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电视生态批评的身份立场
媒体在当代社会中，一直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我们深切感受到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世界在我们面前处于空前开放的状态。从海洋到陆地，从微观世界到宇宙太空，我们的足迹深入到了空前秘密的世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获得了极大的认知。古代人们想象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摄影机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大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红外线摄影机；X光摄影机；远红外线热影像摄影机；慢速摄影机；多闪照相法；遥控操纵摄影机等摄影技术的改进让我们能够拍摄到黑暗、偏远、快速变化中的景物；影视剧的繁荣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人在影像世界中苏醒过来，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时空里，在虚拟的时空里，我们体验着丰富多彩的百味人生；电视制造着各种时尚，人们对于身体、服饰、住宅极度关注，审美观念大大提高，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移动着的雕塑，我们进行着审美化的生活；同时，电视还能够发挥民主，促进交往，达到哈贝马斯所构想的理想状态，从而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因为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频道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迎合大众的娱乐主义盛行和视听污染的加剧，同时因为电视持续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更加加剧了现代人心灵的异化。全国一下子那么多电视台播出的却是同样浅薄无知的电视节目，节目雷同，资源浪费，品种单一化，电视浪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在传播不健康的东西，人们不禁要问：电视在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电视媒体想要给我们营造了怎样的生态环境？中国的电视媒体，究竟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带到什么地方去？如何发挥媒体的优势作用进行资源的深度发掘，如何遵循多样性的法则促进电视文化的价值重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对于电视文艺生态的价值重建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电视台内部机制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积极为电视文艺的发展寻求出路，一方面从关注电视文化发展、关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促进人的精神、文化、社会生态的提升，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王岳川先生在2004年7月作客中央电视台网站《电视批判》论坛时，认为电视批评走向电视生态批评表明当代中国电视界的精神自觉，同时表述了以下观点，对电视生态批评的视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岳川《当代传媒中的网络文化与电视批评》，载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生态批评不在于具有过去的纯西方理论输出的单维性，也不再具有西方文化霸权的中心性，它是吸收了东方文化精神以后的东西方文化整合的人和自然和谐的一种文化批评方法。因此，它具有包容性、整合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也许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整合会产生新的批评方法，才能正确地描述人类的基本思想的互补性和彼此话语沟通性，在这方面我更欣赏那些为文化生态批评提供中国编码的学者，他们的思想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在我看来，生态文化批评在国内分成了两路，一种是老一代的批评家将生态学的思路引入文化研究方面，强调人和自然的协调和谐；二是更年轻的一批学者提出的文学生态批评论和电视艺术批评论，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精神风采和深远的目光。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文学、电视意识中的一些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应当为文学界和电视界重视。
《电视批判》应该在两个方面成为中国电视文化的名牌产品：一是树立一批电视批判学者，通过他们的声音使强大的媒体获得一种批判精神，使广大的民众认可学者的声音；二是出现一系列重要的电视文化节目，当央视的栏目从15个频道扩展到未来的50个频道时，如果丧失了电视批判的声音，丧失了学者思考的加入，丧失了有境界的有文化深度的声音，那将只是做大而没有做强。要做强，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学者群体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东方的声音和立场是不可忽略的，前沿的思想更是不可忽略的！电视批判应该寻找到自己更多的理论武库，其中最可关注的是电视生态批评，这不仅是世界学术前沿，也是中国学者可以同西方进行平等对话的最好方式，更是东西方文化走向整合的一个契机。
需要追问的是：研究当代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张扬电视生态文化维度，这对我们而言，关系到中国电视文化话语转型和精神文化生态平衡问题。
其一，研究电视文艺生态的批评之维，重在用中西对话的方式，将中国精神文化中的源远流长的精神财富与经历过现代性后现代性振荡的西方生态文化学相结合，运用于电视文化精神重建的事业。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生态思想的考察，是中西电视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国当代电视文化中的生态失衡和精神缺钙问题呈现出来。只有去除了的电视文化在大众化问题上的自身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精神生态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电视文艺批评才有无限发展的精神空间。
其二，对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在我的研究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既不照搬和移植西方最新的生态文化学理论，也不回避现实，不学究式的在理论武库中玩批评的魔方，而是在与最新西方思想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中国电视中的诸多问题，运用批评的武器加以深度分析，从而建设中国当代电视文艺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生态文化思维方式转型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取长补短、扬优弃劣中，使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在对话中形成人类新世纪思想，从而使得当代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获得重新确立。
其三，中国电视文化是全球电视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电视人的思考将成为世界电视史上的重要资源。电视从西方播撒到整个世界，但是电视中播出的节目却是文化话语圈层决定的，文化需要深度对话而化解文化误读。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种说法：“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唯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佞妄，有着不可缺乏的纠偏功能。”[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其四，当代电视媒体文化同质化中的中国电视文化文化身份问题。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电视思想界仍然在进行持续不断的思考，并取得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我关于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思考，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意识到，今天的电视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我们在拿来的同时必须要输出我们自己的电视文化，才能达到东西方的电视文化的精神平衡。正如赛义德所说：“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掺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爱德华·W·赛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3页。]确乎如此，当今世界所有电视文化甚至网络文化都是彼此互动的，在这史无前例的图文时代，所有电视文化都只能是异质混杂的。但是其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却是不可忽缺的。正如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所说：“中国借助西方模式，能够使他为期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确立更加规范的准则，同样，我们借鉴中国的模式，可能会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权的礼的基础。它也许能提供更伟大的容忍精神，用以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并且能增强这样一种能力：它不仅使我们能看出自己的种种认识为西方所限，而且把这种限制当作人权观念的实际本质。”[郝大维、安乐哲著《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这意味着，在讲求精神生态的时代，在注重电视文化生态平衡的的新世纪，我们应该关注自然生态平衡中的人类精神处境和自己的文化身份立场，使我们不再驻足在电视的误区中而不能自拔，而是通过电视生态的重建关注真正的问题——人性的良性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精神生态平衡问题。当代电视网络传媒发生着巨大变化，“复调媒体”[“复调媒体”的提法来源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启发。]正在各领域加速改变着文化的创造和接收内涵，传统信息播撒方式正在边缘化。在这场媒体的世界性“文化战争”中，如果我们不坚持电视文化生态重建，如果我们不努力进行东西方的媒体对话，如果我们不坚守我们的中国身份和立场，我们将在这一全球范围内的电视文化重组中掉队。正如法国思想家于连（Fran·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中认为：“在世纪转折之际，中国知识界要做的应该是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如果不做这一工作，下一世纪中国思想传统将为西方概念所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如果没有人的主动争取，这样一个阶段是不会自动到来的。中国人被动接受西方思想并向西方传播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世纪，这个历史时期现在应该可以结束了。”
诚哉斯言！这正是我的精神寄托之处，这正是我思想明晰之后的践行之地。我相信，艺术使人获得真正的精神解放和心灵提升的宗旨没有变，说到底，媒体终究是为人的精神平衡服务的。为了持续地寻绎到和谐发展的电视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互动的之路，为了在精神世俗化和部落化的图片时代开出一条精神回家之路，我愿同生态文化家园守望者一道栖居在自己的家园。为此而坚信：
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