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进入非洲是和掳掠华工、贩卖华工的罪恶活动连在一起的。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先是葡、法、荷、后是英、德等殖民当局先后到中国掳掠华工、贩卖华工10万多人，运到非洲去从事开矿、筑路、种植三大行业。
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一方面把黑奴带到中国充当炮灰和仆役，另一方面又掳掠中国沿海居民为奴。葡萄牙以澳门为基地，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劫掠大量华人，贩卖到异国他乡为奴，其中也有输往非洲阿尔及利亚、东非沿海、毛里求斯和南非者。1622年就有中国奴隶在阿尔及尔的记载。1638年，荷兰把一批华奴送到毛里求斯。1740年，荷兰在印尼大规模逮捕、屠杀华侨，其中一些人被贩卖到开普殖民地为奴隶。但华奴的人数每年从未超过100人。明清两朝严禁欧洲殖民者贩卖奴隶。万历年间曾明令：“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吝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清承明制，于乾隆九年（1744）详定条例，严禁殖民者贩卖人口。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国政府的打击，欧洲殖民者贩卖华奴之事才未酿成大规模的恶行。
工业革命后，由于黑奴在世界各地掀起的反抗运动，废奴运动的强大舆论压力，迫使欧美各殖民国家相继禁止奴隶贸易。于是，为种植园寻找新的劳力来源而产生了契约劳工制度，华工由此应运而生。第一批被拐骗到非洲的华工都送到昔日的奴隶种植园（农场）地区。1783年，132名华工由广州运到了毛里求斯岛。1810年，法夸尔任毛里求斯总督，极力鼓吹使用华工，并委托19世纪初来此的陆才新（？—1874）回国招工。五年后，他带5名工人返回毛里求斯，成为华侨向毛里求斯移居的担保人。
留尼汪是另一个实行种植园制度的印度洋岛国，也是招募华工较早的国家。1844年，法国从槟榔屿招募54名华工至此，契约期为5年，次年，法国商人直接从厦门招募180名华工至留尼汪，到1901年为止总共从福建招募了约3000人。
圣赫勒拿是大西洋上实行奴隶种植园制的一个岛国，也是招募华工较早的地区。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后，占有该岛的东印度公司不能再从非洲获得奴隶，劳动力供应发生问题。于是，1810年，东印度公司驻圣赫勒拿长官委托该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代招一批中国工匠和农伕。每年约招来150人左右。1815年以后，拿破仑被流放到该岛。岛上大兴土木，更感劳动力不足，希望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将招工数额从150人左右提高到350人。1816年以后，每年都有300名左右的华工抵达圣赫勒拿。1874年，容闳访问该岛时发现，“居民中有我国同胞数百人，乃前乘东印度公司船以来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属。”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列强为了改变非法招工的不利局面，强迫清政府在北京增订续约，规定“凡有华民情愿出口”，“立约为凭”，清政府不得禁阻。从此，英法等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拐贩华工出洋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随着英法等殖民国家加紧对非洲的侵略，他们也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去建设港口铁路和开采矿藏。早在1858年，法国就从广州招募了173名华工到塞内加尔修筑铁路。1879年，法国驻广州领事援引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款的规定，要求准许法国商人招工。1880~1882年，他从广州、汕头和上海招去了大批华工，这些华工都参加了达喀尔——圣路易铁道的建设。
法国占领刚果以后，决定修建海滨到布拉柴维尔的铁路。为此，法国商人在雷州半岛各县招募500余人，分批运往刚果，参加铁路建设，许多人因劳累和患病而死。
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后，立即招募华工修筑塔马塔夫——塔那那利佛公路。1896~1897年间，他们共从中越边境招募了四批华工计3003人。1901年，法商魏池受马达加斯加殖民政府的委托，与福建洋务局签订了《马达加斯加招工合同》，拟招1500人赴马种植甘蔗和做“官工”，即修建公路和铁路。合同规定，三年为期，期满回国；每日做工8小时，每月工银10元，饮食、住宿和医药悉由法官办给。这可能是为非洲招募华工而签署的第一份官方合同。但在1901年，实际上只有764名华工被招至马岛，除280人参加修筑铁路外，其余分配到各地公共建筑部门和农业部门。修筑铁路的华工死亡率高达76.9%。大批华工的得病和死亡，引起了家属和民众的不满，纷纷要求清政府加以营救，惩办魏池。闽侯知县仅惩办了几个替魏池招工的地痞了事，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保护华工。
刚果自由邦成立后，比利时殖民者着手修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铁路，并派人到中国招工。1892年，他们勾结澳门的葡萄牙劳工贩子，招到542名华工；随后又暗中派人到琼州、汕头一带招工，陆续运往比属刚果。这条铁路1889年开工，1898年建成，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特别是比利时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大批筑路工人（黑人和华工）死于黄热病、尿血、赤痢、天花和中暑。1898年，利奥波德派使臣到北京，与李鸿章签订《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刚果自由邦的招工合法化，但该条约未经批准生效。比利时殖民者招募华工之心不死，1904年从澳门招到一批华工去修筑铁路，1906年又从香港招了500余人。1911年，比利时开始大规模开采加丹加铜矿，又打算招募华工去该地开矿。比利时驻天津总领事狄西尔写信给开滦矿务局经理那森，说：“卡坦加（即加丹加）地方的大型企业因雇工困难，想要招募黄种人到那边矿上去做工，……准备和中国当局订立输出几万名华工的合同。”那森在1912年给狄西尔的回信中曾提出了六点建议，但此事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成。
欧洲殖民国家招收华工赴非，最大的一次当推英国招募华工到南非开采金矿。英布战争期间，南非黄金矿区被战火波及，黑人矿工离散，战后恢复生产时顿感劳动力缺乏。英国资本家提议招募勤劳智慧、工价低廉的华工，得到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认可。
当时的媒体把华人描写得出奇好：“华人头脑发达，拥有美国北方人的冲劲和机智，犹太人的理财和经商的能力，苏格兰人的冷静和获得欲，土耳其人的忍耐和中庸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界各优秀民族的长处，中国人一样也不缺。在媒体的颂歌声中，华人是天使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并最终形成十万华工赴南非的历史浪潮。
1904年5月13日，英国政府与清廷签订了《保工章程》。是年，第一批契约华工2万余人抵达南非，在德班登陆后，立即被运往兰德金矿。次年更达3．3万多人，1906年又继续招募了1860人，三年总计招募有63695名契约华工，占专业矿工的35．46％。原拟招足10万人，但是第一批6万多人到南非后，即遭到种族歧视很深的白种人的强烈反对，使英国矿主不得不叫停。
华工在那里受到残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苦力宿舍由白人看守，不得擅自离开，否则就要判刑、罚款或判做苦役。按合同规定，华工只准做粗工，即爆石、打眼、扛矿石上车等，每天工作10小时，但矿主经常违反合同，延长工作时间，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华工为南非金矿的开采作出了重大贡献，如1903年，黄金产量只有2972897两，1907年则达到6450940两。华工的血汗铸就了约翰内斯堡市的繁荣，使它从一片荒野变成南非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城市。
但南非华工的工资只有欧洲工人的十分之一，还要遭受矿主的克扣。矿方发给华工的工资，是无法在市面上流通的“铁片”。还有一些矿主与不法奸商相勾结，向华工兜售各种质次价高的旧衣服和劣质商品。种种盘剥之下，华工很少能够剩下什么积蓄。
劳累至极的工作，奴隶般的生活，使不少人客死他乡。仅1904至1906年短短两年间，华工死伤人数就超过了6000人，占当时南非华工总人数的10%。
1904年7月，兰德矿区公布了用鞭打惩罚触犯矿规的劳工的法令，使用“鞭笞、脚镣、黑房、乏食等”刑罚，“凡犯小罪，用犀牛皮鞭笞五十”，“笞其臀，鞭竿断者再三”。每天挖石不到36英寸进度也要挨鞭打，即使打裂了皮肉也要打到规定的鞭数为止，以后发现用橡皮带打人，不留伤痕又使人更痛苦，就改用橡皮鞭打。英国《晨报》曾登载一位波兰德先生的信，揭露了华工受鞭打的惨状：“一声令下，受刑者被剥下长裤，被按着平趴在地上，……掌刑的人手里挥动一根有三尺长木柄的皮条”执行鞭打。如果受刑者企图挣扎，“第三名监工就一脚踩在受刑者的后背上，直到打完为止”。另一种常用的鞭打工具是一根短竹棍：“受刑者脱掉上衣，跪在地上头挨着地面”，监工用竹棍猛抽其脊梁骨，“由于总打一个地方，那块皮肉立刻变成一片红肿”。英国外务部大臣赖脱尔顿在下议院答辩时说：“平时不用藤条鞭朴，若或犯事，亦唯以木棍敲打，最多不得超过24棍”。这种平时不用藤条而用木棍的惩罚，同样是奴隶制时代野蛮的刑罚制裁。
连英国报刊也承认：“南非工价日仅二先令，其佣值廉贱若是，而又待遇苛虐。工事不竣，则必加扑责，或处以他刑。此实残酷已甚，无怪其他华人之怒也。”
被激怒的华工最初相约怠工，要求矿主按合同支付工资；当军警前来镇压时，怠工往往演变为罢工。例如，拥有1300名华工的北兰德芳汀矿曾选出53名领袖与矿主谈判。谈判破裂后，全体工人从1905年3月29日起实行三天怠工，每天爆破的石方不超过12英时。矿主召来警察，逮捕并监禁了工人领袖。全体华工则团结一致举行罢工，终于迫使矿主释放了工人领袖，答应按合同支付工资。到南非的6万余名华工，三年后都陆续期满回国。但仍然有数千人留居南非。此后华人人数逐渐增多，形成华人社会。目前南非有华人数万人，其中有两万人加入南非国籍，近年来从两岸三地前去南非经商的华人不少，主要聚居在伊丽莎白港、约翰尼斯堡、开普敦等大城市。
据现有资料估计，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被招募到非洲的华工人数在10万人以上。他们的足迹遍及全非，主要在南非、留尼汪、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圣赫勒拿、刚果、塞内加尔等国。他们为兰德金矿生产的恢复和非洲国家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在许多国家垦荒开地，建立经济作物种植园，把中国农业的优良耕作技术传播到非洲。例如，华工在留尼汪等地试种茶叶获得成功，在南非开普种植水稻获得高产。他们和非洲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当地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些人还与非洲人结婚，在当地安家落户，成为旅居非洲的华侨。