不能分享她孩子的快乐，也不注意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变化。我们也许会发现，她的梦只是涉及疾病、死亡、尸首、鲜血。她并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伤害她的孩子，然而她可能慢慢地扼杀了孩子生活的乐趣和对成长的信念，甚至最终传染给他恋尸癖的倾向。
恋尸癖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倾向性，它是完全对立于生命的一种解答；它是人有能力达到的生命中最不健康和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它是真正的性倒错：当他活着时，不是爱生而是恋死；不是生长而是破坏。如果恋尸癖的人敢于承认他所感觉到的那些东西，那么当他说“死亡万岁”时，则表达了他生命的箴言。
2.悲哀是罪孽，欢乐是美德
与恋尸癖倾向相对立就是爱惜生命，它的本质是与死之爱相反的生之爱，像恋尸癖一样，爱惜生命型绝不是由一种品质构成的，而是再现了总体的倾向性，完整的生存方式。它是一个人身体内部过程，他的感情、他的思想和他的举止的显现。这种倾向是以完整的人来表述自己的。它的最基本形式是由所有活的有机体要生存的趋势来表现的。简单地说，每一个事物都在努力地追求着它的“生命”。
我们观察到这种求生存的倾向遍及我们周围所有活着的实体之中：小草透过石缝顽强地争得一丝阳光，因而生存下来，动物搏斗到最后一息以便逃避死亡；人可以做许多事情以维持他的生命。维持生命，并且为抵御死亡而战斗的趋势是爱惜生命型的倾向性的最基本形式，是所有生命的实体的共性。
在具有创造性性格的人们那里，我们发现了爱惜生命型的完整展现。比如一个格外热爱生命的人为生命和生命的生长过程所吸引，他喜欢创造，而不是维持现状。他对于新鲜的事物既惊奇又喜欢，以避免过去的事物的重复。他喜爱生存的冒险，胜过因循守旧。他以机能的方式而不是机械的方式对待生命。他看到了整体而不仅仅是看到了部分，他看到了格局而不是总数。他希望通过爱惜、理性、他的例证，而不是力量、肢解事物部分，也不是以视人为物而不为人的官僚方式来影响人们、感化人们。他享受生命以及生命的种种表现，而不是只享受单纯的激动。
爱惜生命型有他们自己的善与恶的原则。善是所有有利于生命的行为；恶则是所有有利于死亡的行为。善是对生命表示尊敬，是所有促进生命生长和发展的有价值的一切行为。恶是窒息生命，使生命变得贫困，甚至使生命不复存在的一切行为。快乐是善良的；而悲哀是罪孽的。这是从珍惜生命型的伦理学观点出发的；《圣经》提到希伯莱人的主要罪孽：因为你并不是用内心的所有快乐和愉快服侍上帝。
爱惜生命型的人的良心并不是敦促自己避恶从善，也不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超我是一个严格的监工，为了美德，它雇佣虐待狂来反对人。爱惜生命型的良心是由对生命和快乐的吸引而激发的；道德的实现存在于巩固人的生之爱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爱惜生命型并不寓于懊悔和有罪感，它们毕竟仅仅是自我厌恶和悲哀的方面。他很快就转到了生命，并且打算行善。
斯宾诺沙的《伦理学》是爱惜生命型道德的鲜明例子。他说：
快乐直接地是善，痛苦直接地是恶。
基于同样的精神，“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生之爱构成了人道哲学的形形色色观点。在各种概念的形式里，这些哲学是与斯宾诺沙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他们表述了这样的原则：健全的人热爱生命，悲哀是罪孽，欢乐是美德。人生的目标是受所有活着的东西吸引，并且把自己同所有死亡的和机械的东西区别开来。
发展人的对生命的热爱，最重要的条件是创造同热爱生命的人的同一条件。生之爱正如死之爱一样是具有传播性的。它不需要语言、解释，尤其是它不需要宣布人们应该热爱生命而传达自身。它使用姿势多于思想，使用音调多于语言。人们能够观察到，与其说他们根据明确的组织生命的原则和规则，不如说是基于一个人或者一组人的整体环境。
最后，对于发展爱惜生命型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条件是自由，然而摆脱政治枷锁的“自由”并不是充分的条件。如果对生命的爱就是发展，那么一定存在自由：去创造的自由和建设的自由，惊奇的自由和冒险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要求个体是能动的和有责任的，而不是一个奴隶或者运转良好的机器上的齿轮。
概括说来，对生命的爱在一个存在安全感、正义、自由的社会里将会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此种意义上的安全感对于一种高贵的生命来说，基本的物质条件不会受到威胁；此种意义上的正义是指任何人不会成为他人目的的手段；而且此种意义上的自由是指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能动的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
最后一点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如果个体创造自我活动不进一步深入的话，那么即使在一个存在着正义和安全的社会里，也不可能有助于生之爱。如果这些条件并不是充足的，那么人就不会成为奴隶；如果社会生存的条件进一步机械化，那么后果将不会是生之爱，而是死之爱。
在生命的王国里，人们仅仅能够受到生命力的影响，诸如爱情、刺激、榜样。人们仅仅能够在个体的显现里，在个体的人中以及在一只鸟或一朵花中体验出生命。没有“集团”的生命，也没有抽象的生命。
在今天官僚组织和集中的工业体系中，人们所感受的是穷于应付，以致人们在最大的、可预料的和有利的方向内消费。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由于选择平庸和安逸的生活和任务而变得标准化了。在现代的官僚已经取得成功——工业的文明，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可以把这种新型的人描述为驯服的成员，机械般活动的人，甚至是消费人、机器人。
由于这一点，弗洛姆认为这样的人是一个零件人，深深地受着所有机械的东西吸引，同时倾向于反对所有活着的事物。确实，人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机件为他提供了如此强烈的性冲动，以致机械人仍旧有着性要求，并且寻求女人。但是毫无疑问，零件人对女人的兴趣减弱了。
一个纽约人的漫画指出了这个有趣的事实，一个年轻女推销员把一瓶某个牌子的香水设法卖给一个年轻的女顾客，她推荐时介绍说：“它嗅起来像一部新型的赛车。”
的确，今天任何一个男性的观察者都会确信这幅漫画是胜过聪明的玩笑。显而易见，相当多的男人对赛车、电视机、收录机、宇宙飞行和任何一些小零件的兴趣都浓于他们对女人、爱情、自然和食物的兴趣；他们由对非生命的、机械的事物的操纵引起的刺激胜过生命的刺激。并非牵强附会的推断：机器人为在几分钟内，穿越数千里地，杀死几百万人而骄傲迷恋，并超过了如此大规模破坏引起的惊吓和沮丧的可能性。
机械人仍有享受和喝酒的乐趣。但是所有这些乐趣是在机械的和非生命的范围内寻找到的。他期待着一定有一个开关，如果按一下，就会带来幸福、爱情和愉悦。在这种幻觉下，许多人找到精神分析学家，以为他能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个开关。他把女人看作一辆汽车，他知道去推动她的开关；他享有使她“竞赛”的权力，而且他是冰冷的、消极的旁观者；机械人对机械操纵越来越感兴趣而不参与生命和与生命一致。因此他变得对生命漠不关心了，他迷恋于机械的事物，而且最终陶醉于死亡和总体的毁灭。
让我们思考一下屠杀在我们的消遣中所起的作用吧。电影、连环画和报纸充满着刺激性，因为它们充斥着破坏、虐待狂、兽行的报道。几万人生活单调舒适——因此没有什么比看和阅读屠杀更令人激动，不管这些读物是凶杀还是汽车比赛中的致死事故。这一事实是不是暗示着人们对死的迷恋已经陷得很深了？或者是认为诸如“激动得死亡”或者“垂死”之类，或者“它杀死了我”的表述。让我们想一想在汽车肇事中，我们的速度所表现的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简单地说，理智化、限定性，抽象化、官僚制和具体化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当它们应用于人而不是物时，并不是生命的原则，而是机器的原则。在这样的制度下，活着的人对生命感到冷漠，甚至眷恋死亡。当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激动的颤抖当作生命的快乐；而且他们认为当拥有许多自己的和可以使用的东西时，他们是富有朝气地活着，在这种幻觉下，他们生存着。对核战争抵制的缺乏，探讨一张整体或者半整体破坏的“原子学”平衡表格的缺乏，显示出我们已经步入“死荫幽谷”有多么远。
3.让我们不停地前进，把死亡抛在后面
恋尸癖对生命的轻蔑和对速度以及所有机械事物的爱，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已经变得很明显了。早在1909年马里纳特在他的《未来主义的创始宣言》中，就简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1.我们要为危险的爱情、力量和勇敢而歌唱。
2.我们诗歌的本质素材将是勇气、挑战和反抗。
3.迄今为止，文学作品给思维的静止不变带来了荣耀、狂喜和昏迷；我们要赞美攻击性的行动，狂热的失眠，加快步伐，翻筋斗，打耳光，拳击。
4.我们宣布新的美和漂亮的速度使世界的光辉大放异彩。赛车，带着长长的管子，像喘着粗气的蛇……一辆吼叫的汽车，看起来好像穿梭的弹片，比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像还美。
5.我们要歌颂驾驶方向盘的人，理想的转向轴刺穿了地球，奔驰在运行轨迹上。
6.诗人一定赋予自己以疯狂、辉煌、壮丽和慷慨，为了增加原始激情的浓烈。
7.除了竞争没有任何漂亮的言辞可言，除了攻击也没有任何杰作可言。诗歌一定激烈地抨击无名的暴力。命令它们在人的面前卑躬屈膝。
8.我们站在许多世纪的极端之处……当我们必须冲开不可能的神秘之门时，为什么我们应该回头一顾？昨天的时空已死。我们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速度、不朽和永恒。
9.我们希望战争获得荣耀——只因为它是世界健康的给予者——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武器，屠杀和轻蔑妇女的美妙观念。
10.我们希望毁掉博物馆、图书馆，为反对伦理主义、种族主义和所有机会主义以及功利主义而战。
11.我们要为劳动、愉快和激动的造反的人们而歌唱。我们要为现代资本城市的多姿多彩和众多的革命而歌唱。我们要为在暴虐的闪电下面，夜间轰隆的兵工厂而歌唱。
我们要为贪婪的车站吞吐着烟蛇；一串串烟雾支撑着的云朵悬浮下的工厂；桥梁好像体操家越过恶魔般的刀剑似的，沐日光浴的河流；冒险的班机追踪着地平线；宽阔胸怀的火车头在钢轨上奔腾，像勒着长长管子辔头的巨大钢马；喷气式飞机的滑翔，它的螺旋桨的声音像飞舞的旗和激动的人群鼓着掌而欢呼，歌唱！
如果我们把马里纳特对技术和工业的恋尸癖的解释，与在沃尔特·惠特曼诗中所发现的深刻爱惜生命型的解释比较起来，那么我们就会觉得非常有趣。惠特曼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一诗的结尾处说：
繁荣吧，城市——带着你们的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裕的河流，扩张吧，你们也许是比一切更为崇高的存在，
保持你的地位吧，你是比一切更为持久的物体。
你们曾经期待，你们总是期待，
你们这些无言的美丽的仆役哟，
最后我们怀着自由的感觉接受你们，
并且今后没有厌足，
你们将不再使我们迷惑，也将不会拒绝我们，
我们用你们，不会把你抛开——我们永远把你们培植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测度你们，——我们爱你们——在你们身上也有着完美，
你们为永恒贡献出你们的部分，
伟大的或渺小的，为灵魂贡献出了你们的部分。
或者在其《大路歌》的结尾：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我把我的爱情献给你，那比金钱还宝贵，
我把我自己献给你，请教理或法律作证，
你肯把你献给我吗？你肯和我同行吗？
我们能不能彼此矢志不移，白头偕老？
没有比这一行文字更好地表达了惠特曼与恋尸癖的对立：“让我们不停地前进（活着，永远活着！），把死亡抛在后面！”
把马里纳特对待工业的态度与惠特曼对待工业的态度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工业生产本身并不一定与生命原则相悖。关键的问题是，生命的原则是服从于机械化的原则，还是生命的原则是主导的原则。
显然，迄今为止工业化的世界并没有找到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