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不仅被蒙古人视为永远的一代天骄的圣主，且长期受到中亚许多突厥系民族的尊崇。这种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表现在14世纪以后中亚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并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历史上，在蒙古人中长期存在着“只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才能受到天命护佑以统治天下”的理念，所以也惟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才有资格称“汗”。自17世纪起，虽然西蒙古人中出过几位称汗的首领，但据研究，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是因其血统和成吉思汗家族有关。对具有成吉思汗血统的重视也见于突厥人中。
和卓是中亚社会的宗教领袖，他们多被认为系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可是据《大霍加传》记载，一位和卓却对世俗王说：“我身上有三种独特之处：一是穆圣的后裔；二是王子；三，我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见，即使自诩血统高贵的圣裔也感到有必要利用成吉思汗的巨大名望来赢得尊敬。
著名学者钟焓曾在2006年《世界民族》第5期上撰文论述了中亚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尊崇的原因，现摘编其观点于后。他说，当时，中亚地区“全部察合台人、草原居民、契丹人和突厥居民，所有这些应受安拉谴责的异教徒们，都遵守成吉思汗法令”。这反映了中亚地区的人们对成吉思汗的尊敬，把他制定的法规看作金科玉律。统治者要想取得广泛的拥护，就必须通过遵守成吉思汗的法规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这一方面反映了受“蒙兀儿人正统论”影响的穆斯林，惯于将中国封建王朝君主与成吉思汗相联系的政治思维，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亚突厥系民族上层人士，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对成吉思汗的崇拜。
其实，中亚突厥系民族普通民众对成吉思汗的敬重也是颇深的。15世纪后期，在蒙兀儿斯坦西部曾聚集了不少从布哈拉汗国分离出来的游牧人，他们被称为“哈萨克”（源于突厥语动词qaz－，意为流浪），以后又融合了若干仍保持游牧生活的突厥部落和突厥化的蒙古部落，最终形成了与逐步定居化的乌孜别克族人不同的民族。因此哈萨克族人在起源上与术赤兀鲁思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哈萨克贵族在血缘上也属于成吉思汗后裔。《巴布尔回忆录》中提到过两位哈萨克首领阿迪克苏丹和哈斯木汗，并明言他们是术赤的后人。可以肯定，他们之所以享有上述头衔，即在于其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15世纪末到16世纪，哈萨克汗国的统治者声称自己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并以此来震慑敌人。吉尔吉斯人的统治者因为不像哈萨克人那样，可以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成吉思汗身上，而被哈萨克人称为黑吉尔吉斯人。这是由于在中亚突厥系的颜色观念中，白色与王族、高贵、富有等对应，而黑色则代指平民、穷人等。至于成吉思汗在当今哈萨克人中的地位，钟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学者杜磊认识一个定居土耳其的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当他询问这位哈萨克人如何保持民族认同时，答：“我们是哈萨克游牧人的伟大首领成吉思汗的后代（他是哈萨克人，不是蒙古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谱系，这是每个哈萨克人需要记住的首件事。”该个案清楚地证明了至少一部分哈萨克人借助族谱保持了对成吉思汗的祖先认同，而当这种蕴涵历史根源的祖先认同在表面上与常识相冲突时，他们通过强调“他是哈萨克人，不是蒙古人”来强化这一认同的古老性和排他性。
此外，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还在其他突厥系民族中流传。唐努乌梁海的操突厥语的图瓦人把成吉思汗敬若神明，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他，说他教当地人种植小麦和兴修水利，还说当成吉思汗死后，图瓦人就被划归其第三子格斯尔汗统治。后者实际是藏族史诗中的格萨尔王的蒙古名称。在图瓦人眼中，这么伟大的英雄都只能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其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可见一斑。类似的对成吉思汗的神化在西伯利亚雅库特突厥人中也存在。雅库特语的成吉思汗系指一位残酷的神灵，这被认为是受蒙古统治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崇拜在中亚突厥人中是一种超民族、超语言、超宗教的广泛存在的心理认同，它覆盖了政治领域和民俗文化的各个层面。
从历史背景上看，14世纪以后，在中亚逐渐形成的突厥系民族中有不少都肇始于成吉思汗子孙所建立的汗国，如哈萨克人和乌孜别克人均源自钦察汗国，类似的还有鞑靼人，诺盖人等。这恰如学者指出的，在后蒙古时期的草原上，操突厥语的部族经常是由一个原先操蒙古语的部落为核心，而后各个操突厥语的部落又加入进来。既然这些民族的形成与蒙古帝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再加上成吉思汗独具的魅力，那么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自然容易作为一种具有维系民族作用的历史记忆而保留下来，这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魅力有时会成为一种‘血缘品质’”，“与一个家族共同体和宗族结合在一起”。这一解释适用的典型例子就是哈萨克人借助族谱认定成吉思汗是其祖先，众多统治者均凭自己拥有成吉思汗血统为其统治赢得合法化也可归入此类。这就很好地解释了那些血缘上属于非成吉思汗系的突厥人，也很尊崇成吉思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