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把这种疯狂的爱恋看作是强烈爱情的表现，而实际上这只是证明了这些男女过去是多么的寂寞，多么的空虚，以至于有了机会就疯狂地占有对方，以此来做一个短暂的解脱。
爱首先不是同一个特殊的人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性格上的一种倾向。这种态度决定一个人同整个世界，而不是同爱的唯一“对象”的关系。博爱是同等人之间的爱，母爱是对需要帮助的人的爱，虽然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按它们的本质，它们的爱不属于一个人。如果我爱我周围的人，我也爱所有的人，如果我爱我的一个孩子，我也爱其他的孩子以及所有需要我帮助的孩子。同这两种类型不同的是性爱，性爱要求完全彻底地实现合二为一，要求自己同他人完全融汇。按其性质，这种类型的爱是专一的，不是包罗万象的。因此，这种爱也是最能迷惑人的形式。
性爱具有一种博爱和母爱都不具备的独占性。性爱的这种独占性经常被错误地解释为一种互为占有的联系。我们经常看到互为相爱但对其他人却毫无情感的男女。他们的这种爱实际上是一种共同的自私，这些人往往把自己同所爱之人等同起来，并通过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的办法，来克服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他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克服孤独。但正因为他们远远脱离同时代的人，所以他们之间实际上也是隔绝和互为陌生的，结合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幻觉。性爱是具有独占性，但同时也是通过爱一个人，进而爱全人类，爱一切生命。性爱的独占性只表现，在我只同一个人完全地、即在灵魂和肉体上融汇为一体。性爱只有在性结合这点上，在生活的全部范围彻底献身这一点上排斥他人，而不是在一个更深的博爱意义上。
如果男女双方确实相爱，他们的性爱就需要从自我生命的本质出发去爱对方，并且去体验对方的本质。人就其本质来看都是一样的，我们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又是整体，因此实际上爱谁都一样。
从根本上来看爱情是意志的行为，是人作的一项把全部生命交付对方的决定。这一点也正是婚姻是不可解除的观点和许多传统婚姻形式的思想基础。在这些传统的婚姻形式中，配偶不经自己选择，而是被人挑选——人们相信“先结婚，后恋爱”的说法。在现代西方世界，这种观点被视为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认为爱情是一种自发的感情反应，人们会突然被一种无法抗拒的感情所控制。这里人们只看到两个人的特点，而没有看到所有的男人都是亚当的一部分，所有的女人都是夏娃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人们拒绝认识性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意志的因素。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更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础。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的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从这一立场出发，也许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即爱情只是意志的行为，献身的行为，爱谁原则上不起任何作用。不管婚姻是别人撮合的还是自行决定的，一经缔结，意志应该能够保证爱情的继续存在。看起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的矛盾性和性爱的矛盾性。我们所有的人是一体，但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只存在一次、不可重复的生命。从我们都是一体的意义上来看，我们能从博爱出发爱每一个人。但从我们不一样的角度出发，性爱就要求具有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完全是个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只存在于几个人，而不是在所有人的中间。
因此这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性爱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力，是两个特殊的人之间绝无仅有的联系；另一种观点认为性爱只是意志的行为，都是正确的。也许应该这么说，真理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所以认为夫妇关系不好，应该马上解除婚姻，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解除婚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再也没有比爱情更容易的了”这一看法，尽管一再被证实是错误的，但至今还占主导地位，仍然是善男信女们的快乐感觉。再也找不出一种行为或一项行动像爱情那样以如此巨大的希望开始，又以如此高比例的失败而告终。如果是别的事，人们会想方设法找出失败的原因，吸取教训，以利再战或者永远洗手不干。但因为人们不可能永远放弃爱情，所以看起来只有一条可行的路，那就是克服爱情的挫折，找到原因并去探究爱情的意义。
二、镜子中的陌生人
弗洛姆说：“数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重占有与重生存这两种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我想借助心理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个别人和群体的具体研究，为这种区分寻找一些经验上的依据。”
经过长期的经验观察的积累，弗洛姆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区分，甚至与爱“活物”和爱“死物”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爱一样，在人类的生息繁衍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人类学和心理分析的经验表明，重占有或重生存体现着人的情感意愿和追求，是人对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体验形式，其强弱程度决定着个人性格的不同以及社会性格的迥异。
1.欲望——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
为了说明重占有和重生存的两种方式的不同，弗洛姆别出心裁地举了两首内容相近的诗进行比较，从而反映出两种人生观的不同。这两首诗其中一首是英国诗人A·坦尼森写的，另一首是日本诗人芭蕉的一首俳句体诗。在这两首诗中，诗人们描写的都是同一种体验，即当他们散步时偶然间发现了一朵美丽的花儿的心理反应。坦尼森是这样描写的：
在墙上的裂缝中有一朵花，
我把它连根一起拿下。
手中的这朵小花，
假如我能懂得你是什么，
根须和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那我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上帝和人。
芭蕉的诗是这样描写的：
凝神细望
篱笆墙下一簇花
悄然正开放！
大家很快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坦尼森充满着强烈的欲望，就是要把它据为己有，他毫不犹豫地把花连根拔起。他不在乎花的生命，只想一心拥有它，岂不知他成了辣手摧花的无情者。尽管他还振振有词地侈谈什么懂得了花儿就可以了解上帝和人的本质，如果上帝有灵也会为花儿而哭泣的。在这首诗中，普遍地反映了西方人的心理，为了寻找真理而不惜破坏生命。与此相反，芭蕉则作出了另一种人性的反应。他不想摘取它，甚至连动它一下都没有，更不提说去了解一切了。为了“看”这朵花，他只是静静地仔细地观望它，心中没有一丝杂念。
坦尼森为了了解人和自然，不惜占有那朵花，他是随心所愿了，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结果也葬送了花儿的性命。而芭蕉凭着一颗素朴的心，只是平静地观看着这朵花，在静静地看中达到与花儿的精神交流，他甚至希望与其融为一体，让它自由自在地去生息繁衍，与天地融为一体。
当西方世界普遍陷入欲望的醉梦中的时候，也存在着“举世皆浊我独醒”的人物，他就是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我们在歌德的《发现》一诗中可以了解他的人生态度，而这是与坦尼森迥然相异的：
我在树林里
茫然漫游，
我的思想里
无所寻求。
我看到荫处小花一朵，
好像是明星，
又像明眸。
我想采下它，
它婉言道：
难道采下我，
让我枯掉？
我于是把它
连根掘起，
带回家中去，
放在园里。
拣了个幽处，
把它种下；
它长出新枝，
继续开花。
我们从这首诗中可以知道，当歌德漫无目的地散步的时候，不经意间，一朵小花吸引了他的眼球。与坦尼森一样，他内心也闪现出摘取这朵花的念头。但是，他又停了下来，歌德意识到这样做就意味着谋杀花儿的生命。在他看来，这朵花是那样的活泼可爱，令人怜惜，以至于它竟开口说话，而且提醒他要珍爱它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歌德的思想介于坦尼森和芭蕉之间，在关键时候，他对生命的珍爱超越了一切私心，也胜过了对事物的纯粹的求知好奇心。这部美好的诗篇充分地展现了歌德对人类生存的家园的珍爱态度。
与坦尼森不同的是，芭蕉和歌德与花的关系是以重生存为其主要特征的，在他们看来生命高于一切。随后，弗洛姆解释了重生存的生活方式的内涵。他说：
我所说的“生存”是以重生存的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不占有什么，也不希求占有什么，他心中充满欢乐，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与世界融为一体。
弗洛姆对歌德赞誉有加，他认为歌德是生命的热情的守护者，是反对一切肢解人和把人机械化的行径的斗士。
歌德不愧是人类心灵之花的辛勤的园丁，在许多作品中，他都反对占有而坚决地站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一边。在《浮士德》这部经典作品中，歌德对占有与生存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做了戏剧化的处理。魔鬼靡非斯特，就是占有欲这种生活方式的化身。歌德还写过一首短诗《所有物》，用他的智慧给我们揭示了一种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的生活方式，他用朴素的语言这样描述道：
我是一无所有，我知道，
我只有思想，不受干扰，
要从我心里涌流，
还有每个大好的良机，
这是可爱的命运如此，
让我彻底地享受。
在弗洛姆看来，自从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语言的运用上，正不断地从生存型向占有型转变。人们的占有欲望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名词和越来越少地使用动词，甚至许多动词的真正意蕴也都已被丢在太平洋里去了。
一般来说，名词只是表示事务的名称。比如我可以说，我有一张桌子，我有一栋别墅，我有一辆小汽车，我有一个情人等等。我们知道，对于一种活动、动作的表达，为了正确地表示某种过程，就需要意味深长的动词来画龙点睛。比如说，我是、我愿望、我爱、我恨等等。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某种活动更多地借助于“有”这个概念来表达了。也就是说，不是用动词而是用名词来表示。弗洛姆在此指出，为了表示某种活动而把“有”与一个名词来搭配，实际上是对语言的任意践踏，完全破坏了语言的真正意蕴。人们应该明白，人只能去经历或体验一个过程或一种活动，而无法像占有一个物品那样占有它。
“爱情”作为名词来说，只是对爱活动的一个抽象，已经和人分了家，成了为所欲为的精灵。爱着的人变成了爱情的奴仆，爱情化身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女神，成了人们的偶像，人们把自己的爱投射到了这种神秘的偶像崇拜之中。爱情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了，在这个本末倒置的异化过程中，可怜的人再也不能经历和体验爱情了，他完全匍匐在爱情女神的石榴裙下，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去爱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由自在的人，而是异化成了一个傀儡，一个偶像的崇拜者。
从当前的语言运用中，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虽有夸张之嫌，但也不失其真实性。比如说，有一天，一个漂亮的中年妇女急切地走进一个精神分析门诊，她很快地走到精神分析医生的面前，心神不宁的她第一句话会说：“大夫，不好了，我现在有一个让我心烦意乱的难题。”如果我们考察以下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情况，病人大概不会说“我有一个难题”，她有可能会说“大夫，我现在很忧虑”。
现代的语言风格转变，说明了人们正在忘却过去，在不断满足自己的占有欲中丢失了自我。我们通过分析清楚地知道，如果我说“我有一个难题”而不是“我忧虑”，这就会把自我的体验排除得一干二净了。于是我把我的感情变成了一个可以据为己有的东西：一个难题。“难题”只是种种困难的抽象笼统的说法，无论我多么权倾一时，我也无法占有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人为所欲为去占有的物品，相反的是，难题通常却能占有我。准确地说，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难题”，我的创造物占有了我，我被它牵着鼻子走。语言的这种变化说明了在无意识中，人们就异化了。
弗洛姆略有伤感地说，随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冲击，许多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这种“这是我的”、“对我来说”句型结构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有”这种句型结构，而相反的发展只是一个梦想，这是很令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