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词是这样说的：眷乡恋土之情，谁人无之。苟非不得已，谁愿洒泪别新人，远托异国，作他乡之客？无他，为了寻求生存。
古代的海外移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隋唐时期的移民、宋元时期的移民、明代移民、清代移民和近代移民。可以说，每个移民期的来临，都有它的历史原因。
隋唐时期，中国与海外的贸易，从未间断，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对海外已不陌生，移居海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南洋地区在地理上同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最接近，一些冒险的渔民遂驾船到海外谋生，但人数不多。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变得十分活跃，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鼓励加强海外贸易活动，一方面招引外商来华贸易，另一方面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闽粤地区濒临大海，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甚至外迁居住是必然之事了。自宋元易代，社会动荡。宋末帝赵昊南逃，保宋抗元的义军战败后，元兵进行报复性屠杀，不少人逃离出境到海外避难。张所南著《宋末遗民》载：“诸文武流离海外，或仕占城（越南南部），或婿交趾（越南北部），或别流远国。”这些流民到了番邦之后，南洋政府对华商有诸多优待，让这些流亡的人有一种扎根彼地的感情，于是慢慢地在那里成家立业，逐渐融人当地社会，成为华侨。
明代初期，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厉行“海禁”。洪武四年（1371年），首先颁布禁海命令，洪武十四年（1381年），再次下令“禁滨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并在沿海一带设置城寨卫所，派兵防守，对敢于出海“通番”贸易者实行严厉打击，使明初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受到很大打击。这种海禁政策，一直到嘉靖年间都没有宽弛。这个时候，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沿海商人为了追求巨大利润，从事私人海上贸易相当频繁，并且慢慢地形成较大的规模。这种私人贸易无疑是有风险的，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得不移民海外，定居海外。
第四个阶段是清朝统一中国之初，为了政权的稳固计，实行海禁政策，而且必明朝更甚。 “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为了对付郑成功反清力量，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实施“迁界”令，强迫沿海地区内徙30—50里，并将沿海村镇夷为平地。康熙元年至五年，又接连三次颁布迁界令，“既迁之后，不许出界耕种，不许复出界外盖屋居住，如有故犯，俱以逆贼处斩”。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海禁政策才稍有放松。这个时候，在广东澄海境内初步形成了樟林等港口，出入其间的红头船为人们飘洋过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第五阶段是近代移民。最早是西方殖民者在南洋地区搞开发，而需要大量的商业中介人和劳动者，促使了移民活动。另外，是被殖民者同本地奸民相勾结掳卖出去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周期性的国内政治危机（政权腐败—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种族屠杀）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这些就是人们移居海外的基本动因。列宁说：“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
早期还有落草为寇，浪迹海外，演变成华侨的。
还有就是被日本海盗及西方殖民者掳卖而成为华侨。
明景泰三年（1452年），倭寇（我对日本海盗的蔑称）猖獗，常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渔猎其民，民困宁居”。这些被倭寇掳掠的良民便成为出国华侨。
16世纪，西方殖民者在南洋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为了开发和掠夺这些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西方殖民者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对华人采取招徕政策。1619年，出任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彼得逊·柯恩就特别训令驻外官员，务要“优厚接待北大年、暹罗、宋卡等中立国家的华侨，发给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即巴城，今雅加达）经商”。
1625~1627年，来到巴城的中国移民有4280人，后有2854人留在巴城。这些移民约十之六七来自福建，十之三四来自广东及江、浙沿海省份。
西方殖民者曾使用暴力手段掳掠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居民卖往殖民地，从事垦殖等开发性劳动。如明正统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殖民者灭马六甲后，窃其名要求贡封，遭明政府拒绝。1519年，葡人入侵广东沿海几县。这些被当地居民称为凶狡的“佛郎机人”，在沿海地区“掠卖良民，筑室为寨，为久居计”。明隆庆三年（1569年）春，有“蕃舶泊崖门，祠庙数为秽渎。奸民多掠良家子女卖之，汤惟蛟兄弟其首也。”除汤惟蛟兄弟外，还有许永、黄恩宠等内地奸民与“蕃人”暗通往来，掠卖良家子女于外洋。这些被掠买的良民出洋后就成为华侨。
可以说，鸦片战争前，绝大部分都是一种和平的移民，它同鸦片战争后盛行的“猪仔贸易”，性质根本不同。这些移民为侨居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说，唐、宋、元时期是海外移民活动的孕育期、序幕期的话，那么，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则是海外移民活动的发展期。
而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略，割地赔款。无能的清政府弄得国弱民贫，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再无法应付苛捐杂税，不得不寻求出路。其次是兵燹祸乱，盗贼蜂起，导致田园荒芜，道有难民。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年），洪秀全起义时期，兵连祸结，百姓遭遇株连。为生计逼迫，不少人不怕历险，不顾清政府之禁令，避走南洋。
犹有甚者，广东、福建等省又多次发生土客械斗，不少人因此而流离失所，荒郊支帐而居，野果充饥；大量居民逃亡港澳南洋以避世乱。械斗期间，土人和客人双方把俘虏作“猪仔”，运去港澳被卖出洋。其中少数青少年妇女被卖为妾为妓。《李冠蓬诗集》载：“东坑陈某之女，经许配邻乡，尚未迎娶。因客民破村被掳，鬻于澳门为娼。”《赤溪县志》载：“为土人所掳获者，于杀戮外，择其年轻男子，载往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地劳役，名曰卖猪仔，是时客民因流离无依，自到澳门卖身，到外洋作工，得资以济亲属者，亦不乏人。计较掳与自卖者，为数约二三万人。能积资回溪创立家室者，俗称猪仔客返乡，然亦只是百中之一二而已。”是时，英美殖民主义者，乘机在广州、厦门征募劳工出国，绝望地人民出洋成为谋生的重要条件。
还有就是殖民者掠夺劳工。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割香港，允许夷人在内地设馆招工。接着葡萄牙把澳门作为殖民主义者贩卖劳工的基地。秘鲁启其端，古巴效其后，澳门所有葡人，皆以此为业。广觅爪牙，遍布邻近四乡，诱骗、拐掠乡民，从水陆两路带至澳门。澳门的招工馆（猪仔馆）从数十家增至300多家。
他们拐掠劳工的伎俩是：“其始炫之以财；或诱之以赌；或倏指为负欠；强拽入船，有口难伸，无地可逃。”1843年，美国发现金矿，亟需劳工开发。香港代理我国船务的经纪人在广州、福建一带散发招工传单：
“美国人是非常富裕民族，彼等需要华人前往，极表欢迎。彼有优厚工资，大量上等房舍、食物与衣着。你可随时寄信或汇款给亲友。我等可负责传递驳汇，稳当无误。此是一个文明国家，并无大清官吏或官兵，全体一视同仁，巨绅不比细民为大。现有许多中国人，已在彼国谋生，自非一陌生之地。在彼可承祀中国神祗，本公司亦设有代办，如欲赚取工资及保障工作，可向本公司申请，便得保证。”
殖民者与洋买办同流合污，华人移美逐年递增：1849年只有771人；1850年便有4025人；1851年增至12000人；1890年则已超过10万人。
殖民者掠夺劳工，还需靠那些洋买办的走狗、猪仔头的为虎作伥。在美国的猪仔头李乃都，于1877年（光绪四年）回乡，招收200多人去美国筑铁路。《墨国华侨移殖史》记载：“墨国老皇为建国计划积极开辟交通，将筑路行车之权批与英美商人。”由是大量招募华工。1891年，华侨呼为“猪仔头”的衡老英，是旅美华侨。他与英美公司订约，由澳门、香港、广东等地招华工1800余人往墨，从事开辟。后因山林瘴疠，或水土不服，数月之间，死亡过半。1898年，白沙华侨马濯又受英国公司之托，向国内招募新客千余人，到墨南建筑华克加铁路。正如华侨在给家乡人的信中所言：“此等蝥贼，结党同谋，引诱侨胞南来，虚掷岁月，残害同君，误我同胞，罔愿生死，惟利是图，……仆等本是轩辕遗裔，汉族良民，今乃远离祖国，流落洋海，……请看今日之世情，实比唐山之不若。”
从国际背景看，16世纪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对资源丰富的南洋地区的开发与掠夺。由于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富有耕作和经商的传统与经验，能吃苦耐劳，西方殖民者认定中国的劳动力很有利用价值，既需要从事中介贸易的商人，更需要为数众多的耕作者及仆役等服务人员。利之所驱，为求生路，这是很多华侨出国的重要原因。加之在国内生计不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许多人只好远走南洋以求生计，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