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明宫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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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敢教日月换新天——大明皇帝篇(6)

1519年正德又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大臣们终于不能忍受了。全体监察官联名诤谏劝阻,列队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再加上其他官员也递本上奏,结果皇帝大怒。在江彬的建议下,正德对所有跪劝不去的一百四十六个官员施以廷杖三十下,其中十一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此事引起了大学士们的集体辞职,但最后还是为皇上温旨慰留了。不过南巡一事还是成行,只是一直延滞秋天。这次南巡不同于以往的北巡,而纯粹是游玩。在游玩的过程中,正德皇帝在一次捕鱼的活动中,自驾轻舟,结果倾覆,虽然获救,但落下病根。

1520年年底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中病死了,朱厚照从十六七岁住进豹房,一直到死,先后历时十几年。在这期间,他完全沉溺于女色和嬉戏之中,政事全由太监来代理,其生活可谓是淫逸之至,豹房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以荒淫著称的一个大淫窝。

嘉靖皇帝为什么会迷信道教

明代嘉靖以前的各朝大多以信仰佛教为主,但到了嘉靖年间,却变为毁佛崇道。嘉靖皇帝迷信道教,给自己起了很多的别号,比如“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嘉靖皇帝为什么会迷信道教,这是很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

嘉靖做了皇帝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年),太监崔文等人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皇上题写青词。时年才十几岁的小皇上感觉很有意思,开始对道教产生了兴趣。后来,嘉靖皇帝因为进宫很久仍然没有皇子,十分苦恼。有个大臣说江西龙虎山的道士很是灵验,皇上应该立即召邵元节进宫作法。嘉靖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高兴,便急召邵元节进宫。邵元节进宫之后,马上建祈嗣醮,装神弄鬼做了一通法。不知是因为巧合还是什么,邵元节作法后不久就回山修炼,临走之前告诉皇帝说不必为子嗣的事烦心,因为上天念皇帝信道心诚,所以皇子指日可生。嘉靖皇帝听了当然是喜出望外。邵元节走后不久,嘉靖宠爱的阎贵妃真的生下一子,接着,其他的几个妃子也相继生下皇子。嘉靖皇帝因此对邵元节感激不尽,立即加封邵元节为尚书,赐一品冠服,专事祷祀。这件事情以后,嘉靖见道教这么灵验,对道教更加感兴趣了。他还给邵元节修建了一所显灵宫,让他住在里面,专门掌管祷祀之事。皇帝后来又专门修建显灵宫的吴极通明殿,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每天上朝之后,世宗就到邵元节的宫中学他作法。有一次,京师大旱,一连几个月不下雨。世宗知道邵元节作法灵验,便要他作法求雨,没想到几天之后果然下起了雨,嘉靖对邵元节更加信任了,加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还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嘉靖皇帝作一次法要花费大量的银子。据记载:“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

后来邵元节病死,死前推荐了同自己要好的道士陶仲文来代替自己。嘉靖皇帝马上加封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加礼部尚书衔,食一品俸禄,命他马上进宫侍奉皇上。同时下诏封自己4岁的儿子为监国,自己则退居后宫专门体验陶仲文的房中术和金丹。嘉靖对陶仲文的宠信已到了“见则与上同坐绣礅,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的程度。有一次嘉靖皇帝出巡,陶仲文随驾扈。路上他们一行人遇到了旋风,嘉靖皇帝马上问陶仲文主何吉凶,陶仲文回答道:“宫中将会发生火灾。”当天晚上行宫果然起火,嘉靖皇帝惊叹不已,认为陶仲文真的是神仙,又加封他为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从此以后,嘉靖皇帝每次举行斋醮大礼,总要命文臣写一篇祷告太上老君的文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名曰“青词”。有一批官员投其所好,致力于撰写做醮事用的青词,因此获得了提升。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工整和文字华丽、吉祥。如:“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首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作。嘉靖从这之后完全沉浸在对道教的迷信中,不再理会朝政。

宣德云纹铜熏炉

世宗迷信道教,开始还是因为道教的法术可以解决一些求雨、祈嗣的问题,但他后来迷信道教则是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道。他特别崇信道教,宠用道士。道士们看准了他的心理,竞相向他进献一些邪方妖术,讨取他的欢心。道士们建议世宗实行采阴补阳之道,其实是世宗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他根据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论,整日练习房中秘术并与处女交配,希望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目的。他还要道士们炼“先天丹铅”,这种“丹铅”,是用少女初潮的经血做原料。陶仲文还向皇帝推荐一种被称为“元性纯红丹”的丹药,据他说服下此药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嘉靖皇帝听了信以为真,马上派人去各地采集炼制丹药的必备药材。不过,这副药的药材易得,药引却难得。这“元性纯红丹”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红丸”,也被称为红铅丸,只是一种特殊的春药而已,在服用后短时间内确实能够使人觉得精力大增,气血两顺。红丸的制法非常特别,必须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来做药引。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盛在金或银的器皿中,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再加入乌梅等各种药物,连煮七次,使药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没药、辰砂、松脂等其他有凝固作用的东西,以火提炼,最后炼制成一粒粒的丹丸。这种药还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是女子初为人母的乳汁调服才能奏效,许多宫女因此被摧残致死。

晚年,嘉靖不满足于已知的方术,派人巡行天下,遍访名士,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又有一大批骗子先后受到嘉靖的宠爱。百姓为了获得封赏也纷纷献书,丰城居民熊显进献《仙书》六十六册,方士赵添寿、医士申世文共献“秘法”三十五种,还有人伪造了《诸品仙方》、《养老新书》等书,说是仙书,献给皇帝。嘉靖一生迷信道教,最后也是因为服用红丸仙丹过多,因铅中毒而死,真可谓与道教生死与共了。

万历皇帝为什么二十年不理朝政

《清仁宗实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怠惰”二字点出了万历朝后期的特点。

万历皇帝,名朱翊钧,明嘉靖帝之孙、隆庆帝第三子,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庙号神宗,在位四十八年。这四十八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政时期、亲政时期、怠政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初政时期由于有慈圣皇太后李氏、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大学士首辅张居正三人配合,同心协力,万历皇帝还是大有建树的。整个国家朝纲不紊,社会安定,经济也得到发展。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接着果断地进行“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在最后的二十年中,明神宗几乎全面停止了视朝,不理朝政了,这期间,他身居大内,贪图酒色,不事祭祀,不见群臣,不批奏章,完全不治国政。

为什么在统治的前半期非常勤政,而在后半期却可以怠政到如此地步?探其缘由,并不偶然。

万历帝登基之时,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正处于活泼好动任性的阶段。然而作为一国之君,他却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一是其母慈圣皇太后李氏的限制。万历即位后至大婚前,慈圣皇太后一直与他同住在乾清宫中。李氏对儿子的要求十分严格,对他能否勤奋学习极为关怀,对儿子的不当行为也绝不姑息。

二是大伴冯保的牵制。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提携捧抱、兢兢业业照顾他的大伴——冯保。万历即位后,冯保做到了宦官的最高职位,即司礼监太监。他经常向慈圣皇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所以当大伴做出了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后,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常规的处罚,有时竟达好几个小时之久。

三是首辅张居正的约束。因为在万历即位之初,高拱自以为是先皇朝的元老重臣,且新皇年幼,故不将其放在眼里,这引起了两宫太后的忌惮。最后在张居正的帮助下将高拱除掉,维护了皇权。因此,张居正在两宫太后以及小皇帝的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之间不仅是宰相和君主的关系,还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万历帝称张居正“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张居正也尽心尽力辅佐教导小皇帝。《明史·张居正传》记载说,张居正教导万历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机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这六条,把读书、行政、做人、品德、健康、生活都提到了。就这样在皇太后、大伴和张居正的监督和影响之下,万历帝初政时期非常勤政爱民,使国家出现了一片和平景象。明朝人史玄在其引《日京遗事》中写北京当时的情况:道路无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夜,长安街上歌声婉转曼妙。

明长城砖

万历十二年,张居正故去,这成为万历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张居正在生前曾经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在朝廷中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的人。因此,他一死,朝廷中很多官员掀起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风潮,纷纷上奏参劾他。在这一过程中,万历皇帝发现他一直尊敬的老师原来在很多方面并不是像其标榜的那样廉洁、正直,这使得他有种上当的感觉。所以在一波波的反张浪潮的冲击下,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万历帝派人抄了他的家。

一起被清算的还有万历帝的大伴冯保。因为张居正生前与冯保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多政令的最后实施、官员的任命调动都是二人在背后进行推动。且冯保跟张居正一样都聚敛了不少的财富。所以在这次运动中,朝臣们将冯保一起给参劾了,最终使万历帝将其驱逐出京。

从此,万历帝摆脱了他们二人的影响。而且自万历帝成婚后,慈圣皇太后也搬出了乾清宫,对他的管束已不似以前那般严厉。这样皇权最终掌握在了万历帝自己的手中,他的所作所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了,其性格中原有的任性、倔强,此后更加发展。这为其后来的怠政埋下了伏笔。

另外,万历帝亲政以后,在12年的时间里连着进行了“三大征”,平定了哮拜之乱、播州之乱,完成了援朝抗倭这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三大征”,使万历皇帝颇有些志得意满,后来就逐渐怠于政事。

不过最终促使万历帝走向不理朝政道路的还是本朝的“国本之争”。在万历帝的九嫔之中,他独对当时的淑嫔郑氏倾心。据说郑氏之所以能够赢得皇帝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容貌,而在于她的聪明机智,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此很符合皇帝情感上的需要。而且郑氏凭着自己的机智和聪明,很快看清了万历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非常柔弱的事实。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皇太后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他看成是一具执行任务的机器,而忽视了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会伤感会冲动的人的需求。基于这种了解,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而却不能与其交心的情况下,郑氏对其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能倾听他的诉苦,为他增加信心。所以万历帝很珍惜这份感情,对郑氏宠爱有加,封其为贵妃。郑氏有一子,名朱常洵,为万历帝第三子。郑氏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王朝的继任者,为了满足心爱女人的要求,万历帝决定废掉长子朱常洛的太子之位。然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嫡长子继承制,让大臣们不同意皇帝的做法,同万历帝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争执。而且皇太后也不同意皇帝的做法,特别是万历帝曾以太子常洛的母亲是宫女,身份不高为借口要废太子,遭到了皇太后的严责,说他也是宫女所生(万历的母亲李氏原来也曾是宫女)。由于太子是王朝未来的君主,所以又被称为“国本”,所以这一事件又被称为“国本之争”。因为立朱常洵的愿望没有实现,使自己的爱妃郁郁寡欢。而且张居正事件之后,万历帝明白了任何人都是具有遵守道德伦理的一面,而又有自己的私心贪欲的一面。既然他无法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他就更不愿意接受臣僚的意见,所以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并以实际行动开始跟自己的大臣们做长久的对抗。臣僚们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那么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接受翰林院的官……如此对峙双方竟达十年之久。后来虽然迫于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立常洛为太子,将常洵封为福王分封到河南,却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从此,万历帝依然是皇帝,但却开始消极怠工。他的怠工主要表现在“六不做、六做”上。

“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也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不上朝,不接见大臣,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不参加经筵讲席。“六做”,即沉湎酒色,贪敛钱财,乱封滥赠,肆意挥霍,大兴土木,胡作非为。

万历以报复的心态进行的怠政竟持续了二十年之久。他的怠政不仅使当时的国家出现了中枢瘫痪、财政枯竭、辩诬废弛的弊病,而且也使明朝从此衰落下去。而在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已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起兵,创立八旗,建立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绥服漠南蒙古,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并发布“七大恨”告天,开始向大明皇朝挑战。

所以说明朝的灭亡始于万历朝并不为过。

史上最爱钱的万历皇帝

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我们耳熟能详的皇帝也有很多,他们有着各自的喜好和性格特点。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皇帝中也有着自己的癖好:有的爱美女,有的爱书法,有的爱诗歌,有的爱音律,甚至有的爱睡觉……明神宗朱翊钧也有自己的爱好,他爱的是:钱。甚至他因此而成了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爱钱皇帝。原因是他单纯地喜欢收集金银财宝,就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守财奴一样,巴不得把全天下的财富都收入自己的囊中。

建文通宝

或许有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万历皇帝贵为天子,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天下财富任他取用,他为何还这样爱钱?那是因为万历皇帝不是这么想的,他一定要用实实在在的钱充满自己的私人钱库才觉得心安。为了达到敛财的目的,他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是想出了许多荒唐的点子。他常常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然后就非常高兴的存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