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史料是这样形象地记载这段历史的。1849年春天，一些高鼻阔目的洋人带着他们的中国走狗来到了广东、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募劳工去秘鲁干活。为了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了契约要劳工们签字画押。一些中国人在国内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契约上糊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当然，还有许多中国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宁肯饿死也不愿应募。对于这样的人，他们就采取绑架的手段。
他们甚至还绑架了一位中国总督的儿子。那天，这位公子正和两个同学划着小船在海上游玩，恰被秘鲁人贩子发现，便把他们二个一起绑上了秘鲁前来接收劳工的货船。从此，这三个人就在人间蒸发了。
秘鲁人贩子把这些中国人或绑或骗到手之后，便把他们弄到澳门的一个叫做“巴腊坑”的状似仓库的建筑内看管起来，不准他们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试图逃跑者，则被处死。这时，这些中国人已经不叫劳工，而要叫作“猪仔”了。而那些秘鲁人贩子，则已收起了伪善的笑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了。他们现在手中紧握着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契约，而是皮鞭、军刀、滑膛枪和左轮手枪了。
等到这些人贩子凑够了人数，他们就用烧红了的烙铁在“绪仔”们的耳后打上“c”形印记。然后，再驱赶到货船的底舱，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随后，舱门关闭，生死未卜的漫漫航程便开始了。
这个航程，要长达四个月。
四个月里，底舱内没有阳光，且通风不良，人满为患，饮水难得，饮食不足乃至变质……船舱内热臭难耐更甚于猪圈。于是，瘟疫流行，劳工们一个个死亡。据统计，死亡率至少为全船劳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
当然，也有许多劳工仅仅因为身体不适或试图反抗，便被抛进了大海。
对此，当时的秘鲁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把这种苦力贸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隶贸易”。但当年中国苦力们所受到的残忍虐待，甚至比非洲奴隶们所受到的虐待更甚。
于是，劳工们的反抗和暴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据当时秘鲁一家报纸报道：“除非极少例外，没有哪一艘运载中国劳工的船只不发生一次或多次暴动的……”
1870年10月，秘鲁人贩子租用的法国货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发生暴动。中国劳工们打开舱门，冲上甲板，杀死了狠毒的船长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夺取了这艘罪恶之船，然后驾船返回中国。
回到中国后，部分劳工得以逃脱，但16名劳工却被中国地方官砍了头。
当然，毕竟还有一多半的中国劳工经历了四个月的海上苦难，到达了地球的那一边。据统计，从1849年开始苦力贸易到1874年苦力贸易结束，25年间，共有10万名中国苦力被卖到了秘鲁。而这些中国苦力到了秘鲁之后的生活，就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了。
首先，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上岸后，就会被人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约定集体卖给某个资本家或种植园主。剩下来的则被“零售”。那时，熙熙攘攘的海港码头就更是显得热闹非常。看热闹的人们围站在中国劳工的身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就像是在观察一头头牲畜。而买主则在中国劳工中间走来走去，试试他们的身高，捏捏他们的肌肉，再拨弄他们转上两圈儿……然后再跟人贩子讨价还价。
离开码头后，这些劳工便被分别带往铁路、矿山、鸟粪场或种植园，开始了地狱般的极其艰苦的劳动了。也就是从这时起，这些劳工便不在拥有中国名字，代之以编号或西班牙名字了。
在种植园，中国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钟就被监工持枪押着下地劳动，晚上天黑定后才能收工，夜里则被锁进“寮棚”不许出入。如果试图逃跑，种植园主就会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们捉回来，施以酷刑，然后再给他们戴上脚镣，并继续干活。这样，在种植园里的墓地里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中国人的坟头——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伤痕累累并衣不蔽体地被埋葬的。
为此，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抗甚至起义。
其中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卡纳德种植园。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之后，又夺得50匹骏马，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开始向其他种植园进攻。随后，其他种植园里的中国苦力们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劳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这1200名起义劳工占领了几家种植园后，把自己武装起来，便开始进攻巴蒂维尔卡镇。之后，又转攻巴兰卡镇。他们杀死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帮凶，解放苦难中的中国劳工。
但起义最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600多名中国劳工被杀。虽然如此，起义却震动了秘鲁朝野及世界舆论，令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愤怒一旦爆发，就会一改平日里的温顺，而变得如雄狮一般英勇无比了。
毫无疑问，10万中国劳工为秘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们并不情愿。但是，随着中国劳工的愈演愈烈的暴动，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也感到了恐怖。加之华工们的苦难渐渐为秘鲁朝野及世界所知，并受到抨击，而此时，解放黑奴与农奴，谴责奴隶贸易，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这一切，都严重地冲击了苦力贸易。乃至秘鲁官方不得不开展对于这种苦力贸易的辩论，并不得不颁布了几项法令制止虐待华工。
所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华工终于干满了契约所规定的八年，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有了把同胞们的苦难写出呈文，以寻求中国政府保护的可能。
中国劳工的第一份呈文，是由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通过美国驻中国公使劳文洛斯，转交给清朝政府的。呈文可谓字字血，句句泪，令人难以卒读。但令人气愤的是，呈文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报刊上发表后，连西方人都对中国华工充满了同情，腐败的清朝政府却无动于衷。理由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
直至两年后，也就是1871年6月，中国劳工的第二份状纸以同样途径再次到达清政府手中时，清政府才不得不表示：“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劝以容忍，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
于是，一个七人上告团成立了。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那位中国总督的儿子。这位公子自从被人贩子绑架上船卖到秘鲁，经过了15年的艰苦劳动，失去了一只脚，并且双耳全聋，才获得了自由。上告团幸运地得到了恭亲王的关注，写了一份长达三千页的状文。至此，中国苦力在秘鲁遭受非人虐待的情况，才正式传到了中国，并由各国媒体传遍了世界。
在此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发表照会，要求秘鲁方面调查并惩罚人贩子发生在澳门的罪行。并于1873年12月27日宣布结束通过澳门进行的华工出口。
恰于此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玛耶西”号事件，秘鲁船长埃雷拉虐待中国劳工的残暴罪行曝光。一时间，秘鲁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众和官方的谴责。
秘鲁政府终于认识到，继续这种野蛮的苦力贸易已经不再可能，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国劳工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到中国要求谈判。缔结了有关中国与秘鲁两国关系的天津条约，从条约文本上来看，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一方面秘鲁政府保证维护中国劳工在秘鲁的权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认雇佣华工合法。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随着澳门总督禁止出口华工的法令的执行，这个贸易已经停止了。
前往秘鲁的最后一船华工是于1874年7月2日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靠岸的。
条约缔结后，按照条约之规定，中国政府理应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秘鲁，去调查并保护那里的中国劳工，可惜这个代表团一直没有派出。而中国驻秘鲁公使则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政府对于海外华工的冷漠，终于导致了华工们对于清王朝的彻底绝望，按照条约规定，已在秘鲁的华工可以选择回国。但是，只有区区几十名华工乘船回国，10万名华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鲁没有回来。
与此同时，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中国劳工们渐渐地解除了契约，而成为了自由民。这些华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鲁原系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语），并信奉了天主教。他们娶了当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等女人为妻，开始了落地生根。但他们身上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性格与习惯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在秘鲁首都利马，华人自由民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便开起了饭铺、杂货铺、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渐渐地成为了老板等等。乃至卡庞大街渐渐地成了著名的中华街。
此后，也有极少部分华人发了财，进入了秘鲁上层社会，他们已经成为秘鲁人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