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东干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仅有130年的历史，其主体民族是19世纪自中国迁入的回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清同治年间回族人民大起义失败后，进入当时俄国七河地区的起义残部，时间是1878年，当时人数3000多人。其中也有少数汉人，例如李科库等。另一部分是1882至1884年间俄国政府将伊犁地区归还清国后而陆续迁入俄国境内的，两部分移民共万余人，是新兴中亚东干族的源头。期间也有一些甘肃籍回民，因逃避清廷迫害而陆续迁往。在东干族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部分当地民族，如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的成分，但仅占极少一部分。
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我国西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回族农民起义。他们一开始趁清军忙于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迅速弥漫到整个陕西，于1862年6月底围攻西安。直到1863年秋天，多隆阿进军陕西，情况才得以改变。从1864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但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攻占周至，进城时遭流弹击中，伤重不治。陕西回军遂趁势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
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白彦虎等在左宗棠的步步紧逼之下，1866年，退守甘肃。
1871年，左宗棠进逼甘肃，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回民的反清起义至此已是尾声。为逃避可能的屠杀，1872年，以白彦虎等为首的部分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再退到新疆，最后分三路逃亡俄罗斯。
逃亡俄罗斯的即形成日后东干族的主体。
第一路人马由甘肃籍首领尤素甫?哈孜列特率领，他们冒着大雪越过了别捷尔和吉沙苏山口，于1877年11月，到达今吉尔吉斯斯坦卡拉科尔市，当时人数是1116人。后来他们建成了伊塞克湖州伊尔德克东干乡。
第二路人马是由回民首领白彦虎（1840~1882年）所率领的陕西回民义军，人数最多。他们于1877年12月初，翻越雪山，避居于俄国（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一带，幸存者仅有3314人。后来他们迁移到楚河对岸并定居下来，形成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马三旗东干乡（当时该乡被称为“营盘”）。1882白彦虎病故，埋葬于此，就是今天的营盘村。
第三路人马是由马大人率领的甘肃籍军。他们越过伊尔克什坦山口，于1877年12月下旬，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又继续进发，直到1878年1月到达奥什，其时人数是1779人。这批人的后代现在主要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卡拉苏州克孜勒—沙尔克乡及哈萨克斯坦的贾尔帕克—秋别（即东干诺夫卡）乡。
这三路人马在西迁过程中，由于时值严冬，不得不翻越陡峭严寒的雪山，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饥寒困苦，大约有一半人死于西迁途中。当时的俄政府欢迎这支来自中国的队伍。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拥有良好的农耕技术，又是现成的劳动力，可以平衡当地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了充分发挥这支流亡队伍的作用，俄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宽松的民族政策和管理措施，除免除他们10年赋税和兵役外，还许诺给他们7万亩耕地，让他们自己挑选居住地。
东干人第二次迁居中亚，是在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被迫归还伊犁，一部分新疆回民和维吾尔人迁到俄国。据文件记载，约有5000名伊犁籍回民撤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定居下来。与先前已经居住在那里的回族白彦虎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东干族的雏形。经过百多年融合，这批回民的后代已成为多个中亚国家的民族一员，但仍保留黑眼睛、黑发、黄皮肤等东方人面貌。
对“东干”这个词的来历，学者进行了大量考证，“东干”即“东甘”，指甘肃东边或“东边的人”，这一说法被大家普遍接受。苏联政府于1924年，正式将这部分来自中国的回族命名为“东干族”。
中亚东干人与吉尔吉斯、哈萨克、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民族居民同甘共苦，融洽相处，共同走过了120多年的漫长岁月。现在，东干人主要生活在3个新独立的国家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为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东干族人口的85％分布在紧邻哈吉边境的楚河州（吉）和江布尔州（哈）。目前，生活在中亚地区的东干人总数约为13万。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人口约为6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比什凯克（伏龙芝）市、亚力山大乡、米粮坊乡、坎布隆乡、额尔德克乡、卡拉松乡、红色米粮滩乡等地；哈萨克斯坦约为5万多人，主要分布在阿拉木图市、塔拉孜（塔拉斯）市及郊区的东干诺夫卡乡、节尔坎特（潘菲洛夫）市和马三奇（营盘）乡、新渠乡等地；乌兹别克斯坦约为2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塔什干市及郊区的马克思农庄、安集延市附近。这一数字与东干族初定居中亚的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增加了10倍多。
现在，种植粮食、蔬菜和果园成为东干族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仅在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种植的蔬菜就占全国的50%左右。正是由于找到了合适的生存方式和自身的辛勤劳动，东干人的生活质量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语言是传承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至今还将政府部门称为“衙门”，办公人员称为“衙役”，称总统为“皇帝”等等。白彦虎一支到达营盘村后，仍沿用了陕西方言作为母语，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并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用俄语的希拉尔文字母拼写的文字。现代东干书面语言是以甘肃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甘肃方言的语音为标准语音，以20世纪40—80年代东干族作家创作的东干语文学作品为标准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东干文在经历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形态后，至1954年演变为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并使用至今。由于所处环境的改变和同汉语的大环境隔绝，东干语中掺杂了许多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东干族语言中有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音的借词。而汉语普通话则没有这么多其它民族语音的借词。东干语基本上仍保留了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从而发展形成了汉语在中亚的一种特殊变体，是汉语的一种境外地方话。
但对于东干族来说，就是东干族（回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语言观。为了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多年来，他们在学校实行双语教学，即又用俄罗斯语，又用“东干语”，主要是通过俄罗斯语上各种课程，用本族语言上语言、文学这两门课。他们为这两门课程专门编辑出版了《父母语言》、《中原话》、《发音学带字法学》，以及《我们的文学》等各种教材。除了在这些学校里使用“东干语”以外，他们在国家广播电台还有东干语播音（在比什凯克市），现在还用东干文编辑发行《东干（回族）》杂志（在比什凯克市）和《青苗》报纸（在阿拉木图市），也出版一些文艺性的书籍。
中亚东干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学。民间文学有“曲子”（宴席曲）、“口歌”（谚语）、“口溜儿”（顺口溜）、“倒口话”（绕口令）、“猜话”（谜语）、“古今儿”（故事）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都曾流传在清朝西北地区回、汉族人民中间。例如《孟姜女》、《蓝桥担水》、《绣荷包》等曲子。中亚东干族从上一个世纪30年代已涌现出了本民族的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雅斯尔、十娃子、阿里、阿尔布部等人。
在中亚众多的民族中，东干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民族。据1976年全苏人口普查，当时，中亚东干族中有副博士以上人才40名，博士4名。这种比例（即一万名东干人中有一名博士、一千名东干人中有一名副博士）在当时全苏120多个民族中居第一位。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和运动员，他们在中亚三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最初移居俄国时，逊尼派的陕西籍回民与苏菲派门宦的甘肃籍回民各行其是，以后逐渐趋同。现均属逊尼派，信仰虔诚，遵守哈乃斐学派教法。白彦虎在世时，东干人即在七河地区修建了40多所清真寺，均为中国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生孩子后请阿訇取经名。生活中严格禁酒，不食禽鸟飞鱼类，严禁吃猪肉。清真寺的阿訇有东干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等，他们在群众中普遍受到尊敬。
东干人的衣食住行仍体现着我国陕甘一带的地方特色和晚清以来的古风遗俗。在穿着上，尽管东干妇女的服装中亚化了，她们身穿中亚妇女的花布长袍，里面再穿长裤；男子一般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在他们的词汇里还保留着大裆裤、汗衫子、皮袄、马夹、大襟衣服、腰带子等旧服饰的词语。他们喜欢吃拉面、水饺、包子，吃饭用筷子，喜欢唱秦腔和陕西民歌等。食品也保留原来名称，如莲花白、黄瓜、凉粉、卤面、面片儿、馍馍、胡椒等。大多数东干人都能讲简单的汉语，语调中仍有纯朴浓重的陕西、甘肃方言和一些北方汉语成分。东干人的婚礼讲究遵从东方习惯，结婚时讲究嫁妆、彩礼、闹新房。新媳妇必须穿绣花鞋，盘头，身着绣满龙凤图案的大红襟袍、灯笼裤，头梳满清官妆“燕子头”，足穿绣花鞋，非常漂亮，而新郎多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胸前佩戴红锦等。这些习俗与中原传统毫无二致。
东干人很重视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黑白照片、画像、服饰和农具等，显示着白彦虎部抵达当地后垦荒播种的历史画面。托克马克地区是东干人的聚居区，随着苏联的解体，如今这里已经划归吉尔吉斯斯坦。而被认为是李白的出生地的碎叶城，就位于今托克马克市西南8公里处。生活在托克马克当地的东干人颇以李白为荣，他们不仅翻译和传诵李白的诗句，还计划在当地修建一座李白博物馆。
中亚各国独立后，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来往更为频繁。许多东干族人发挥语言相通的优势，做跨国生意、或为别人当翻译，深得风气之先。在中国新疆边境从事商品贸易者以东干人较多。大部分人都发了财，盖起了漂亮的住房，现代化电器应有尽有。有些东干人还做铁匠、木匠、皮匠、鞋匠、金银匠等，他们的工匠手艺巧夺天工，令中亚的其他民族羡慕不已。
勤劳、勇敢、智慧的东干族同胞和所在国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着美好的家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前总统阿卡耶夫曾这样高度评价本国的东干族人民：“如果吉尔吉斯人民都像东干人民那样勤劳的话，吉尔吉斯国家的经济早就振兴起来了，吉尔吉斯国家早就像欧洲的瑞士那样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