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这样说，“有”这个词不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在人性这个词典中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它是随着私有财产出现而形成的。而在那些只存在共同占有财产的社会里，也就是说，这种财产只用于日常的使用和消耗，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时代的贪欲，因而也就没有产生“有”这个词。弗洛姆指出，这种假设是否正确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还有待于社会语言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无论结果如何，它至少给我们的探索指出了一个方向。
2.金钱买不到真正的人生
通过对重占有的生活方式的介绍，我想大家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有了一定的理解。大家然后会问，那么弗洛姆对重生存的生活方式是怎么叙述的？它与重占有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下面我们就对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作一番介绍。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更多地追求物质占有，是人们体验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生活方式，而对于重生存的生活方式却知之甚少，要想把这个概念说清楚还真是一个难题。
大家知道，占有也就是拥有的意思，它涉及到的是物，而物是具体的，可以摸得着看得见。而生存就完全不同了，它是人的一种经历或体验。一般来说，体验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可用语言刻画的，只是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人格面具，我们一言一行中所展现的自我，因为人格面具像一个盔甲一样裹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具有物的特性。人不是一个物体，不像一幅没有生命的木雕摆在那里，相反他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七情六欲，如果把他当作一个物件来描述，那么人的一切鲜活的特性就会丧失殆尽。
当然，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说明，这说明对于理解我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心理结构是很有帮助的。然而这些并不够完全，因为我的全部自我、我的具有种种表现形式的个性、我的如此这般的生活等，就像天空中的日月星辰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要想全面地把握这些，那只能是一种美丽的幻想。只有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互动联系中，我们才能找到相互理解的交集，在生活之舞中展现自己。
弗洛姆明确地指出，重生存的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独立、自由以及具有批判精神。它就是要求人们积极主动地去生活。这种主动性说的不是那种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心的活动，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活动意味着去展现他的希望、他的才能和丰富的天赋，这些天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就是说，要自我更新，要成长，要爱，超越孤立的自我的桎梏，有兴趣去倾听和贡献。
也许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能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作更好的说明，比如说，一块玻璃是蓝色的，它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是蓝色的，而是当光线穿过它时别的颜色都被吸收了，不让它们通过。这就是说，我们这样称呼它，不是因为它占有了什么，而是看它显现出来的是什么。
我想现在大家该明白生存是什么了，重生存的生活方式的重返人间，需要人们的不断努力，特别是思想观念的更新。人们只有不断地消除重占有的，以及不是以生存为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能让物欲支配了我们的灵魂，爱和恨，也不要通过占有和固守我们的自我和财产来寻求安全和个性。
只有这样，重生存的生活方式才会在人间欣欣向荣。为了能够这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人们必须抛弃自我中心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就像神秘主义思想家那样，使自己变得空空如也起来，而不是让大脑里永远都是物。
弗洛姆继续指出，也许放弃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对人们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害怕这样做，没有了小汽车、豪华住宅以及其它奢侈品，他们会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丢进大海里一样。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扔掉了沉重的财富的拐杖之后，才能真正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和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行走，健步如飞。现实中人们总有一个错觉，好像没有了财产的支柱人就不能活，甚至遭受巨大的灾难。岂不知，阻碍他们前进的正是这种错觉，只有勇敢地走出自己，生活才会绚丽多彩。
弗洛姆认为，作为一个重生存的积极分子，著名的思想家斯宾诺莎就积极探索了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他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和一般民众的变化。斯宾诺莎认为，受非理性驱使的人的心灵是病态的，只有追求健全的成长和发展，人们才是自由、理智和愉快的，而且心理上也是健康的。心理上的健康说到底才是正确生活的表现。反之，心理上的病态则是表明一个人不能协调一致地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
相反，如果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只想着利润和金钱，一个沽名钓誉的人只想着荣誉，这些人并不因为他们往往令人讨厌、惹人痛恨而被看作是有精神病的。实际上，贪欲、虚荣心、淫欲等等，都是一种精神病，即使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算作是精神病。
斯宾诺莎这段话对现时代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陌生呀！他甚至把那些违背人性要求的激情称为病态的。而今，在人们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信念是：人们对金钱、财富和虚荣的追逐是生活的首要动力，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正常的和适应社会要求的。
通过以上的各种比较，弗洛姆对生存的意义做了精彩的说明。紧接着他说，“如果把生存和现象作一番比较的话，那就会发现生存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比如说，如果我表现得善良，那并不代表我是真正善良的，有时它只不过是我的一个面具，后面隐藏着我的私人企图；如果我表现得勇敢，这有可能只是说明我极为自负或者对生活已经感到厌倦；如果我表现得很爱过，实际上说不定我是出于个人的私利。
这些说明，外表、我的外在行为与促使我去做的力量是互相矛盾的，我的行为与我的性格不相符合。在此需要指出，个人的性格结构、他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才是他的真正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个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他的生活态度，不过常常它却成了这个人的假面具，在这面具的掩护下追逐着自己的一己之私。行为主义的行为学专门研究这个面具，好像这个面具就是可靠的科学事实。但是真正的理解需要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并不为人所知道，也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生存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要揭开人们的外在面具。
教士埃克哈特一直是弗洛姆所赞誉的一个中世纪的神学家。他曾经说过，对于重占有的生活方式来说，关键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占有对象，而是重占有的整个心态。一切都可以成为欲望的对象，比如日常用品、财产、好的行为、知识和思想。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坏的或者肮脏的，然而，如果它们阻碍了我们的自我实现，如果我们固守着这些东西，那么它们就成为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和独立的枷锁，这时这些东西就会变成坏的了。
埃克哈特在许多地方谈到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其中他最有代表的一句话是这样的：“人不必总去想应该做些什么，他应该更多去思考自己是什么。”这就是说，人活着重要的是美好地生存，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获得多少东西。
崇尚生命的伟大哲人，他们的世界观也都是以占有还是生存这一选择为核心的。佛说，谁想要达到生命的最高阶段，那他就不能为物欲所迷惑。基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掉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说，如果把自己交托给无止境的欲望而不是交给精神上的安宁，那最终只能是一个守财奴式的贪婪的人而已。埃克哈特教士说，不要占有什么，要使自己变得开放起来，不要因为贪欲而使自身的发展受到不必要的阻碍。
3.人还有得救的希望
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越来越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生来就是懒惰和被动的，假如没有物质上的刺激吸引或者饥饿、惩罚的驱使，那他既不愿劳动，也不愿做其他的什么事。
大家知道，这一信条已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我们制定教育和工作方法的准则。在弗洛姆看来，这不过是为现有的社会价值辩护而已，关于人生来就是自私和懒惰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通过对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的探讨可以证明这一点。
弗洛姆深刻地指出，虽然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中，是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维持自身生存的生物本能，则强化了人们对物的占有，而自私和懒惰并不是人的本性的真正展现。停止不前、固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一个人清楚自己拥有什么，他才能感觉自己是安全的，并因此紧紧抓住这些东西而不松手。
事实证明，人生来都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那就是表现自己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相联系以及摆脱利己欲望的束缚。弗洛姆说，他在这里所说的都有着充足的根据，多的可以写成一部书。因此，关于人的行为，就是要研究他们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人们不愿意去做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用贴标签来搪塞。为了证明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弗洛姆提出了以下六点说明。
1.对动物行为的观察。试验和直接的观察表明，许多动物即使在没有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仍然乐于从事困难的任务。
2.神经生理实验证明了神经细胞固有的活动性。
3.幼儿行为。弗洛姆利用当时的新研究指出，幼儿具有对复杂的刺激做出积极反映的能力和要求。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是矛盾的，按照他的假设，幼儿把外部刺激体验为一种威胁，从而激发自己的攻击性以抵抗这种威胁。
4.学习行为。许多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之所以“懒”，是因为要学的东西是通过枯燥、死板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他们对此没有真正的兴趣，一旦这种压力和枯燥乏味不复存在，同样的一些学生却表现了极大的积极主动性。
5.劳动行为。埃·梅奥曾做过一项具有经典意义的实验。他证明，当工作人员知道自己在参加一项试验的时候，一件本来枯燥乏味的工作也会变得有意思起来。当然，进行实验的人应是乐观的、有才华和知道怎样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参与感的。
在欧洲和美国的一批工厂里所做的研究都显示出同一结果，那就是即使那些对工作毫无兴趣的工人，一旦有机会在其劳动场所发挥自己的主动权、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了解全部生产过程以及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会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他们变得富有创造性、积极、富于想像力和更为满足。不少工厂的领导也都相信这一点。
6.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邱吉尔曾经要求英国人付出血、汗和眼泪。他不是在吓唬他们，而是要唤起他们内心深处乐于牺牲和为共同体做贡献的欲望。战争期间，面对城市所遭受的狂轰滥炸，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共同的灾难并没有使人们失去勇气，相反却坚定了受攻击一方的反抗决心。以为通过恐怖的攻击就可以瓦解敌方的斗志，从而更快地结束战争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战争和苦难比物质充裕的生活更能唤起人们的奉献和忘我精神。在安逸的和平生活中最盛行的是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行为。奉献、分享和乐意为他人做出牺牲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出现的宗教团体、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团体，都在极力实践着这些。
那些不要任何报酬而贡献自己血液的人，其动机就是美好的；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别人的生命的人，其行为也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凡是具有真爱的人，都会在实际生活中处处为别人着想，乐于贡献自己。虚伪的爱情会使人变得更自私自利，真正的爱则更能使人去爱别人和去奉献，如果爱上了一个人，那真正爱着的人爱的是整个世界。
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中，从感情上来说，人们并不重视那种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少，因为真正的感情体验是无价之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中，从同一事物中获得快乐的人不只一个，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不是一定要占有它才能享受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再进行竞争或争夺，而且人们更能深刻地体验到一种油然而生的幸福——分享的快乐。他们甚至愿意分担痛苦。
弗洛姆充满深情地说，只有这样一种体验才会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生动并继续保持下去。
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受到压抑，但它总是存在的。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没有扫罗就不会有保罗”，保罗在未被感化之前并不是一个圣徒。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来取代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就是让生命的天平倾向另一端，是通过社会的变革，褒扬新的东西和贬抑旧的东西来实现的。
众所周知，人们无法想像一个与旧人有着天壤之别的新人，在这里关键就是方向的改变。向着新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如果方向正确，那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