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批评的文本视域在不断拓宽。生态批评的倡导者最初将目光停留在关注文学文本，倡导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的“自然写作”上，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注意到生态批评初期研究中的缺陷。生态批评的文本研究不仅要关注“荒野”，也不仅关注那些“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以上对于文本视域拓展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今天“生态批评”中对于“环境”的界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纯粹自然生态世界，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人类更多的生活于人工创造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在人类生活所及的各式各样时空里，人类更多的是与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环境空间进行互动，与人类创造的人类中心文化观念进行互动，与人类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互动。此时，电视文艺已经成了人们生存的另一种环境。这种由人工建构的媒体环境，对我们现实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产生很强的冲击，如果没有生态意识，没有精神环保的观念，就会对我们现有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说这是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的核心所在。同时，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媒体传播的优势的凸现，媒体不但创造了新的环境，而且电视文本在某种层面上已经超过了文学文本，成为人们重要的认知工具和新的精神空间的延展。电视文艺取代了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生态批评关注的焦点，这是历史发展使然，如果我们忽视这一问题，还把关注的焦点仅仅停留在文学自身，就会丧失我们真正的批评阵地。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正是对“生态批评”的丰富与发展。综合“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与“生态批评”（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的界定，对于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个概念，我们可作这样的阐释：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是探讨电视文艺系统的自身规律，以及电视文艺与环境（包含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方法体系。这样的一个定义是在针对电视文艺自身的特点、电视文艺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结合自然科学的生态系统生态学和文化批评的生态批评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生态哲学最新的理论思想，作出的全新的阐释，目的是为评价电视文艺的发展提供独到视角和新的理论方法。
本书所提出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我们可以对它作这样的界定：
所谓“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是指评论者吸收生态学的基本思想——生态哲学思想，借鉴已有的（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批评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中西方文论资源，以与电视文艺相关的制作者、文本、受众、电视文艺热点问题与现象、电视文艺思潮、电视文艺的生产与消费活动等为研究对象，以电视文艺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电视文艺与人、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通过对电视文艺所营造的“非自然”人文环境系统结构、功能、种类、行为等以一种系统、动态、差异、非线性思维方法的整体考察，重审电视文艺与现实世界中人的精神状态、社会发展模式、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推进电视文艺系统生态、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谐发展从而推动电视文艺的创作与传播实践及其批评的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批评方法。
对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理解：我们所关注的研究对象是“电视文艺”，重点借鉴与“生态批评”相关的理论资源，建立一种与当前常用的电视文艺批评方法（如社会历史批评、本体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方法）相异的电视文艺批评方法。
按照以上的理论界定和方法，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上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结构层：第一，借用“生态系统”的概念，构建电视文艺及批评的生态系统；第二，重点探讨“电视文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考察电视文艺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的影响；第三，关注人文社会环境对电视文艺的影响。重点探讨人文社会环境与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电视文艺的制作观念、价值取向和各类节目形态结构关系的影响；第四，关注电视文艺对于人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影响。获得对于电视文艺批评的新的价值尺度。（注在本章第三节部分将对这四个层次作详细阐述）。
以上四个层次的内容均为“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题内应有之意。以这样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当代电视文艺节目及其引发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值得研究与关注的课题，同时也将对电视文艺的实践与发展提供启发性的思路。
第二节后现代语境与电视文艺学科交叉话语
一、从现代化、现代性到后现代、后现代性
现代化既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也是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与此相关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是“生态哲学”、“生态批评”孕育的直接的土壤，也是二十世纪文化研究、包括电视文化研究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与语境。
1、现代化与现代性
在此，我们首先要了解“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的具体内涵。
所谓“现代”，按照后现代主义者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共同理解，从历史时期上讲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完成时期；换言之，“现代”概念的时间范畴，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从产生、发展而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20世纪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或半工业化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何传启《什么是现代化？》，载《中国科学院网》2002年8月21日，网址：http：//www.cas.ac.cn/html/Dir/2002/08/21/4717.htm]
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特征的总和。学者们把处于现代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纳为传统性，把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的现代工业社会特点称为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新的产品分配和消费形式，通过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现代性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普及初等教育等。
从16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上帝的死亡和人的凸现的，是科学理性中心主义的形成。但是，19世纪维多利亚女皇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两次世界大战除了大量的死亡和破坏之外，还使科学背上“帮凶”的罪名。人们在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失去了本能和传统的引导之后，又失去了对科学的信赖，失去了精神家园，由此产生了现代人的焦虑。实现现代化是为了获得现代性，然而就在我们力图获得现代性之时，现代性在它的发源地却变成了一个问题。它被怀疑、拷问、批判，成为亟待超越的对象。《后现代科学》一书的作者们就认为：“尽管直至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当作赞美之辞或当代的同义语，但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超越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现代性所意味着的生存逻辑造成了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5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1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可怕的境地中。”[［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2、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
“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詹姆逊在2002年7月28日在华东师大的演讲中提到应该“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同时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时代，而是在进入一个晚期现代性时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经常不了解这一基本的问题，不承认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而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态度[《天涯》1999年第1期。]，实际上，人们迟早会在超越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来超越现代主义呢？或者说，在超越现代主义之时，人类应当走向何处？回到前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有人提出我们只能走向后现代社会，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来超越现代主义（现代性）。
如何看待和对待“现代性”，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采用对“后现代”的第一种理解，把后现代看作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的断裂或决裂，是一种旧的东西的终结和新东西的来临。因此，他们对于“现代性”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主本义的“现代化”给人民带来无数的苦难，工业化造成了对于农民、无产阶级和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也产生了一整套惩罚的制度和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话语。现代性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压迫和统治。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要求用新的价值和政治学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范畴、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
一部分学者认为，“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具有双关性，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modern）”是指“非现代”（not－modern），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实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在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modern）被理解为“高度现代”（hyper－modern），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副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走向极致的反动，是理性走向极致的反动。在某些特征上，后现代性近似于复归前现代性——感性泛滥、价值朦胧与混乱，但它与前现代性有着质的区别，分别处于“正—反—合”的一段辩证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后现代是包含了现代性历程后的嬗变，后现代的合理内核在于其现代性的基因，在于对现代性的极端化的修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非泾渭分明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往往是共时同行而又相互纠结的两条线索。[蔡尚伟、赵毅《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何传启在《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何传启，1999），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人类诞生到2100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等4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包括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过渡期等四个阶段，人类文明进程包括4个时代16个阶段；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文明发展具有周期性和加速性，知识时代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而是驿站，将来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现代化等。可以说，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较好地揭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困难（经典现代化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也化解了后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困境（现代与后现代的时间矛盾），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