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偶作为修辞方式无疑是特别的，结构相同、字数相等、意义关联的词组或句子并列在一起时，无论在审美形式上，包括视觉感受、节奏音韵，还是在意义蕴涵上都会蔓延出独特的艺术效果。这种修辞形式被普遍运用在诗赋、骈文、对联、八股等文体中，究其原因，除汉字本身的原因，促使人们突出汉字的整齐、和谐的形式美之外，阴阳哲学影响下的审美方式和美学趣味是形成对偶修辞的文化基础。对偶的形态多种多样，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作为修辞方式，对偶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简单向复杂的演进，而在理论认识上，关于对偶的分类由粗疏转向细密。“自汉魏到初唐，对偶这种语言艺术形式已日臻完善，理论总结也趋于完备。诸如刘勰“四对”说，上官仪“六对”“八对”说、《文笔式》“十二种对”、元兢“六种对”、崔融、李峤“九种对”等等。理论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汉语的对偶形态的分类，随着丰富的创说而不断得到合理的条贯与整合。”对偶类别繁多，这是对偶形式内部的自我滋生。
对于种种对偶在此不作一一专门解释，但为了探究对偶的本质，我们可以暂分两类来分析，其一是刘勰“四对”以及初唐四杰的对偶，另一类则以上官仪所说的“六对”、“八对”为代表。前者是自觉运用阴阳思维方式与审美方式的对偶，后者是沉迷于细碎比照、工巧映带的对偶技巧。这大相径庭又彼此的对偶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各自体现了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阴阳思想与刘勰对偶论
可以设想，原始人的最初的意识是混沌的，他们所接触到的世界也是暧昧不明的，人们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时空观念，才能准确有效地认识历史经验和物理世界以及当下存在。而时空观念并非来自先天，也不来自上帝赋予，都是人类认识经验的累积。颇有趣味的是，昼夜、旦暮、日月、左右、上下、前后、东西、南北等原初时空观念的产生以及表达，都是在对立关系和与日月关系中进行的。“原始人最早的时间观念，大概起源于昼夜的划分”，古人以太阳和月亮为参照，如中国云南的纳西族其表示白昼时间的象形字，与太阳完全是同一形象，而表示夜则画月亮形象。对立关系中的太阳和月亮表达了日与夜，并由此派生出旦和暮观念，“纳西象形文‘旦’字，其形是太阳从山凹中冉冉升起，光芒上射。”“纳西象形文‘暮’字，其形是太阳正向山凹下落，光芒下垂。”以太阳的上下、强弱来表达时间，而在这时间中其实也有了上下观念的萌芽。关于东西方的表达，中国人也是借助太阳的出没及相关物象来完成。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它民族与文化）时空观念的建立是与太阳、月亮，尤其是太阳的升降有密切关系的，他们以日和月这两个基本的天体为准，在两者的对立关系中确定认识时空的基本坐标。而阴阳作为抽象概念，自觉地被运用在哲学领域来描述世界的变动，表达对立存在，则是在西周末年以后。史官阳伯父以阴阳之气的平衡与失调来解释地震和国家兴亡，《国语·周语上》记载：“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这里的阴阳与气联系在一起，是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战国时期，老子以阴阳来解释天地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所谓阴阳，亦指阴阳二气，但认为二气相交则生万物，所以万物都具有阴阳两方面的性质。”《庄子》、《管子》中都以阴阳变化来解释春秋代序、天象变化、人之生死。《易传》的作者受道家和阴阳家学说的影响用阴阳变易来解释《周易》，形成了一套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政治观等领域的丰富多彩的阴阳观念。《易传》包括共七种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称为十翼，非一人一时所作，是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总体上体现着阴阳变化而生世界万物的宇宙观，阴阳各当其位的伦理观，阴阳相生的辨证观、生气观，也提供了仰观俯察的观照方法。《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的乾坤、贵贱、动静、刚柔，都是在阴阳观之下的对物的抽象，它认为世界在有秩序的阴阳对立中化生变化。从占筮的原则也可看出这种特别的阴阳思想，《彖》认为爻有当位与不当位，一卦有六爻，一三五为阳位，二四六为阴位，阳爻处阳位，阴爻处阴位，则是当位，反之，则不当位。虽然存在阳尊阴卑的观念，但阴阳必须各得其位，并且相应则吉，即所谓“应位说”。如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三对位置，彼此相应，但真正的相应则是阴爻阳爻相应，取阴阳交通之意。以阴阳尊卑定位和交合应和来解释世界，是《易传》的基本原理。由于阴阳变化，世界又是难测的，《系辞》说：“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思想也直接影响方法论，只有从阴阳的角度，从观天地万物，体其中幽微，设卦观象，才可以知道世界的变化和秘密，才可以穷理尽性，安身立命。《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了更好地明天道人事妙极之理，《易传》对一些事物给予阴阳化，正如朱伯崑先生认为：“就《系辞》解释筮法时所举事例看，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刚为阳，柔为阴；健为阳，顺为阴；明为阳，幽为阴；进为阳，退为阴；辟为阳，阖为阴；伸为阳，屈为阴。贵为阳，贱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民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总之，认为从自然现象到人类社会生活，都存在这对立面，其对立面称之为‘一阴一阳’。”并将这种阴阳相交原则与几个基本的天、地、水、火、山、泽等物质要素结合来进一步解释世界构成与变化。《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孔颖达正义曰：“此一节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兑象山泽，震、巽象雷风，坎、离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异处，则庶类无生成之用，品物无变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错，则天地人事莫不备矣。”八种要素各各不同，彼此相错而变化顿生，在《说卦》中又将诸多具体物事分别纳入八卦中，以乾为例，《说卦》曰：“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这样，天地间所有事物都纳入到阴阳变化中，而在天地之间体察阴阳变化，成为中国人气魄宏伟、纵横六合又精微细致、探赜索隐的思维方式。总之，《易传》中所传达的阴阳观念认为，世界由阴阳刚柔变化而成，同时又遵循着天尊地卑的自然伦理，而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候需要广大而深微的观照方式。在语言形式上，《易传》中的文辞也符合阴阳之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将它视为运用对偶的典范。
《文心雕龙》重视《易》，将《易》视为人文之元。刘勰以为文学是自然之道的体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是道之文，人乃万物之灵，五行之秀，更是如此。天地广大，人能仰观俯察，天道垂范，人心悟参，而有人文。《文心雕龙·原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缕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易》是人文之初，是人的创造，具体地说是幽赞神明而得。刘勰的文学观念中注重人与自然的深刻微妙的交流，所谓作为主宰的“神理”，是自然的莫测变化，作为创作者就要获得真理性感悟，《神思》篇中即表达了此内容。刘勰认为文学的产生和《易》的产生是同步的，而文学创作与圣人的幽赞神明又是类似的。《原道》篇中，刘勰在讨论文道时，不离《易》道，深受《易传》思想影响。其中“通变”的思想、风格理论渗透着《易传》精神。
文学艺术离不开新变，但如何新变，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则需要智慧。《文心雕龙·通变》：“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一方面是相对稳定的文体传统，一方面是来源于变幻莫测的文辞气力，文学正如滔滔河流，展示着历史性的、时代性的波涛，向前不息，可谓新变随处可见，源头从未间断。所谓“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这是化用了《易传》中的言辞及思想，以圣人敏察阴阳之变来比类文学的新变与沿革。《易传·系辞上》有言：“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孔颖达正义：“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错综其数’者，错谓交错，综谓总聚，交错总聚其阴阳之数也。‘通其变’者，由交错总聚，通极其阴阳相变也。”交错总聚是世界变化的规律，也是圣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世界往来不穷，一开一合，同样也需要认识者穷极机微，通观其变。刘勰将文学视为因缘复杂的产物，是传统和新变的辨证统一。
在风格方面，更是有意识地以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来建构风格的分类。风格的形成与文化传统、文体沿革和作家个性有关系，故风格的种类错综复杂。刘勰借用阴阳辨证思想，提出了风格模式。《文心雕龙·体性》篇：“才有痈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也。”这是以阴阳刚柔理论来说明风格呈现多样性的根本原因，如此运用阴阳理论，实在是有效而巧妙的，因为文学是情性的表达，是生气的变化，有气则有阴阳，有阴阳则变化多端，再加上其自身传统和文化基因，必然生出错综复杂的风格特征。而在对风格分类时，刘勰将他们分为八种，“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八种风格两两相对：“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种风格又“八体屡迁”，结合个人学养与气质，形成姿态各异的亚风格（本书风格一章中有论述）。
以易论文贯穿在《文心雕龙》中，文章的变化，文章的姿态都可以用阴阳来解释，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下，刘勰对对偶这一修辞方式也给予独到的解释，而这一解释，更加突出了对偶的特质。首先，刘勰认为对偶的产生自然而然；源于人心，来于造化，文辞必然成对，这一思想中整合了《易传》的阴阳观念。《文心雕龙·丽辞》：“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作为造化和神理的体现，任何事物不是孤立而生，作为人心的表达，文辞也自然成对。《周易·系辞上》有一生二，乃至无穷的哲理表达：“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颖达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周易·系辞上》中本源为“太极”，《丽辞》中本源为“造化”和“神理”，在刘勰的思想中两者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明道》篇中，认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但又认为所有这些人文现象受神理主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他一生二，两两相生的观念是来于《易传》，并准确而创造性地运用在文学理论中，并以《易传》中文辞为例，进一步阐述：
《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感类，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