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生态智慧产生于古代农业社会；西方生态思想产生于近现代工业社会。尽管两种生态智慧和思想产生在不同的时代和知识背景前提下，最终却汇集在一起。东、西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思想的源泉，共同承担起思考所有文化文明的历史责任。
西方返观东方生态智慧，并不是放弃已有的生态思想和文化形态和已经取得的人类物质文明成果。而是从东方智慧的成果和西方生态思想批判着手，去透视未来生态世界和谐之路。寻找远古东方民族生态智慧更高的生存境界，也同时借助这一智慧超越当代生态危机和困境。这种历史发展的境遇的差异，以及生态思想资源的相遇，就是要求摒弃西方科学技术理性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回归到东方生态智慧中的生态整体主义中来，解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问题。
三、生态批评的内在意义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西方最新出现的一种文化批评潮流，自20世纪70－80年代在美英出现，19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在不少国家的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字面上看，生态批评混合使用了生态学、环境论和文学术语，但从整体来看，生态批评里的自然科学成分并不突出。克洛伯尔在《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1994年）一文中对这一点有明确论述。他说：“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它只不过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
20世纪中期，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所引发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构成了生态批评产生的理论背景。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对生态批评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因此有学者也将“生态批评”称为“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自然领域发生的危机，有其深刻的人文领域的根源，生态批评的责任是努力推进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在一个统一的地球生物圈内的互动。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诚如乔纳森·莱文（Jonathan Levin）认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美国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也明确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文本视野的拓宽、解读方法的丰富，我们对于生态批评的认识也在不断展开。回顾“生态批评”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对于“生态批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
生态批评研究最初的侧重点是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或者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这一时期生态批评关注文本，核心内容是人类如何观察或经验以野性、偏远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批评家最为赞赏梭罗作品为代表的“自然写作”——将对自然的科学观察、个人对自然的经验和自我心理分析等内容融为一体的非虚构作品，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但是生态批评关注的对象，绝不应仅仅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的狭小范围内。如果把这一部分当作生态批评单一的研究范围，就会限制它与更广阔文学领域和与整个世界的交流，而这是背离生态批评宗旨的。国内对生态批评的某些介绍，也存在着这样的弊端，过于强调自然写作研究的重要地位，容易使人对生态批评研究的对象产生误解。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批评的倡导者强调：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是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一个“伦理学的扩展”和“人类观念的开拓”。要以“生态为中心的”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的”批评，要从“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现自然与文化的交叉与互动。生态批评因此“超越了性别、种族、阶级、性趋向等单一的视角局限”，“将文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从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史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中吸取阐释模型，形成了一种诸多崭新视野的融会，以丰富它的批评实践”。可以说这是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生态批评”的界定，我们可以从狭义、广义来理解。狭义的看法特别注意“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广义的看法则主张全面研究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学艺术的联系。生态批评突出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要建设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观——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看到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包含了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整体。”
生态批评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打开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体现了严肃的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20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的主流已从文学的内部研究重新转向外部研究。人类意识、行为、精神、价值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一个机械化、工具理性化的世界加以剖析，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范畴在新的层面上被纳入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成为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学术生长点，生态批评也归属于文学研究的这种大趋势。生态批评实践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及其同作品关系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生态批评的特色在于思想文化批判，这种批判对促使人们认清人类思想和文化传统的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同学术背景的文学研究者用生态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化。生态意识与文学研究的整合为处于困境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生态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文学研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应该说是人文学科发展的必然，顺应这一趋势，国内从两三年前开始了“生态美学”、“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等课题的研究。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某些学术研究领域的落后面貌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正日趋缩小与世界主流学术的差距。近年来在西方相继兴起的后殖民批评、性别研究、身份政治研究等，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介绍到中国来。而生态批评更是史无前例地为中国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好机遇。因为在这一思潮中研究的客体，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应付的、决定全人类未来出路的问题；因为实实在在的环境问题压迫着所有国家所有学科的学者。同时，中国文化中蕴涵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深刻的生态思想财富，这和西方生态批评对二元论的解构试图不谋而合，中国学界完全可以藉此来参与国际学术争鸣。这股浪潮既是跨学科的，那么同样的阐释学思维方式也决定了它也将是跨文化和国际化的，它在全球化的今天也必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四、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成果
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目前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媒介生态”的研究课题，已经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媒介生态”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根据其诸多著述，通常认为他创立这一表述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生态式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传播学者尼尔·M·波兹曼（Neil M.Postman）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使用“传播生态”的概念，则试图具体地“揭示信息技术（IT）、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和融合”。在阿什德看来，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至少由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构成。这样的传播生态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流动的结构，是一种发展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框架；框架内的信息技术按传播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把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包括对文字和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等问题的研究。[本段关于“媒介生态”渊源与发展的阐述主要参考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载《传媒观察》2003。]尽管国外的媒介生态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主要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而在对“媒介生态”概念内涵的具体理解上并不一致。国内外的传媒生态研究在目的、方法和研究领域，乃至在对“媒介生态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理解与学科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载《传媒观察》2003。]
结合国内外对于“媒介生态”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崔保国作了这样的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并把媒介生态学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载《传媒观察》2003。]
国内传播学者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在电视文艺研究领域应该从前面提到的两大部类充分借鉴和吸收。大众传媒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电视是大众传媒中更小的分支系统，关于电视生态的研究目前还在初级阶段。引进“生态”观念与方法，参照媒介生态学的现有研究成果，立足理论创新进行电视生态研究，这也是当代电视研究的迫切需求。在有机关联的生态系统中，研究电视与其生存发展环境的关系，以及电视与人的关系，将对当代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五、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概念的提出
根据电视文艺发展现状与电视文艺批评研究的现状，在借鉴“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批评”、“媒介生态学”等系列概念的基础上，针对电视文艺生态失衡的现状，本书提出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
如前所述，既然“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那么“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又有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它的合理性是什么？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生态批评”文本视域的拓展获得答案。这种文本视域的拓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本对象从文学到电视的拓展，二是环境因素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