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观点是：信息技术将会削弱组织的力量而使个人的力量得到加强。在20世纪90年代，以下观点非常流行：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总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如果邪恶的势力在欺侮弱小，那么正义的力量就应该团结起来“以暴制暴”。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
我们需要保护。对权力的推崇使得过去的集权式领导方式又变得流行起来。如在美国，在世贸双塔遭袭击后，人们很容易地就开始赞同拉姆斯菲尔德和朱利安尼等人的观点。以往那些穷兵黩武、令人厌恶的政客在公众眼中突然成为了立场坚定、办事干练的杰出政治家。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道德标准。和平年代需要克林顿这样的领导人——灵活，富有魅力，感情丰富，具有合作精神和容忍的品格。这种领导人能够洞悉事物的复杂性，偶尔也会因为放纵自我而犯错误。强权时代则需要处事果断，自我约束力强，对朋友忠诚、对敌人残酷的领导人。
新的时代存在着新的争论。首先：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合法权力和非法权力？我们应该用何种道德标准来衡量权力的使用是否得当？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或者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那就很难将其正确地区分开。
其次，虽然我们需要集权，但是我们却无从知晓权力是否过于集中。狐狸依照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指出：“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机构，或者美国采取单边行动，那么自由必将被践踏，国际关系也会受到破坏。”狮子则反驳道：“危险来自于被动性——我们迟迟不能采取行动，反而会让敌人占了先机。如果我们不加强自身的力量，那么就必然会导致恐怖主义、暴政、欺骗和腐败的横行。”
从我们目前的立场出发去观察上世纪90年代是非常容易的。事实是我们需要希望和经验，我们需要在希望的指引下开创未来，进行技术革新。同时，我们也需要释放新的能量——一种最终会带来腐败的能量。然后，我们需要时间来更正繁荣期的过激行为。这是我们前进的唯一途径——突然转向并跳跃着前进以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
2. 合法的权力争夺
任何人在对马基雅维里本人进行道德谴责之前，都必须首先考虑他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提出这种理论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最早提出了政体的合法性问题，“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一个政体的稳定必须取得多数人的拥护，换言之，多数人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支持他服从这个政权，自愿地遵守它的法律而不是只有在有警察看着的时候才遵守法律。这种支持人民服从政权的合理的理由要么基于权力的历史渊源（统治者是一个已被传统确认的合法王朝的继承者），要么基于宪政（统治者是民选的、依法来治理国家的领袖）。
在古希腊，自公元前7世纪始，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僭夺城邦国家的唯一权力并无视任何先前存在的根本法而占有这一权力的人”称之为僭主，僭主多是出身卑微的平民，并非龙孙凤胄，他们上台多半是依靠武力和煽动群众，尽管他们实际上享有专制君主的权力，他们却往往不敢以君主自称。僭主一词，在汉语中确切的意思便是“权力没有合法依据的君主”或者“不合法的君主”。僭主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似乎是城邦国家的专利，它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历史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学中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词，尽管中国古代多数王朝的开国之君们也都是出身于草寇。要解释这个现象，就只能归因于城邦国家的地理特征了，“它们不像广大的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居住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
合法性政治最初肯定要根源于一个不合法的权力僭取，直至世代久远，人们忘却了君王祖先不光彩的出身，家族统治的习惯或是教会神圣的膏礼附丽于王廷豪华的装饰之上，才使人们相信现存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从不合法的权力僭取演变为合法统治习惯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莫过于怎样牢牢掌握新取得的权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各国，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工商业的勃兴，封建立宪政体覆亡、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来实现统一市场已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在统一迟迟难以实现的意大利，这个问题显得尤为严峻。诸多新兴的世俗诸侯们靠武力或阴谋攫取了各自的小地盘。他们既无显贵的出身，即便获得教会的合法承认也无济于事，教士们糜烂的私生活早已粉粹了熟谙他们底细的意大利人对神权政治的最后一丝敬畏，转而成为他们放肆调笑的对象。意大利的小僭君们谁能够脱颖而出完成统一意大利的使命呢？在他们缔造的近代国家转变为近代意义的法理性统治之前，他们首先必须保住并维持自己的权力。马基雅维里的强权学说即是为这种新型国家提出的新的政治学，它是一种完全近代意义的政治学，它无需哲学、伦理学或神学的前提，“这种理论唯一考虑的是权术，即为了达到其目的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严酷的抑或恶毒的——其目的在于其国家或祖国的扩张，但也将祖国用来为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或其党派的自我扩张服务”。
“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表面历史”，这个时代的意大利人早已被司空见惯的恶行与欺诈解除了道德判断的武装，早已在残酷至极的生存竞争中习惯了凭本能而不是考虑原则来最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提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正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著有《人论》、《国家的神话》、《人文科学的逻辑》等书）所说的，《君主论》“这部书既不是一部讽刺作品，也不是一部道德教科书，而是一部为马基雅维里的同时代人所写的政治杰作。为政治学提供‘一般的’理论，决不是马基雅维里的意图，他只是描写了习俗即他自己的时代的思考与行为的方式”。
马基雅维里认为在权力游戏中，要么选择永远掌握领先的王牌，要么选择（不理会才不会遭到的）被讥笑。这也许同样也是权力的情境逻辑，“‘或是恺撒，或是虚无’（Aut Caesar aut nihil）：或者过一种个人的、无害的、不招人怨的生活；或者进入政治舞台，为权力争斗，并用最为残酷和激烈的手段来维持权力。在这两种生活之间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等）在《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一文中曾经分析慈禧的性格，这个受教育十分有限的女人在经历来自西洋与东洋的几次外侮之后，也是有心除旧布新的，光绪帝维新前期的大部分政令都得到了她的首肯，但康梁等迂腐的书生企图速成维新、彻底清除朝堂中她的旧势力，她才不得已做出了反击。维新党人赖以推行新政的后盾，同样是权术，以高官厚禄笼络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一干新军将领，甚至把筹码压在怀刃行刺这类撞大运的江湖伎俩上，他们在玩弄权术上显然不及老辣的慈禧。这个女人在把握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上非常的愚蠢，但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却有一种基于本能的果敢机敏的反应，而正是她这种盲目的果敢机敏断送了中国提早近代化的生机。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信徒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类似的现象，“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恶并不能戕杀喷薄欲出的世界精神，但客观的社会科学却不能不正视真实历史中的恶并展现它的规律，马基雅维里强权理论的价值就在于他勇敢地正视了真实的恶，它向人们阐明一个国家没有合法性的根据也能存在并维持。“柏拉图和他的追随者试图给出一种合法国家的理论。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来介绍一种理论来消除或限制这种尝试的人。他的政治技艺对不合法国家和合法国家都同样适合。政治智慧的太阳照耀着合法的君主，也照耀着篡位者和专制者；照耀着公正的统治者，也照耀着不公正的统治者。”
透过马基雅维里毫不动情的客观叙述，仍然可以发现他是推崇开明的遵守法律的政府的。他在另一部著作《史论》中明显表示了对共和政体的偏爱，在《佛罗伦萨史》中他曲折地论证了公民自由的可贵。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怀抱，如果你厌恶势力相争，唾弃和咒骂就已经不自觉地使自己置身于其中，而一旦置身其中就不得不受其中情境逻辑的左右。冷漠与忘情，才不会使自己陷身在那种身不由己、此消彼长的争斗情境之中，而那个情境本身就会逐渐丧失自己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主论》未尝不是一部从反面来论证市民社会可贵意义的杰作，直面那个吞噬人身上一切美好特质的权力的黑洞，我们才会明了一种把那个黑洞限制在最小范围的制度对于人类是多么的可贵。
四、赤裸裸的权术
1. 权谋者得天下
20世纪的史学大师汤因比认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这两位政治领袖的命运也颇多相似处。恺撒早年受制于庞培及克拉苏，刘邦也被项羽打得团团跑；恺撒在帝国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刘邦也在即位不久，于征讨英布的战争中身受重伤，没多久便病逝于任上。他两人都未能目睹帝国之建立、文明的兴起，但由于他们的远见和领导，人类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纪元。
恺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刘邦比起他来便逊色多了。由于司马迁的公正记载，这位大汉帝国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称汉民族的后代子孙完全的认同。
不少人读到楚汉相争的历史，总觉得很纳闷，刘邦几乎常常吃败仗，却是越败越勇，屡败屡战，终能咸鱼大翻身。项羽每战必胜，垓下一场大败，却连生命都输掉了。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运气好坏外，到底还有些什么？
事实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经常有相当距离。平心而论，项羽称得上是古今中外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但不论战略或战术，刘邦的确都高他一筹，这也就是刘邦跟项羽公然表示的“我斗智而不斗力”。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写道：一位胜任的君王，必须拥有狮子般的凶猛，和狐狸般的狡诈……狮子般的凶猛，才不会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诈，才不会掉入猎人的陷阱，但如果两者不可得兼，则宁可拥有狐狸的特色较为有利些……。
刘邦和项羽的创业个性和争霸历程，正好是马基雅维里这段名言的最好诠释。
其实，在中国，造成权谋主义的罪魁就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老子、孙子、鬼谷子等人也都有阴谋主义的一面。韩氏比马基雅维里早两千多年，其思想则比马基雅维里更深刻，并且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运用；中国政治文化即是儒法互补的，或者说是外儒内法的，部分统治者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采纳运用的则是法家的阴谋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