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之妙悟，主张学大乘，而反对声闻辟支，正如圭峰宗密禅师所论述：“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达磨门下展转相传者，是此禅也。”声闻辟支称小乘。大乘禅普济众生，小乘禅讲究自度，这是大小乘的区别之一，另一区别是小乘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大乘还否定法我的实在性，也即“悟我法二空”而显真理。到禅宗时代，此心即佛，便是大乘禅所本，而妙悟即是透彻之悟，与小乘相比无疑是高妙的。那么，严羽以禅宗妙悟来比拟学诗之妙悟的目的，除了倡明其讲求门径，取法乎上，加以熟参功夫的诗学目的之外，还在于倡明诗歌情理意兴的和谐统一。禅宗妙悟彻彻底底，不拘行色，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即是语言逃离了禅悟者与外部事物之间建立的理性联系，破坏了约定俗成的人与外部世界的指称意义，从而使语言更加自由地展示当下的、直接来自于内心的意义。所谓参活句，就是指摆脱日常语法及其背后的历史与理性，呈现活泼的现实与语言。正因如此，禅宗反对义理，追求即事即理的妙悟，佛灯说：“如今士大夫说禅说道，只依着义理便快活。大率似将钱买油餈，吃了便不饥。其余便道是瞒他，亦可笑也。”依赖义理，便磨灭了人心，必然堕入理窟，而真正的禅悟就如同南泉普愿禅师所说：“理随事变，宽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内。”所谓“宽廓非外”是“问一答百也无妨”，也即真正地参透了形色，妙理自心，皎洁澄然，而所谓“寂寥非内”指“睹对声色，不是好手”，即不呆看声色，而得超然妙悟。这也就是心与理与事合而为一的境界，如江西马祖道一禅师所云：“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睹见声色，是因为心之缘故，但心并不是封闭与固守着自身，是由于声色才生心生意，只有在随着时间和外部世界的变化中，即事即理，才会得到了无滞碍的妙理。也由此可见，偈语并非只是为了摆脱历史与理性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一种求得当下真实与真心的内在动因，促使它去抗拒语言惯性。在这一点上与诗歌创作在根本上完全相同，诗歌创作同样希望词理意兴瞬间内的完美展现，同样在努力摆脱现实和语言的惯性获得一刹那的最为崭新的发现和创造。严羽着重强调了词理意兴的和谐统一的诗性关系，所谓诗性关系是指词理意兴融合为一，事物形色因有了情与理而显示新的光辉，情性因为有了具体事理而具备了新的内涵和亮点，从而事、理、心融通为一个具有灵性的新的语言存在，即严羽所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存在但没有痕迹，没有语言的痕迹，没有说理的痕迹，这样的诗意一定广大无穷，一定具有绝对的创造性和某种神秘性。那种以议论为诗和以典故为诗的做法，削弱了诗歌的诗性，这样的创造中诗人的心没有解放出来，在取法中在法中僵化了。取法正宗，从法中彻底蜕化飞升，既尊重传统又期望最大的新创，正是严羽以妙悟论诗的宗旨所在。毫无疑问，以妙悟论诗，有本有源，有针对性，有创新性，有着极强的合理性，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也有着沉潜其中的激情和良苦用心，可是严羽这样质朴深刻的理论并不能为后人所深刻全面的理解。郭绍虞先生、钱钟书先生认为禅家靠悟，而诗人则于悟外更有“事”在，这种看法虽不为错，但以此为由苛责严羽却是不高明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严羽妙悟论的核心所在，从而没有与受评判者形成真正的对话。事实上，如果“事”指形色，妙悟中何尝没有“事”在呢？如果“事”指社会性的情感寄托，严羽何尝没有注意到呢？严羽超越禅宗妙悟之处正在于此。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论述到的。
二、兴趣
什么是兴趣？张少康先生认为：“‘兴’侧重于从作者的角度说，‘趣’侧重于从读者的角度说，其实都是指诗歌的美学特征。”具体而言，即是严羽所说的如下理想境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词理意兴融合为一才能如此出神入化，讲理但不涉理路，吟咏情性却又存在别趣，在此呈现了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但这种词理意兴的统一具有复杂的文化内涵。
首先，这里的“兴趣”与“言有尽而意无穷”具有禅学色彩。兴趣即是审美感兴，它与《诗经》中的感兴具有一定的理论联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之所以说兴趣与传统中的“兴”具有理论联系，是因为“兴趣”同样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对外物的审美感兴。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解释“兴”为“感发意志”，“托物兴辞”，这里的“感兴”都是以感性物象与有限语言来托喻微妙之理。文学作品的魅力，建立在语言华美奇诡，情感委曲动人与思想博大深刻之上，而思想又不能直白写出，轻易言说，所以作者往往需要通过感性材料来体现微妙之理，但这种体现是通过言说有限来隐约暗示的。也即展现冰山一角，以感性现象动人性情，理性在不言中显现。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中云：“古人为诗，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我们知道，杜甫此诗不仅写眼前所见的花草鸟木，而是要写心中所感，其中深重的感慨莫过于黍离之叹。这种留存于诗人心中的时代性的悲哀难以用语言来一一形容，而只有用暗示才是高明的言语之道。所以，在杜甫的所见所闻所感中，有一部分是有声的，有一部分是无言的；他写草木深深、花鸟烂漫、山河依旧是有声的音符，而国家破败、民瘼惨痛则是无声的旋律。从近处感觉入手，触及深远道理也是符合人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的。通过写伸手可触的物象来彰显深层道理，通过望眼即是的表象来表达难以言说的情感，从而获得言外之意。
这一近取诸身而揆万物之理的认识方式与审美方式可溯源到《周易》的认识论和审美方法论中。《周易正义》卷第七：圣人设卦观象，正义曰：“谓圣人设画其卦之时，莫不瞻观物象，法其物象，然后设之。”瞻观万象，然后设卦，设卦是以象征手段体现的理性总结，而体察物象则是以感官去感觉世界。这些物象是可见的，是人进入更深的意义世界的通道或媒介，通过它们能彰明不可见的事理。正如章学诚所说的：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在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人心营构之象是情的变易所产生，而情的变易又与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所以，人心之象也是天地自然之象。总之，通过观察自然之象，可以看到大道。从物象与大道的关系看，大道就在物象中体现，物象是一种比喻或象征，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和典型性，以生动的言语显示着隐含之理。在《周易》看来，物象本身就是“理”或“道”的显现，而此处的“道”与“理”不具有任何神秘性，而是阴阳变化中的某种规律，那么物象本身中的变化与关联便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受《周易》哲学影响的审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笔下可视可触的物象，他们笔下的字面语言都特别重视其中的象与象之间、字与字之间的微妙关系，虽然意象不见得鲜明，但整个意象群却很丰富，虽然字句不是特别耸人耳目，但整个语言却形成有机体，写实意味浓厚又意蕴深远的诗歌具备上述艺术特点。《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实的文字指示了某种正在发生的事实，也抓住了缠绵的情绪和孤单的美丽，自然而然地发现并用文字建立了宽松博大的联系。《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此段文字中的物象也并非凭空虚构，联想而得，而是来源于感官，作者描写了世界运动与心理变化上的某种同步和共振，意境尤其壮阔。
作为诗歌中的感兴，严羽也一定同意近取诸物而揆万物之理的审美方式，但我们不可忽视他对妙悟方式的引入。严羽所谓“兴趣”有其独特的一面，那就是兴趣与妙悟方式联系在一起，以妙悟为方法，求得词理意兴之统一。他强调语言、道理、意象组合的完美统一，倡导即事即理的妙悟，也即上文我们提到的：“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心与物难分彼此，所见之物是人心所见，所意识到的心，是由于依赖了物，如同玄学家所谓“与物冥冥”，心灵与物各任其性，妙悟者又与外物保持着随时的感应，而沟通心灵与外物以及大道的方式是“悟”，是不拘泥于形色和不执着于内心的对神性的获得，是心灵的突然透彻。那么，“即事即理”之“理”具有神秘性与主观性，它并不是对事物本身规律的揭示，而是成了高居于事物之上的理性。
于是，严羽所说的兴趣不仅是抒发情性，也不仅是感诸外物，领悟道理，而且具有了发自内心的某种神秘性与主观性结合的理性。这正是宋代诗歌的突出特征，严羽的“兴趣”说是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但是，他也看出了宋诗中以议论为诗的不良习气，也意识到宋诗中所缺少的盛唐气象。于是又突出诗人直指外物的志意感发。
兴趣是感兴，也是妙悟，更是一种气象，是不涉理路，形色情性语言浑沦为一的气象，更重要的是这一气象中具有汉魏盛唐以来的可贵的精神性内涵，严羽的审美思想中具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气象一词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屡见，如“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汉魏古诗，气象混沌”，“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气象是超越于语言的，体现着某种精神的形象与情理的完美结合，它是建立在具体句法、字法、音节、形象之上的气韵，如严羽提出：“意象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洒脱，不可拖泥带水”，“语忌直，意忌浅”，有“金石宫商之声”，等等具体修辞方面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严羽所理解的气象，即是指有风骨，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此类题材的诗歌贴近现实，可以感荡心灵，便具有了风骨，严羽所谓“建安风骨”、“盛唐风骨”
的核心思想与钟嵘所说的“建安风力”、刘勰所说的“风骨”、陈子昂所说“汉魏风骨”、李白所说的“建安骨”是相同的，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作者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表达激情涌动的诗性情怀。所以，严羽表彰雄浑悲壮的美学风格，他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可见，严羽所说的气象是具有具体内涵。总之，严羽兴趣说继承了传统感兴论的重视情性、切近外物的特点，同时以妙悟为手段，在传统感兴论中注入了禅学内容，在此基础上，严羽又将建暗风骨、盛唐风骨作为一种精神灌注在纯粹审美中，从而使审美有了方向，确立了以汉魏盛唐为宗的审美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