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句句相衔”是指，《周易·乾卦》中有：“乾，元、亨、利、贞。”《文言》解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里出现系列的句与句之间的对偶，前四句彼此相对，后四句亦然，前后四句又彼此相衔，形成有对比有呼应，彼此相衔的结构。所谓字字相俪是指，《周易·乾卦·文言》：“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是两两相比，成双成对。所谓“宛转相承”是指，《周易·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简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段文字从两个方向展开，如两条递进的平行线，每条线内上承下接，两条线之间彼此对偶。所谓隔行悬合是指：《周易·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段文字先是两句相对，接着这两句并流而生新句，也生新意；接着又有两个对偶句，与前边两句对偶，而此两句对偶新生的新句与前一新句形成对偶，从树梢向主干观察即可以看到此种结构。一般的修辞学在讲对偶时，忽略了上述文字而只讲“四对”，这是不全面的，“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宛转相承”、“隔行悬合”，这是刘勰给对偶形式的概括性很强的描述。刘勰以《易传》阴阳思想给对偶做出了哲学解释，并借此思想更加深入地看清了对偶中的形态。初步看来，他理解的对偶是两两相对，但又不可无衔，在整体上要形成有机体、生命体，并且富有形式感。
如果说这四种形态是描述性的，发生学的，那么“四对”是对对偶体式的更加抽象的划分。《文心雕龙·丽辞》：“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文章主要包括“言”、“事”、“理”三个要素，正对、反对是从“理”与“义”的角度而言，因为涉及到“理”，所以有“正”、“反”之分，“言对”是纯粹语言的对偶，“事对”是具体故实的对偶，而文学艺术中的“理”并非抽象哲理，往往与具体语言和事件浑然一体，所有事对中也有正反，言对中也有正反。刘勰此段文字是讲文学的基本构成因素内部的对偶。其基本原则是：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自见也。
言对需要精巧，事对需要允当，在对偶中一定不可钻形逐貌，沉迷辞藻中，因为根据刘勰的对偶理论，对偶是相对相生的，正如阴阳两物，既有对立，也有交互共生，所以，对偶必然从形式走向精神和气质，即在语言的精美对仗之下，还要文气充沛，生机盎然，反对“气无异类，文乏异采”，而达到“理圆事密，联璧其章”。
刘勰的对偶思想是在阴阳思想指导下，结合文学具体情况而产生的，见解宏深，论证严密，切近真理，他所主张的对偶是精密有致的语言艺术，具有华美的形式感，但这些形式使得文章更加气运连绵，光彩焕发，而不是适得其反。对偶作为修辞形式，同时又是思维方式，也是文章的精神，此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初唐四杰对偶思想与唐代诗学变革
《易传》贯通寰宇，横跨古今的宇宙观，以及微妙精深的阴阳辨证思想于初唐四杰的对偶修辞影响很大。没有这一思想的进入，对偶将永远停留在琐碎的辞藻追求中。四杰给唐代诗坛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之一，就是将这种修辞重新与阴阳辨证思想联姻，作为一种审美智慧，运用在观照世界、形式构成和遣辞造句中。
对偶艺术发展到唐代更加纤细精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龙朔诗人大行雕刻柔媚之风。初唐四杰在实践和理论上批驳、抵制了这种诗风。这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是两种文化取向的较量，四杰出身寒微，但有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受河朔文化影响，以恢复王道政治为己任，有着比较独立的人格精神；龙朔文人以文章显贵，身处显要、侍奉人主，缺乏实际才干，也无积极进取、安邦济世的宏图大略。在文化方面，龙朔文人以文章为能事，尚文轻儒，“强调‘缘情体物’而忽视‘明道讽谏’，和许敬宗‘颂体诗’一味阿谀颂美，与其人格上的柔媚无骨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文根源，即缺乏儒家所强调的忠直骨鲠的精神。”初唐四杰重视儒学，重视复兴古道。在文学观念上，四杰与龙朔文人不同，我们看杨炯《王勃集序》则能知道四杰看待文学的眼界是宽广的，是复古的：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历年滋久，递为文质，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沉，唐宋宏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
王勃、杨炯声气相投，文学观念一致，他们期望恢复孔子、屈平的风骚精神，期望文儒合一的文化盛况，而风骚的结合，则是儒家之道与辞藻情思的两者兼备。显然是针对徒重文辞，汲汲于骈俪的龙朔文士而言。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杨炯、王勃的“文”道观，与刘勰类似，他们从泛文学概念来讨论文，认为文章绝不是辞藻之绮错，而是来于精深的文化传统，来于敏感的心灵，来于人对世界的宏观的把握和精微的感悟。正如杨炯所说，王勃的出现矫正了前代人徒事华靡，不学经典的弊端：“梁魏群材，周隋众制，或苛求虫篆，未尽力于丘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会时沿革，循古抑扬，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其有飞驰倏忽，倜傥纷纶，鼓动包四海之名，变化成一家之体，蹈前贤之未识，探先圣之不言，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并推心于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气于文枢。”王勃沉浸于典籍，又留心于文辞，以包罗古今的雄心，通变的精神，开创其体；同时，以纵横宇宙的文心，在创作中博览摄取，所谓“八纮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值得注意的是，四杰对“文”与“儒”的结合是有章法可循的，也是实有成效的，而不停留在观念领域。他们大多精通《易》学，将《易》中的文学观念、《易》的方法论，尤其是阴阳辨证思想运用在了具体的文学创作中。
正是由于文化取向、人格特征、文学观念的根本性不同，导致了以上官仪为代表的龙朔诗人和初唐四杰处理对偶的不同态度。我们以王勃和上官仪为例作对比。杨炯在《王勃集序》有一段文字，针对龙朔诗风和上官仪的六对、八对而发。他说：“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对于对偶本身，王勃、杨炯并不排斥，而是反对“纷绘小才”之下的“绮碎”、“纤微”、“繁综”，也就是说，缺少宏大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而留恋于繁琐密匝的对偶。龙朔年间，上官仪显贵，上官体流行，关于对偶，在理论上也颇为完善。《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日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日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并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亿，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上官仪在音韵和意象的对比照应上都很精致，沉浸在声律韵调的形式感中，迷恋于辞藻映带的绮错交合中，对偶在这里几乎是纯粹形式主义的，“那简直是在做文字游戏了”。之所以说上官仪是在做文字游戏，是因为其对偶停留在文字表面，纤细的形式中缺乏贯穿整体篇章的精神气质，更没有将对偶所能携带的阴阳辨证精神运用到艺术思维和表现中。上官仪对于对偶的理解是片面的，也是肤浅的。
从整首诗或许更能发现上官仪的对偶特征。《早春桂林殿应诏》：“步辇出报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暖将夕。”清歌、晓树、春堤、流莺、芳草、露文、雪华，彼此映照，色彩斑斓，写出了春天草长花开，莺啼蝶舞的生气四溢的景象，对事物情态的描述详尽，却又是程式化的，创作者好像随时隐蔽起来的一丝细线，耐心地贯穿起雅致的景色。物色的表面关系是上官仪所关注的，对世界的悉心参悟，对动静刚柔的敏觉在此缺场。《王昭君》是一首感怀之作，由于局限于文字上的对偶，使悲愁的表现形式化，诗歌写道：“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缄书待使还，泪尽白云天。”玉关、金河，琴悲、笛怨，对偶工整而有格调，模式化的景色写出了程式化的情思，雾掩、风惊句纤巧地表达了物理情态，该诗不失为一首别致有趣之作。但从整体来看，作者似乎在对偶中寻找词语带来的趣味，虽然也去呈现光、色、影等物色关系，但只是肤泛的趣味，不能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因而缺少思想力和个性。
上官仪对偶的精心运用，使得其作品词语纤巧化，思想苍白化，当对偶只作为着眼于文字的修辞形式时，其程式化力量将使作品细碎、支离。对偶更多地是一种思维方式，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总结中国诗歌特点：“从立意到韵律，重视对偶性思维。一般来说，对句性的表现手法，无论哪个国家的诗歌中都不罕见。然而在中国诗，它可以说作为中国人思维的本质而植根于对偶的意识，并且由于与‘作为中国语之基础单位的二音节结构’，和‘作为古典韵律的基础单位的平仄二分对立’、‘一字一音节的汉字表现’等特点结合在一起，使之超出了仅仅作为表现手法的领域，而成为生理性、体质性的东西。”上官仪只局限在字辞映带假对，给对偶注入强劲生机，或给对偶召唤回深厚文化内涵的是初唐四杰。松浦友久对于对偶的理解无疑是准确的，如果探讨过四杰的对偶思想，将会得出更精深的结论，事实上，对偶和平仄与阴阳思想之间的关系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